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论视角下的世界新格局

把握世界格局、研究世界形势离不开学术理论。为了能够全面和深刻把握整个世界及其变化趋势，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让我们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的同时，为解决争端和分歧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从而使全人类在重大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

和以往相比，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世界格局变得更为纷繁复杂，世界形势也更加扑朔迷离，有学者甚至说人类正在走向一个“失序的世界”。怎样才能恰当看待和全面把握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和变幻莫测的世界形势？怎样才能摆脱世界的“失序”状态？近些年来，各国学术界先后提出了多种理论学说，试图全面解读世界格局并预测世界未来发展。把握世界格局、研究世界形势离不开学术理论，但关键在于要创造出一种能全面和深刻把握整个世界及其变化趋势的理论，即在能充分解释极为复杂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的同时，也能恰当展望未来并正确引导人类行动。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它主要包含两个维度并力图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一是东西方矛盾与南北方矛盾的维度，二是利益矛盾与观念矛盾的维度。本文试图从这两大基本维度出发去看待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各种矛盾和冲突，解析当今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及走向，并为最终逐步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提出若干基本思路。

新理论视角

人类内部的一切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说都可归结为利益问题和观念问题这两大因素。利益主要指经济利益，其次也有安全利益；而观念方面的情况十分复杂。世界上的诸多矛盾或是出于利益方面的原因，或是出于观念方面的原因，尤其是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经济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等都主要涉及利益因素；而宗教问题、政治体制、法律制度、文化习俗等主要涉及观念因素。

冷战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东西矛盾，而南北矛盾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从冷战结束至今二十多年中，南北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东西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从利益矛盾和观念矛盾之分去看东西方和南北方矛盾，可以得出：东西矛盾主要是观念矛盾，尤其是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和矛盾，其次也有利益矛盾；南北矛盾首先是利益矛盾，其次也有观念矛盾，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和矛盾。南北方和东西方之分是相对的，而且会发生一定变动，但这种划分符合世界整体情况。

发达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问题，即“北北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利益矛盾，观念方面的差异和矛盾较小。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多样的矛盾，即“南南矛盾”。这些矛盾既有利益因素，也有观念因素，更多的是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有些矛盾和冲突甚至十分复杂尖锐。冷战的结束推动了全球化迅猛发展，全球化促使各种利益矛盾和观念矛盾充分暴露。

需要指出，观念因素应进一步区分开思想观念问题与制度问题，二者虽密切相关，但不应混为一谈。思想观念属于精神文化，制度问题属于制度文化。[1]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一书中所区分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就没有区分思想观念问题与制度问题，也没有明确区分利益问题和观念问题。他所论及的这三类观念都属于政治意识形态，却忽略了宗教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便主要涉及宗教意识形态，此外也涉及地域及国别传统文化的差异和矛盾。这就是说，福山和亨廷顿两人都只强调某个侧面，因此其理论都有片面性。

民族问题大多是利益问题、利益矛盾，宗教问题大多是观念问题、观念矛盾。但某些地方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很难分开，两种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要有所不同。不仅不同宗教之间存在一定矛盾甚至冲突，在同一种宗教内部也会有矛盾甚至冲突，这首先和主要是观念矛盾，有时也伴随着利益矛盾。过去曾有基督教新教和旧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在伊斯兰教内部占多数的逊尼派和居少数的什叶派之间的矛盾较为复杂和尖锐。

虽然利益因素和思想观念因素本身都十分复杂，二者的相互关系更为复杂，但从这两个基本因素的视角出发，可以合理地解读人类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冲突。

从新理论视角解析世界新格局

从以上初步阐述的新理论视角出发去看全世界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可以得出许多新的启发和结论。全世界各国大小、强弱、历史文化背景、相互关系等千差万别，但通过综合比较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点，进而看清当今世界新格局的基本轮廓和走势。

南北矛盾的产生与近代西方殖民运动及二战结束后的非殖民化运动直接相关，东西矛盾的产生则与1918年苏联诞生及二战后苏联东欧集团诞生直接相关。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标志着东西矛盾在欧洲基本结束，不过目前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仍有较明显的东西矛盾色彩，在较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昔日冷战的延续。俄罗斯地位很特殊，冷战期间曾是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苏联，现在也还是较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但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与西方国家还有较大差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主要代表西方的利益和观念，北约与俄罗斯的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而且首先是观念差异和矛盾，其次也有利益矛盾。

