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习近平虽然看上去稳健持重、动作不紧不慢，但做事却雷厉风行。2012年11月，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仅两周，便提出具有突破性的战略“中国梦”。2013年3月，也是在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两周后，习近平便开始他的首次出访之旅。他首选的目的地是俄罗斯，并且是以规格最高的国事访问形式，而不是官方访问或工作访问。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习近平以行动而不是言语表明了其对外政策倾向。
此次习近平俄罗斯之行的准备工作，应该在2012年的11月份，即他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时就已经开始了，因为筹备如此大型外交活动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人力和物力，需要众多机构协同努力。对此，我深有体会。1989年4月，我曾参与过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访中国的筹备工作。习近平圆满完成了在莫斯科为期两天的行程：以多种方式与弗拉基米尔·普京进行会晤和交流，与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总理、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及联邦委员会领导人进行会谈，造访从未对外国人开放的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作战指挥中心，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向大学生们和媒体代表发表演讲，与俄罗斯汉学家们见面等等。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她作为中国第一夫人也参加了诸多活动。彭丽媛女士是中国著名的歌唱家，拥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她访问了俄罗斯联邦军队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与同行们一起用俄汉双语演唱了苏联著名歌曲《红莓花儿开》。同时，彭丽媛还首次向大家展示了独具风范的中国第一夫人装束——融合了中国民族元素的西式服装，可以用“丽媛装”这个词来表达这种风格所具有的特色。
此次习近平夫妇的俄罗斯之行不仅在俄罗斯和中国，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也成了最重要的事，在新闻媒体中引起极大反响。
形式上的伙伴，内容上的盟友
2013年3月，习近平和普京首次作为两个伟大邻国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当然，他们早在3年前就见过面，那时习近平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而普京任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在两人以国家元首身份再次会面之前，他们都已经有了较长时间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履历（普京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总理共12年，习近平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领导职务6年）。两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设计了宏伟蓝图：中国国家主席提出了“中国梦”战略；俄罗斯总统则在此次会晤前不久向外界宣布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和实现远东地区跨越式发展的东部地区计划，可以称之为“向东看”战略。
中俄两国元首的谈话内容不会全都对外公开，而且许多会谈是小范围的，但我想，在有关国际政治、全球安全以及“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诸多问题上，两国领导人的“对表”很重要。在会晤前几个月才发生的新的地缘政治现实的背景下，两位领导人就欧洲和世界局势交换了看法，确定在可预见的将来共同行动的计划。
美国对俄中两国在叙利亚的和平倡议怒气冲冲，对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异常失望，为此提高了针对俄罗斯“冷战”的热度，并开始增强北约的力量，加速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准备在俄罗斯西部边境地区进行挑衅。中国也感受到了美国为遏制其“和平崛起”而实行的“转向亚洲”政策所带来的寒流。2011年美国政府声明要把其军事力量的60%部署到太平洋地区，并通过与日本、韩国等缔结同盟条约加强与美国的紧密关系。在获得美国海空军支持的保证后，日本在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上的态度更加积极。在习主席访俄前，美国国防部宣布在阿拉斯加地区增设亚洲反导系统的弹头数量。莫斯科和北京方面不仅在自己的边境地区，而且在中东、北非和东南亚等地也都感受到了对其根本利益的威胁。
习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阐明了他对有关中国安全所受威胁及其应对之策的思考，他说：“越是面临全球性挑战，越要合作应对，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
普京在记者招待会上总结其与习主席会晤的成果时，称此次会晤是历史性的，这并不是普京对习近平的赞美之词，而是对俄中两国双边关系质的变化给予的客观评价。两个伟大邻国的领袖，为了自己国家的最高利益达成了一致，背靠背团结在一起共同防卫进攻。正是在2013年3月，俄中之间建立了新型双边关系——形式上的战略伙伴，内容上的盟友关系。
独木不成林
俄中关系让人想起钟摆。1950年两国签署协议建立了军事政治联盟，并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得到了验证和强化，但好景不长。在1960年前后，两国领导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共同终结了苏中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开始了两国间的“冷战”。这种对立关系在1969年达到顶点：“珍宝岛事件”的发生使两国间不仅发生了局部边境军事冲突，甚至几乎升级到全面开战的程度。之后又过去了10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在保持与苏联“冷战”的条件下，与西方关系迅速好转。
1989年随着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关系才实现正常化。但那个时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内政危机都很严重，两国关系的改善不再迫切。苏联解体后，亲西方的、言行不一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并没有迅速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尽管他迈出了登上中国长城的第一步，签署了最早出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字样的协议。对于增进与解体后实力削弱、局势不稳的邻国俄罗斯的合作，中国也没有急迫感。
