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有超九成中国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空气污染治理，至少15个省份签订了治理雾霾、力保蓝天的“军令状”，在一些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力”“铁腕”“最严格”等强硬措辞屡见不鲜。然而，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重点监测的全国161个城市中，空气质量未达标的城市超过90%。
治理大气污染，对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和城市来说，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环境污染和生态困境，不仅危害公众健康，而且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还会动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酿成舆情灾难。特别是政府部门操作不专业、不尽心，更容易引起公众的普遍反感，长此以往，极易成为政治问题。
“霾”是中国环保部长无法回避的问题。在2015年3月7日全国人大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表示，以前当清华大学校长时，起床第一件事是想学生的事情，现在到了环保部，每天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去看天。
其实，不仅是大气污染，水危机、土壤污染和资源短板，都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威胁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生态链条一旦断裂，中国发展也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现实的危机。
对待环境危机，习近平的态度是正向思维，也就是迎难而上。他要求从现在开始，划定红线，中国对生态环境不再欠账，然后转变发展方式，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政治优势，将一个美丽中国奉献到全世界面前。
应对雾霾，北京创造了“APEC蓝”
过去，中国民间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现在，中国民间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天。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副所长徐东群介绍，以2013年为例，持续大规模的雾霾污染范围涉及中国17个省、市、自治区，波及1/4的国土面积，影响人口约6亿。
雾霾如此频繁和大规模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超大规模消耗资源和能源带来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甘肃省城市发展研究院、兰州城市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14）》显示，2012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6.2亿吨标煤，消耗了全世界20%的能源，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8.5%，石油占17.7%，水能占7.1%，天然气占4.7%，核能占0.8%，其他占1.2%。也就是说，2012年，中国消耗了占全世界近一半的煤炭，火电则燃烧了中国一半的煤炭。
曾任中国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的郑京平指出，粗放型发展模式所付出的代价很清楚——第一，耗费大量本来就十分稀缺的资源，形成了资源的硬约束。如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已接近60％，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50％。第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硬约束。第三，有悖于发展中国家国情。发展中国家不应该长期顺差，积累大量的外汇。因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汇率大幅波动，外汇投资渠道狭窄，投资主体经验不足等原因都使得中国积蓄起的大量外汇很难做到保值增值，这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是相违背的。第四，庞大的过剩产能难以消化。
如果这种粗放的发展模式得不到扭转，雾霾的治理在较短时间内也将很难得到扭转。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指出，中国还有很大难处，我们的能源禀赋70%是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短时间内很难克服。如果我们（治理雾霾）也要30年，老百姓会感到很失望；如果说只要三五年，那是不符合实际的。雾霾天气治理要取决于能源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30年太久，三五年也不现实，我们需要一定的历史时期。
针对以雾霾为代表的大气污染问题，习近平要求相关部门不要回避，要直面难题，拿出过硬措施，解决老百姓的“畅快呼吸”问题。
2014年2月25日，北京地区雾霾笼罩，居民纷纷戴上口罩出行。在当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市民惊奇地看到，习近平在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王安顺陪同下，来到北京市南锣鼓巷的胡同里，登门看望“老街坊”。人们注意到，习近平没有戴口罩，随行的工作人员也没戴口罩。就是在这次考察北京之后，习近平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其中一个核心任务就是通过调整发展方式，改善空气质量。在这次考察工作结束时，习近平说：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虽然说按国际标准控制PM2.5对整个中国来说提得早了，超越了我们的发展阶段，但要看到这个问题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关注，所以我们必须处置。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习近平还强调指出，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行动指南也出炉了，这项由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加大综合治理力度，减少多污染物排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等十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被简称为“国十条”。“国十条”明确提出，五年内实现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空气质量明显好转，争取再用五年或更长时间，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具体指标是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给中国百姓带来了一个新词——APEC蓝。这是在习近平亲自领导下，中国华北5省市联手发起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治理大气污染行动，这次被称为“人定胜天”的污染治理行动取得了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好效果——7天的会议期间，北京云淡风轻，空气质量全部达标，这是名副其实的“APEC蓝”奇迹。
习近平在大会欢迎致辞中说，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以便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时感觉舒适一点。好在是人努力天帮忙，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好多了，不过我也担心我这个话说早了，但愿明天的天气也还好。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好，是我们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我要感谢各位，也感谢这次会议，让我们下了更大的决心，来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我们今后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也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表达了建设良好生态的坚强决心：我们正在全力进行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希望北京乃至全中国都能够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中国梦中很重要的内容。
“APEC蓝”奇迹的创造，让全世界看到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治理雾霾的强大决心和中国政府卓越的行动力，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建设美好生态的巨大潜力。
水危机，中国拿出了“水十条”
“如果现在还不节约水，最后一滴水将是我们的眼泪。”这句在中国各大电视台反复播放的广告词，凸显了中国水资源的危机。
中国是一个严重干旱缺水的国家。中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名列世界第四位。但是，中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然而，中国又是世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国家。仅2002年，全国淡水取用量达到5497亿立方米，大约占世界年取用量的13%，是美国1995年淡水供应量4700亿立方米的约1.2倍。
中国人均水资源严重匮乏，而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均。位于中国边境的黑龙江和雅鲁藏布江是中国淡水资源最丰富的水系，然而这两条大河恰恰位于人迹罕至的边疆区域，能被采用的水量微乎其微。在中国人口最密集的京津冀地区，缺水的程度超过以色列。
“水资源严重短缺、水环境严重污染、水生态严重受损，三者交互影响、彼此叠加。”中国环境保护部等七部门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在对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开展调研后，如此评价当前京津冀地区的水安全。