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问题最复杂的巴以矛盾及阿以矛盾属于南北矛盾，它们首先是极为复杂尖锐的利益矛盾（被占领土问题、水资源问题等），其次也有极为复杂的观念因素（包括宗教观念、政治观念及体制等），因此极为复杂棘手。朝鲜半岛的政权对立及中国的台湾问题首先是观念矛盾，带有东西矛盾即政治意识形态矛盾的色彩，是冷战的延续，其次也有利益方面的因素。

冷战时期是北强南弱，北方发达国家综合实力最强，在诸多领域处于支配地位，南方国家大多综合实力较弱，在国际体系中处于外围、从属、弱势的地位。冷战后的今天仍基本如此。南方国家中的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国家等）发展较快，在努力赶超发达国家，是冷战后世界新格局的重要变化，不过距离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全世界的“中心—外围”基本格局仍会长期存在。

从目前人口数目看，南方国家已超过60亿并仍在迅速增加，北方国家仅约13亿并仍在不断减少。北方国家生育率低，老龄化问题较严重，劳动力短缺问题较严重；南方国家生育率高，人口过剩相当严重，带来较严重的就业问题，同时也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1945年之前，全世界人口流动大多是从工业化国家流往殖民地国家，二战结束以来更多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这个移民潮过程会长期化。

北方国家政体普遍相当稳定，政局也普遍比较稳定；南方国家政体很多不太稳定，一些南方国家内部政局动荡，部分南南国家之间矛盾上升甚至激化，且大多程度不等地有北方国家干预的背景（包括北方国家民间力量即非政府力量的干预）。北方国家不仅政府力量较强，民间力量也相当强；南方国家大多数政府力量较强，而民间力量普遍较弱。这也是造成北方国家整体力量较强、南方国家整体力量不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方国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含政治体制）较为统一，在宗教方面主要都是基督教背景，相互之间认同感相当强，客观上看其共同利益也比较多。北约作为集体安全组织是其认同感强的表现，保护其共同安全利益及共同经济利益。发达国家之间矛盾（北北矛盾）比较小，相对较容易解决。这是造成北方国家整体较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南方国家的意识形态较为多样，相互之间认同感较弱，谈不上是“价值观共同体”，共同利益也较弱，主要是地区性的共同利益和认同感（如非盟、东盟）。南方国家虽然有77国集团及其他若干国际组织，但从整体上看一盘散沙。中国领导人目前强调“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并得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而西方更多强调西方自己是“价值观共同体”，这种话语不对称恰恰说明在观念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都符合实际及各自价值取向。

在目前中东地区重要国家中，土耳其并非传统的西方国家，尤其在宗教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有较大差异，不过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目前与西方较为接近，是北约和经合组织成员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是发展中国家，但两国在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加之在利益方面也存在矛盾（石油输出等），所以目前矛盾较尖锐。叙利亚内战的原因既有观念矛盾即逊尼派与什叶派矛盾等因素，也有利益矛盾因素，加之本地区及域外各种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得问题极为错综复杂。

2001年“9?11”事件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交织激化的极端表现，这首先是观念方面因素，其次也有利益因素。目前世界各国结成反恐、打击“伊斯兰国”的统一战线颇像二战期间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超越一些利益及观念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复杂的矛盾。正如昔日世界正义力量打败了法西斯势力一样，当今世界正义力量也必定战胜恐怖主义，不过在此之后世界上还有很多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尤其是南北矛盾和部分南南国家间矛盾。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可以视为南方国家（非洲、中东）对北方国家（主要对欧盟）的冲击，是南北矛盾的一次大爆发。

需要指出，在发达国家中，德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很特殊，它更多起到缓和南北矛盾的作用，也包括缓和仍存在的东西方矛盾（主要是与俄罗斯的矛盾）。

总的来说，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新格局的基本特征为：一是南北矛盾为主要矛盾、东西矛盾为次要矛盾，同时也存在很多南南矛盾；二是发达国家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和从属地位的基本状况没发生根本变化；三是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种观念矛盾和冲突凸显，包括南南国家之间。南北矛盾与东西矛盾、利益矛盾与观念矛盾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有些甚至十分尖锐，给人类的未来带来极大挑战。

解决世界各大矛盾的出路何在

南北矛盾和东西矛盾的共同根源是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问题和观念问题。各国之间由于相互了解和理解不够、相互交流不够，加之观念方面差异较大，缺少同情心，更缺少认同感，互不信任或信任度很低，常常产生误解和误判，做出不够冷静理智的决策，相互损害彼此的利益，使矛盾激化，增大相互仇恨和报复心理，进而出现以恶制恶、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这些就是当今世界陷入乱局的主要原因。怎样才能逐步解决这些十分棘手的问题和矛盾？