俄中两国关系的“钟摆”加快摆动是在新千年伊始，确切地说是从俄罗斯新总统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开始的。2001年，中俄两国签署《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使两国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加深。2004年，《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俄中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签署，并于次年生效。这是两国双边关系史上首次将两个伟大邻国的边境线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在接下来的10年里，俄中两国关系在不温不火地向前发展，政府机构间、私营企业、两国人民间的接触并没有迅速增多，正像一句俄罗斯谚语所说，“毁坏容易建成难”，很多事情还要从长计议。在俄中两国双边关系中，高层和民间的互信都不足，更重要的是，缺少来自第三国的对两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明显和直接挑战。但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的时候，这种挑战出现了。
2007年，从普京的慕尼黑发言开始，俄罗斯政府高层放弃了与西方建立平等关系的幻想。在2009年中国领导人收到并拒绝了奥巴马提出的“不能拒绝”的建议：在“G2”框架下成为美国的“小兄弟”。北京方面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应付美国针对中国崛起的围堵。在应对周边地区出现的威胁时，俄罗斯对中国的意义在加强，中国开始把俄罗斯看成是可靠的后方，可以协助保障中国在北方、西方和中亚免遭敌对行为的侵害。
在准备重返克里姆林宫的过程中，普京制定了一整套关于经济、内外政策方面的战略任务，其中的一部分普京在俄罗斯主要媒体上公开发表的系列文章中进行了阐述。在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普京提出了三条原则。
第一，“中国经济的增长绝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挑战，是一种蕴含巨大商业合作潜力的挑战，是我国经济之‘帆’借助‘中国之风’的好时机。我们应当与中国建立更为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让我们两国的技术能力和制造能力更为匹配，运用我们的智慧充分地发挥中国的潜能，以促进西伯利亚和远东经济的崛起”。
第二，“中国不会在世界舞台上称王称霸，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确实越来越自信，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因为中国在建立平等的国际秩序方面与我们所持的观点一致”。
第三，“我们与中国之间已经解决了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其中包括最重要的边界问题。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受法律文件约束的双边关系机制。两国领导人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互信。这使得俄中两国可以在真正的伙伴关系条件下，在务实和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俄中关系的模式拥有广阔的前景”。
在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时，习近平有没有类似处理与美国关系战略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样的完整构想？官方并没有签署这样的文件。虽然没有制定详细的纲领，但在俄罗斯方向上却存在清晰的逻辑和紧密的联系，有着基础雄厚的计划。习近平在与普京会晤时表达了加强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强烈愿望。这样的会晤在2013年和2014年均有五次。完全可以说2013年3月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历史性的。
俄中唇齿相依
2014年俄中关系是从2月8日开始，习近平来到索契参加第22届冬奥会的开幕式。习近平的访问象征着两国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支持达到新的更高水平。实际上，早在索契冬奥会之前，针对俄罗斯的“冷战”就已开始，各种试图阻碍冬奥会顺利举办、损坏普京总统名誉的伎俩都已显现，所以习近平现身索契从多方面看都是西方的失败和俄罗斯的胜利，兑现了北京方面的诺言。
这次索契会晤与前一年的五次会晤一样，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当前形势，并研究解决关系未来的重大问题，2013年3月达成的协议是两国关系稳定和向前发展的基础。正如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所说：“我同普京总统再次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我们一致决定，要确保中俄关系继续在高水平发展，加大相互政治支持，深入推进务实合作，拓展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作。”
冬奥会仅仅过去几天，乌克兰危机爆发，基辅发生了武装政变，克里米亚半岛人民奋起反抗篡权者，先是宣布独立，而后宣布并入俄罗斯联邦。美国及其附庸没有料到俄罗斯会在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采取坚决行动，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歇斯底里”，试图在世界舞台上孤立俄罗斯，但并没有得逞。虽然西方希望中国参与制裁俄罗斯并谴责俄罗斯的行为，但中国采取了独立、平衡的立场。
我想，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这些日子里对中俄关系的看法，可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中看出：“现在的中俄关系建立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已成为当今世界水平最高、基础最牢、内涵最丰富、最具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关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经成为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基石。”
上海的突破
在西方日益增长的反俄气氛下，莫斯科和北京准备安排普京和习近平于2014年5月20—21日在上海召开的亚信会议上举行新的会晤。俄罗斯联邦政府各部门和国有企业修改整理即将签署的各项文件，专家们也对各类谈判大纲进行修订，机要人员忙着确定出访代表团人员名单，安全部门检查领导们的行经路线、住宿及会议地点等。媒体在加紧“炮火准备”：俄罗斯自由派媒体幸灾乐祸地预言俄中两国天然气谈判将再一次无果而终，因为“俄罗斯不能变成中国能源的附庸”；较为温和的媒体机构、报刊和电视台则表示了对已与中方建立了良好关系的俄罗斯企业的关注，但报道内容也基本没有超出两国经贸合作范围。
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尹卓接受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采访内容随后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从采访尹卓将军的谈话可以看出，北京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对提高俄中战略协作的水平持怀疑态度。尹卓将军很有礼貌地表示：“中俄双方有重大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相近的态度和一致的看法，但是双方又有各自的利益，中国在南海和钓鱼岛有自己的利益，而俄罗斯在欧洲方向也有自己的利益。中俄双方彼此尊重各自的关切，互不干涉。”
中国前驻俄大使刘古昌先生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则表达了另一种立场：“尽管俄罗斯目前面临乌克兰危机和西方经济制裁、军事压力等困难，但是俄罗斯有能力应对。”之前有媒体称，普京此次访华意在寻求中方的援助和支持。刘古昌认为，普京来向中国求援的说法是不对的，虽然西方制裁和军事压力会给俄罗斯带来一些实际困难，但普京不断出奇招，完全有能力应对。他说，美国的霸权行径在乌克兰问题上充分显露，挤压俄罗斯战略空间，企图削弱俄罗斯。同时，美国还利用美日同盟和其他亚洲同盟，通过种种手段阻挠中国的发展。这种形势反而给了中俄加强合作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