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正孕育一场重大转型

当代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复杂深刻的变化，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也开始进入“新常态”，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孕育着一次重要的转型。中国转型外交的主要目的旨在顺应时代潮流，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提升外交工作的效率，维护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国家定位转型：

发展中国家+全球大国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没有变。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747美元，全球排名第81位。目前，中国仍有7017万人的贫困人口，年人均收入仅为2300元；中国经济和社会也已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人口与资源需求矛盾、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社会老龄化等一系列现实国情决定了搞好国内建设、解决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仍是最重要的任务。中国的对内发展目标可以总结为“两个百年”设想，即到2020年建党百年之际，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并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国百年之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为此，中国需要集中精力攻克国内的发展难题，对外交往要符合内部建设的大局利益。

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属性也在日渐凸显。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三十多年保持了9%以上的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4—2013年间，中国对外投资从450亿美元升至6130亿美元，增长了13.7倍，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029亿美元，商务部预测今后五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亿美元，年增速在10%以上，存量超过一万亿美元，投资领域从资源能源领域拓展至通讯、铁路、电站、核能、光伏、民航等高科技领域。力量越大，责任也就越大，中国的发展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首先，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了快速增长。2004—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9.4%。2010—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更高达893.4亿元人民币。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宣布，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其次，中国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优惠贷款。2010年起，中国国有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贷款额超过了世界银行。2014年，中国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更多的融资选择，促进了金砖国家、亚洲国家和欧洲多国的互利合作。此外，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000年以来，中国累计向联合国30项维和行动派出各类人员约2.1万人次，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08年中国海军向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护航编队，2013年中国又派军舰为转运叙利亚化武提供护航，为销毁化学武器做出积极贡献。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公开宣布，中国决定设立为期十年、总额十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建立一支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以支持联合国工作。在反恐、气候、环境等全球议题上，中国也发挥了大国责任，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外交理念转型：

义利兼顾+互利共赢

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积极推动对外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正确义利观是外交理念转型的核心。中国的对外交往开始提倡义利兼顾、弘义融利。

义与利不仅是维系人伦纲常的基础，更是维护地区秩序与世界和平的根本。扬正义、树道义，体现中国的价值取向。中国外交不仅强调自身的经济发展需求，而且讲求正确的义利观，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要既注重“讲信义”，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又强调“重情义”，重视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不斤斤计较，使得外交政策能够重义轻利、舍利取义。

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各国共享安全利益及风险，经济上相互依赖，政治上彼此关联。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粮食安全等全球议题令各国越来越难以独善其身。互利合作、互利互惠是新形势下应对全球议题和挑战的最好选择。因此，中国外交更加注重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这一理念基础上形成的“新型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工作方针”、“国际责任”等外交政策进一步拉近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距离，缓解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不适。

外交行为转型：

从被动参与到积极倡导

主动作为、积极进取是当前中国外交方式的重大转型。新时期，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主动谋划，努力进取，实现了中国外交由被动参与到主动塑造的转型。

首先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应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立足国情，立足传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坚决维护国家的正当权益和核心利益。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制改革过程中，中国适时提出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建立反映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其次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大国关系主导国际格局，世界和平主要取决于大国之间能否构建和维持和平。以西方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当代世界的主要结构性矛盾存在于中美之间，一个是守成大国，一个是新兴大国，战略对抗似乎早已注定。然而在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赖的背景下，中美之间互利合作的客观需求也在不断增强。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问美国，首次提出要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倡议。2013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谈期间，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旨在转变两强必争的冷战思维，以包容的眼光看待中美各自的制度差异，以合作的方式处理中美面临的共同挑战。

第三是夯实睦邻关系。2013年10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在经济层面，中国不断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正在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区域金融合作，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并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中日韩两大自贸区的谈判。在争议领土方面，中国主张在充分尊重历史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找妥善的解决办法，反对争议扩大化、复杂化。在海洋权益争议解决之前，各方可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在安全方面，中国大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中国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在人文交流方面，中国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提出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让合作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第四是构筑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网络。自1993年中国和巴西建立伙伴关系以来，“结伴不结盟”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特征。截至2014年底，中国已同67个国家、5个地区或区域组织建立了72对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基本覆盖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重要地区。比如中美关系是针对全球性挑战问题上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中日关系是基于能源、经贸领域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战略互惠关系，中俄是政治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3年以来，中国将与印尼、马来西亚、秘鲁、墨西哥、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委内瑞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克兰、蒙古、卡塔尔等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同法、德加强了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的伙伴关系建设明显提速。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转型：

建设者+改革者

归根结底，国家定位、外交理念和外交行为上的转型源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转型。中国从昔日的被动接受、革命者、挑战者转变成为建设者和改革者。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一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中国的商品、人员、资本影响遍及全世界。1978—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上升到了41600多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的排名从比重不足1%上升到12%。从1949—1978年的30年间,中国内地出境总人数仅有28万人/次，而在2014年，中国出境人数突破1亿人/次，中国游客占世界旅游人数的10%，中国留学生占全世界留学生的14%。二是中国广泛参与多边合作，密切同世界各国的联系。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先后同16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经贸合作机制，签署了10个自由贸易区协定，同129个国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同96个国家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400多项国际公约。

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习近平主席因此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亚投行就是互利合作的典范。根据世界银行分析，未来十年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高达8000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以及建设资金短缺成为制约亚洲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原因。2014年，中国适时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吸收了58个来自欧洲和亚洲的国家。亚投行既为国内相关行业走出去创造了条件，也为成员国带来了融资合作的机遇，更为以色列、伊朗这样的“宿敌”提供了对话合作的平台，真正将互利共赢的理念转化为现实。

中国外交的重大转型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近代中国外交基于国家积贫积弱的现实，从华夏中心转为弱国外交；革命年代的外交转型则基于两极格局对抗的现实，从国际政治二元对立转为战略大三角。新时期的外交转型基于国内发展和全球化的现实，实现了自理念到行为的一系列重大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也为地区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繁荣奠定了基础。

（本文为外交学院外交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阶段成果）

(第一作者系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第二作者单位：外交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