文眼聚焦之人与自然：黑头公

有种鸟，叫“黑头公”，它飞过黑色的记忆，飞到明亮的窗前；有种树，叫棕榈树，它长在高高的小山坡上，长在童年的故事里；有种和谐，叫人与自然，“黑头公”、棕榈树……都已经融入我们的生命里。本期“文眼聚焦”栏目刊发的两篇文章，讲述的都是发生在人和自然之间的故事，但愿能给大家一些启迪。 

——编 者

有种鸟，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滇南、西双版纳一带叫它“黑头公”。它的体形比麻雀略大，头黑，体毛黑白相间，叫声不算婉转，却比喜鹊和麻雀要好听。以往，这种鸟只在滇南到西双版纳一带看得见，现在这种鸟儿在昆明也能看到了，想是全球变暖、物种北移的缘故。有的小区，树多一点的，常见黑头公在枝头跳跃，不时叫上一两声。

我家住昆明市中心，车水马龙之地，附近却有一山一水，山叫“圆通山”，水叫“翠湖”，都不是很大，但对一个有近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来说，市中心有这么两个好去处也算是洞天福地了。于是便有各种鸟儿飞来。除全世界无处不在的麻雀之外，还有斑鸠、喜鹊、八哥，水边还常见觅食的鹡鸰，还有就是冬天从西伯利亚飞来的红嘴鸥。偶有成群的灰喜鹊掠过，或一只孤独的杜鹃，留下一两声凄清的叫声之后又飞走了。它们都不喜欢这城市的喧嚣。它们只是路过。

但黑头公却是我窗前一年四季的常客，这在几十年前是见不到的。现在它们飞来了，只要是晴天便常见它们会在树上、屋顶上跳来飞去，不时传来一阵阵欢快的叫声，喧嚣的闹市中听到它的啭鸣是一种福气。

这是否就是西双版纳的那种黑头公呢？我存疑，便用望远镜看，就是。而每次举起望远镜时，我都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希望看到的不是西双版纳的黑头公。但是事实是每次观察结果都一样：它们就是西双版纳的那种鸟儿。个头、羽毛、叫声……完全相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昆明上学时怎么就不见这种鸟儿？我观察并得出结论的那一天，心脏似被狠狠地撞击了一下，我以为它们就是为追踪我、惩罚我而北上昆明的。它们要让我在丰衣足食的今天，回忆起那些我杀死并吃掉它们的岁月。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民不仅不能种自留地，甚至养几只鸡都叫“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所幸，我所生活的西双版纳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水稻一年两熟、三熟，尚不存在粮食供应问题，只是肉食供应仍是紧张。机关食堂一个月供应两次荤菜，为解馋，都是大块的红烧肉，每次打回一份，都让饥饿的女儿一人吃光了。看她吃得那么馋，只是心疼。看来，对动物蛋白、脂肪的需求，靠每月定量供应的那点点肉是远远不够的。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怎么办？好在西双版纳是那么富饶，小河小溪有鱼虾，山上有麂子、马鹿，树林里有各种鸟。上山打大型动物，我没那本事，打鸟倒是很容易的。就打黑头公去。黑头公又肥又嫩，多得像麻雀一样，寨子边的树林里一群群飞来飞去。如果有一支气枪到寨子周围的树林打黑头公，定会打到很多。我决定去买一支气枪（那时气枪不受管制），星期天就到郊外打黑头公。且说买到气枪的第二天，恰逢周日，我带上气枪在晓雾将散未散之际，来到市郊附近一个叫“曼厅”的寨子。寨子周围有一大片铁刀木林子，还有菩提、榕树，是鸟儿们的乐园。这里聚集有斑鸠、太阳鸟、画眉，其中最多的就是黑头公。有的正在太阳下晒着被雾气弄湿的羽毛，有的已迎着旭日高歌。在缅寺旁一棵高大的菩提树上就停着七八只黑头公，它们在枝叶间跳跃，不时叫上一两声，全然没有注意到我正蹑手蹑脚地走近它们。在一株菩提树下，我瞄准、击发，“啪！”一只黑头公应声坠落。我捡起一看，发现它嘴里竟然还含着一粒野浆果，一双没闭上的眼睛水汪汪地还盯着我……