《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全国地表水总体轻度污染，其中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五大水系水质污染，全国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中，约六成水质较差和极差。
“目前，中国全国年用水总量近6200亿立方米，正常年份缺水500多亿立方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中国水利部水资源管理司副司长陈明说。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从事环境法研究30多年，她一针见血地指出：“雾霾大范围发生，人们经常碰到，因此被称作国家的‘心肺之患’。而水安全问题，正在构成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中国是一个能源缺乏的国家，也是一个水资源缺乏的国家。水安全和能源安全都很重要且息息相关，但是水安全比能源安全更重要、更复杂，也更需要引起重视。从国家层面看，中国石油60%依赖进口，仍可维系；但若10%的淡水资源需要进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而言，将是不可想象的。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水的承载能力，将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容量。能否保持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水资源的承受能力。
应对水危机，就必须从战略上保证中国的水安全。对此，习近平运用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明确提出了保障水安全的基本思路——保障水安全，关键要转变治水思路，按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方针治水，统筹做好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
按照习近平的思路，中国政府很快拿出了《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这份于2015年4月由中国国务院颁发的“计划”又被称为“水十条”。该计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的目标，届时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地下水超采得到严格控制，地下水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稳中趋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水生态环境状况有所好转。“水十条”从全面控制污染物排放、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着力节约保护水资源、强化科技支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严格环境执法监管、切实加强水环境管理、全力保障水生态环境安全、明确和落实各方责任、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十个方面提出了防治行动计划。
“水十条”对地方政府领导提出了“一岗双责”的问责要求：地方政府领导班子在履行岗位职责的同时，还要对水污染防治尽职尽责。考核是对地方政府的强力约束，治水不力，轻则影响资金分配，重则会被约谈，甚至追究违法违纪责任。对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导致水环境质量恶化，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要记录在案，视情节轻重，给予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已经离任的也会终身追责。
从严和务实，这是习近平对官员的一贯要求。2014年3月9日，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两会安徽代表团审议时，专门提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论述，被称为改进干部作风的“三严三实”要求。
无疑，最严格的治水措施加上最严厉的执行问责，中国改善水安全状况的未来前景将是明朗的。
划定生态红线，不再欠账
在工业化过程中，先发展后治理，再把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境外，这是当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无一例外走过的路径。历史证明，这是一条弯路，也是一条代价太大的死路。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否避免重蹈覆辙，走出一条既快速发展又善待环境的新路？
世界都在关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这是习近平的一贯态度。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指出，华北地区缺水问题本来就很严重，如果再不重视保护好涵养水源的森林、湖泊、湿地等生态空间，再继续超采地下水，自然报复的力度会更大。
生态破坏严重、生态灾害频繁、生态压力巨大等突出问题，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如何补齐生态短板？习近平有深邃的理解，他对“两山论”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实践中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和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
习近平对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的深刻认识，源自他长期对林业和生态建设的实践。福建长汀的生态巨变，就是一个缩影。
中国福建省长汀县是客家人主要的聚居地，历史上山清水秀，林茂田肥，人们安居乐业。由于近代以来森林遭到严重破坏，长汀成为当时中国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1985年，长汀水土流失面积达146.2万亩，占全县面积的31.5%，不少地方出现“山光、水浊、田瘦、人穷”的景象。
绿水青山没了，何谈金山银山？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五下长汀，走山村、访农户，摸实情、谋对策，大力支持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经过连续十几年的努力，长汀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62.8万亩，减少水土流失面积98.8万亩，森林覆盖率由1986年的59.8%提高到现在的79.4%，实现了“荒山—绿洲—生态家园”的历史性转变。
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
这个由习近平担任起草组组长的报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但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个。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无论在国内主持重要会议、考察调研，还是在国外访问、出席国际会议活动，常常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有关重要讲话、论述、批示已超过60次。
习近平强调，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
习近平多次指出，中国的改革是问题倒逼而推动的。所以改革就是要从问题导向开始。国际舆论注意到，习近平已经为中国生态建设划出了一道红线。2013年5月24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已经集中显现出来，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若再不改变，资源环境将难以支撑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就此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回到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平衡这样的矛盾很难从西方文明中找到可用的智慧，而应从东方文明的智慧中寻求启迪。
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坚定地认为，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发展出的是工业主义、技术主义，在政治上则是民族主义，西方征服世界的后果是各个非西方国家都模仿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主义模式，全球越来越有政治统一的需求，因为通过工业和技术的全球扩散，人类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下一步的关键就要看中国了。中国道家思想对宇宙和人类之间奥秘的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试图主宰宇宙的不以为然，恰恰是中国的道家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与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对美国农民大量使用农药DDT导致生态灾难提出猛烈抨击。既要粮食丰收，又要涵养生态，还不使用非自然的手段，西方的科学家至今没拿出让人信服的解决之道。这一极为困惑的科学难题却被深谙东方道家思想的中国农民轻松破解了。在中国的浙江、湖南、贵州等地，当地农民广泛采用一种“稻田养鱼法”——利用稻田水面养鱼，既可获得鱼产品，又可利用鱼吃掉稻田中的害虫和杂草，排泄粪肥，翻动泥土促进肥料分解，为水稻生长创造良好条件，一般可使水稻增产一成左右，每亩还可以收获上百斤的鲜鱼。当中国的留美学生苦苦地在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用超能计算机研究低毒农药时，他们何曾想到，他们的父辈已经用简单的“稻田养鱼法”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喜爱中国哲学和文学的习近平对文明的延续发展有深刻的思考。
放眼人类文明，审视当代中国——中华文明已延续了5000多年，能不能再延续5000年直至实现永续发展？
“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习近平的话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