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如何实现现代化——《习近平复兴中国》连载【3】

倡导绿色

31年前，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强调保护环境：“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

26年前，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提出“绿色工程”：“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

11年前，习近平主政浙江，提出“生态省建设”：“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将地方经验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是对发展模式的革命，是对唯GDP思维的革命，带来的是各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尽管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共就曾提出不能走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巨大发展压力下的中国，对快速脱贫和富裕起来的渴望远远压倒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要求，导致生态环境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正如习近平所言：“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近年来，严重雾霾、饮用水和土壤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严峻的形势让中共痛下决心，一定要将绿色发展摆到突出位置！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足见其对绿色发展的重视。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为了实现绿色发展，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要求：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要达到这些要求，不仅需要技术支撑，还需要制度创新和全球合作。

发展绿色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必须实现技术上的突破。例如，新能源的利用，如果汽车不是完全依赖化石能源，而是使用氢作为动力来源的新技术，碳排放就会减少；新能源中的生物质能源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部分化石能源消耗的问题。生物技术的发展还能用来分解废弃物，促进废弃物的转化，从而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技术的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关键。

绿色发展更需要制度创新。近十年来，习近平曾经主政的浙江就是通过制度创新实现了绿色和发展的共赢。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开始探索生态补偿制度。通过把生态价值纳入经济核算体系，激励生态保护、生态投资的服务供给，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推动企业从事绿色发展，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以水污染治理为例，浙江不仅实现了上下游不同市县之间的互动，建立了源头水生态补偿、异地开发补偿、排污权交易等相关制度，而且率先尝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与安徽省合作，对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进行补偿，每年安排资金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出3亿元，浙皖两省各出1亿元。以两省交界处水域为考核标准，上游安徽提供水质优于基本标准的，由下游浙江对安徽给予补偿；劣于基本标准的，由安徽对浙江给予补偿。自从跨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新安江流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

现在，浙江省所有市县都已实现生态环保转移支付，转移支付额度从2006年的2亿元提高到2014年的18亿元，至2014年省级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04亿元。浙江省提前消灭6500公里“垃圾河”。2014年，全省145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98个，占67.5%。

绿色发展离不开全球治理。实现绿色发展的直接动因是全球范围的环境变化，比如气候问题。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制度、政策合作和集体行动。近些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取得举世公认的成绩，清洁能源投资方面突飞猛进，风能、太阳能无论是生产能力还是装机容量都位居世界前列，电动汽车、LED更是频频出台激励政策。正如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艾瑞克·海茨所言，“中国现在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之内，居于着全球领袖的地位”。2015年12月，全球气候大会在巴黎举行，通过了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在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努力下，大会通过了“共合贸易区责任原则”，使得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资金问题得以解决。

厚植开放

中国的对外开放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0年代的“请进来”阶段：打开国门，让外国资本和技术进来。首先进入中国大陆的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华人资本；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日本、韩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欧美资本也开始涌入。这些原始资本的进入对中国改革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阶段是“接轨”概念指引下的开放。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来自WTO等国际组织的压力与国内的改革意愿互相结合，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改革，与国际通行的体制“接轨”。第三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的“走出去”阶段。大量国企和一些民企开始走出去，在海外设厂、实施海外并购。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今天的中国需要更高层次的开放，继续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水平；在“接轨”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在“接轨”的基础上参与国际体系建设；“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

上海洋山港，海天无涯，一桥如线，将中国经济最敏感的触角伸向太平洋，每年1500万标箱集装箱在这里吞吐，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这只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个缩影。自2013年9月自贸区挂牌成立以来，这块国家级试验田就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主动对接国际规则，以开放倒逼改革，引领整个经济棋局之“势”。设置“负面清单”，改外商投资核准制为备案制，“外商进入中国不用再‘打哑谜’了，投资信心一下子爆棚”；实行“境内关外”海关监管模式，优化工作流程，大幅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设立自由贸易账户系统，实行跨境人民币融资新政，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一项项新政吸引了大量的民企和跨国巨头落户自贸区。国际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库恩评价道：中国经济已进入新时期，需要各种新颖且更为精细的对外开放措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这样一个先锋之地，细致、新颖、便捷的新政策正在快速提升在此经商的好处。

如果说上海自贸区代表着新一轮“引进来”和“接轨”的话，那么中联重科的海外并购则是企业“走出去”的典范。

2015年12月22日，在美丽的意大利东北部城市博尔扎诺，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LADURNER公司签约仪式隆重举行。近些年来，中联重科“出海”动作频频，通过在海外建立销售网络、海外并购、海外设厂等多种形式，加速全球资源整合，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先锋。

2000年，中国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当时，走出去的大多是国有企业，而且是自发地、零散地走出去；现在，民营企业已经成为走出去的“半边天”。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地多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亚非拉占绝对比重；现在，对发达经济体包括日本、美国、欧盟的投资快速增长。

2001年，当中联重科董事长第一次去意大利CIFA公司时，他是带着仰慕之情前往的：“人家有70多年历史，全球第三大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我们就像小学生”。2008年9月，中联重科对CIFA进行全资收购，一跃成为全球混凝土机械行业老大。2012年，CIFA实现扭亏为盈，规模和盈利能力均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此次海外并购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典案例。

走出去，不仅是资本“走出去”，更有管理经验“走进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也是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过程。对此，中联重科体会颇深：“国际巨头在管理理念、技术资源、市场布局上都远远领先于中国工程机械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中联重科只有走出去，参与到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才能不断拉近与领先者的距离，并实现超越”。

走出去的不仅仅有企业。近些年来，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任务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已经成为中国走出去的名片。

2016年6月1日，联合国驻马里的维和部队遭到恐怖袭击，1名中国维和人员牺牲，5人受伤，这是中国自1990年参加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以来，中国维和部队牺牲的第11名烈士。在饱受战火摧残的伊拉克、在发生血腥战乱的利比里亚、在地震浩劫的海地、在南北内战持续数十年最终导致分裂的苏丹……都能看见中国维和军人的身影。26年来，中国先后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3.1万余人次。目前，共有2882名中国维和人员在刚果（金）、利比里亚、南苏丹、苏丹达尔富尔、黎巴嫩、马里、中东、西撒哈拉、科特迪瓦9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近年来，中国承担了联合国10.2%的维和经费，仅次于美国。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苏和说：“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贡献者。”

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习近平“一带一路”构想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地理大发现，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又将地球翻转了过来，令我们看到了已经沉睡了500年的欧亚大陆。“一带一路”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计划，不仅有助于提振中国经济，而且为沿线和周边国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