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新青年》

蔡元培先生

1916年底，蔡元培在留法同窗汤尔和家第一次看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便被其深深吸引了。蔡元培与陈独秀原是老相识，早年曾共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此时蔡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正到处物色文科学长人选。读了陈的文章后，蔡元培不禁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最恰当的人选吗？

当时陈独秀正与他的安徽同乡、上海亚东书店经理汪孟邹在京办事，蔡元培于是便来到西河沿陈独秀借寓的中西旅馆拜访，劝陈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陈独秀舍不得放弃刚刚起步的《新青年》，有些犹豫，蔡先生就天天来找他聊天。后来蔡元培对陈独秀说，你可以将《新青年》带到北京来办，北大有一大批思想独立的教授，他们可以帮你写稿，也可以提高《新青年》的质量和知名度——蔡元培的这番话让陈独秀动了心。

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记下了蔡元培三顾茅庐的情景：“12月26日，早9时，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来访仲甫（陈独秀），道貌温言，令人起敬。”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蔡元培是前清进士，同盟会元老，曾担任过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名望和地位远非陈独秀所比，他的这番诚意感动陈独秀，最终答应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正式致函教育部，推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当时很多人诟病陈独秀没有学位头衔，也没有像样的学术著作，如何胜任文科学长？为了能让这个任命顺利通过，蔡元培特地为陈独秀虚构了学历和履历，称陈“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13日，教育总长范源廉签发了陈独秀的任职命令；15日，北京大学宣布陈任文科学长；同日，陈独秀正式上任，《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往北京。

进京后，陈独秀住在箭杆胡同，那里理所当然也就成了《新青年》的大本营。1917年8月，《新青年》因故停刊，次年1月15日复刊出版，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鲁迅等人相继加入到编辑队伍中。期间，《新青年》相继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等文章，鼓吹新文化、新思潮，将科学与民主思想带入北大。蔡元培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道：“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新青年》编辑部和北京大学文科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新青年》的撰稿人和编辑也大都是北大同人，这些思想独立的大学教授和学者积极为《新青年》撰稿，大大提高了《新青年》的质量和知名度。

据知名学者陈明远考证，这些北大教授和学者大都是义务为《新青年》服务，为什么《新青年》杂志取消作者稿酬呢？陈明远介绍：“一方面，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学运动，为社会尽义务；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

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了蔡元培的支持和帮助，有了北京大学这个根据地，才有了《新青年》的兴旺和发达。（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