应当看到，人类社会在力求解决极为复杂多样的国际问题方面已经做出大量努力和尝试，这尤其体现在战后以来成立了大量国际组织及国际论坛上。这些国际组织和论坛可以划分为：北方国家交往的平台有经合组织、北约、七国集团、欧盟等地区一体化组织；南方国家交往的平台有77国集团、非盟、东盟、阿盟、上合组织、伊斯兰世界联盟（成立于1962年，现有60多个成员国，是典型的观念型组织）等；南北间交往平台有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联合国作为最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其中南北分野和矛盾最为突出）、20国集团等；东西方平台有欧安组织（目前在调解乌克兰危机中发挥一定作用）；此外还有若干临时性平台，包括伊朗“6+1”核问题会谈，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等。

利益是基础，观念主要是精神诉求以及制度因素。各国政府的内外政策在大多情况下是兼顾利益和观念两方面因素，有时却走向极端，做出为了利益而不顾观念或为了观念而不计利益的事情。从整个人类发展史来看，各国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各国政府通常都力图首先为本国谋利益、图发展，但出于种种原因也经常做出或大或小的错误决策，损害本国利益及他国利益，同时往往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发生内战和国家分裂。犯错误的原因有多种，包括认知缺陷、判断失误等，甚至出于无知，也有的出于过于急功近利、鼠目寸光、过于利己等。各国人民显然都不愿看到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在于如何尽可能汲取前人和旁人的经验教训未雨绸缪。

“本国利益至上”即所谓“国家理性”既是冷战思维的最重要基础，也是冷战思维的突出表现，至今还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大国身上。很多中小国家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只靠自己不可能维护自身利益，必须加强合作，欧盟是最突出例证。而大国对相互依赖和合作共赢的体会没有中小国家那么深，在认识上和行动上就较为滞后，易于搞单边行动。

利益问题和矛盾主要是民生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这既要靠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来解决，也要靠全方位改革，包括各国国内和世界范围的全球性改革。但改革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搞“休克式疗法”，即不能搞剧变，不应出现权力真空，造成政局和社会混乱。例如所谓“阿拉伯之春”与西方的官方及非官方动用软硬实力急于求成、不大高明的深度介入直接有关，目前造成了包括“伊斯兰国”猖獗、恐怖袭击在全世界增多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在国际事务中，北方国家处于更主动的位置，南方国家相对较为被动，这是“中心—外围”格局的表现。在地区层面上，例如亚太地区，也是如此。发达国家，尤其是发达大国理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在此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各自复杂的特殊情况，不应简单片面，更不应动辄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否则往往使问题更加复杂和尖锐。应当倡导国际关系文明化和法制化。文明化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对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而主要采用协商对话的方式解决矛盾和争端。法制化主要包括加强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完善和尊重国际法。

要解决好世界各种矛盾，关键是建立合理公正的国际秩序、进行全球治理，其实质内容就是尽可能解决好各种利益矛盾，也要尽可能缓解观念上的矛盾，虽然难度都很大，但都并非完全不可解决。解决利益矛盾需要各种相关机制，主要靠谈判磋商、相互让步，中国政府强调建立“和谐世界”，学术界也提出了“利益和谐”等主张。

在当前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十分特殊。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及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但始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保持良好关系，而且与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也都保持着长期良好关系。例如，在当下俄罗斯与美欧交恶背景下，中国与俄美关系都较好，在长期的巴以冲突中，中国与巴以双方关系都较好。这与中国没有对外侵略扩张的传统、从不想称霸世界、在对外政策领域没有犯过较大错误有关，而是始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因此，中国可以在国际事务中比以往更多发挥缓和与调解的作用，这既包括各种利益矛盾，也包括各种观念矛盾。解决观念方面的差异和矛盾更为棘手和微妙，主要应当靠对话交流、学术探讨，而最根本的是要靠学术理论创新，使全人类在重大问题上逐步达成共识，包括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等问题的认识。中国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要不断改变和提升自己，尤其要占领理论制高点。在这方面学术界大有可为。

（《当代世界》2016年2月刊 作者：刘立群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倩瑗 王海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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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出于表达的方便有时不严格区分二者，而是笼统称为“观念问题（或因素）”，不过在需要细究时必须明确区分开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