到底吃了多少只黑头公，我从未统计过。就只知道吃。直到写这些文字之前，我从未有过负罪感。

最近。某天。早晨。惩罚来了。其时，我正饶有兴趣地读着梁实秋先生的《鸟》，书中引用英国诗人哈代在一个室内温暖如春、室外满天风雪的时刻，看到一只滚成一个雪球的鸟儿如何坠地死去。临末，诗人悲伤地叹道：“鸟！你连这一个快乐的夜晚都不给我！”

读到这里，像索命似的，窗外，几只鸟儿此起彼伏地叫开了！黑头公！是的，就是西双版纳的那种黑头公！正冲着我高声歌唱，仿佛在宣告：回来了，我们又回来了！它们唱唱停停、停停唱唱，不时还歪着脑袋，窥视书桌上正在看书的我，似要辨认出是否就是当年射杀它们族类的凶手。我此刻的心情，岂止是哈代隔窗看风雪中“滚成一个雪球”的鸟儿的那种同情和伤感，而是内疚乃至恐慌，因为它们也是生命，活蹦乱跳的生命，而我数十年前却射杀了它们，吃了它们的族类。我心里很虚，总以为它们的出现，是为宣告而来，是为惩罚而来，所谓“气候变暖，物种北移”只是自我安慰。我莫名地觉得，它们就是为追踪我而来，那叫声在我听来似乎是宣告：你杀不绝、打不完的我们又回来了，就在你的窗外，你举枪吧！可这一次，轮到我害怕了！

窗外的黑头公肯定不是来自西双版纳，也未必就是我所猎杀的那个种群的后代。但有两点是确凿无疑的：一、我曾吃了它们的同类；二、他们之间有相同的遗传基因。要是有基因谱表比对，没准我吃的就是它们上一代的直系亲属。说它们是来索命或要制造一点因果报应的事故之类，可能想远了。但它那像是专为我歌唱的啭鸣起码是让我深深地自责了：每一个物种都有生的权利，在自然中进化或淘汰，比如，这些黑头公也有它们的孵出、成长、交配、产卵、哺育，然后自然死亡而不是被射杀，这就合乎规律；可是我，破坏了这个生物链，射杀还吃了它，使一只乃至一窝鸟儿就此失去了生的权利，这是多么的残忍！

现在，我和黑头公成了朋友，只要见它们飞来，我会马上在窗外的阳台栏杆上撒些米，看它们大胆飞来啄食，然后便婉转地歌唱起来，如此，它们快乐，我也高兴。

在昆明，带给人们快乐的还有别种鸟。这是一个候鸟越冬的地方。二十多年前，第一批红嘴鸥飞临了这个四季如春的春城。这种鸟儿特大胆，你把食物高举手上，便会成群飞来抢食，翠湖边常见游人高举食物、鸥群轮番飞来抢食的情景。记得鸥群刚来的那一年，有报道说，有游客以食物为诱饵，捕食红嘴鸥，野蛮之极！时隔二十多年，今天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翠湖边人鸥相戏，鸥群欢乐的叫声和人们的嬉笑声响成一片，其乐融融，这是今天的景象。

还常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画面，在一些发达国家，这早已是常态了。我们从几十年前的捕食到现在的和谐共处，不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吗？物质是第一性的，你和一个茹毛饮血者谈动物的保护就很难沟通，生态保护、市场规律、文明秩序、遵纪守法等等，社会不进步到一定阶段，文化教育不发展到一定程度，是很难理解的。

时已深秋，已到十一月份，西伯利亚的红嘴鸥又要来昆明做客了，又可以听到翠湖那一阵阵人鸥相戏的欢乐叫声。而我的老朋友黑头公也会飞临窗前，不过它们不是迁徙的候鸟，是我窗前的常客，只是我无法弄清楚在血缘上它们和我当年捕杀并吃掉的那些黑头公有什么关系。我已经为它们准备了一些吃的，我会看到它们快乐地啄食，但只要一想到这一点，我的心就像被谁紧紧地捏着，捏着……

忏悔是很痛苦的。要避免这种痛苦，就永远别做有悖于良知的事。虽然后来懂得忏悔并且已经忏悔了，但毕竟还是痛苦。

我现在就是。

《 人民日报 》（ 2016年11月09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