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解朴
2015年10月3日，德国迎来了两德统一25周年的纪念日。统一之初，德国并未谋求在欧洲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彼时德国首先要解决的是统一所带来的沉重的财政负担，以及东部和西部社会制度融合过程中所面临的各方面的困难。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不断攀升，德国还曾被称作“欧洲病夫”。但是，在两德统一25年后，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有学者将德国称为“不情愿的霸权”，也有学者认为德国实现了“重新崛起”，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德国在四分之一世纪后走到了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央，担当起了欧洲领导者的角色呢？本文尝试从德国自身及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
两德统一及欧元的引入
带来德国实力的变化
两德统一为德国带来了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在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分治欧洲的格局中，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是东西方力量对峙的前线。统一德国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凸显。统一德国是欧洲邻国最多的国家，东邻波兰、捷克，南接奥地利、瑞士，西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北与丹麦相连，国土面积比原来的联邦德国扩大了将近三分之一，人口增加了1650万左右。在两德统一前，联邦德国通过加入欧共体，重塑了自身形象，逐步卸下了历史的包袱，树立起了欧洲的德国人的新形象，同时借助法德轴心成为欧洲一体化的积极推动者，并且与西欧各国建立和发展了非常紧密的关系。而中东欧国家对于德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邻居，他们与德国有着长久的贸易往来史、关系密切，其工业结构、教育体制、职业培训制度等与德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另外在匈牙利、波兰等国德语被广泛使用。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进一步促进了德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贸往来，使得统一德国这一昔日东西方冲突的前沿演变为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连接东西欧的主要桥梁，统一的德国也是“唯一能够将异质的、受到离心力威胁的欧洲团结在一起的国家”。
欧元的引入为德国的“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两德统一增加了德国的经济实力，但同时也给德国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加上接踵而来的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经济和社会状况恶化，德国被称为“欧洲病夫”。施罗德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从制度层面使德国为迎接全球经济的挑战做好了准备，而欧元的引入则是德国经济重获增长的重要原因。欧元的引入使德国获得了比马克时代更便宜的汇率，这是由于欧元的汇率是根据各成员国的经济权重来确定，强国能够获得更便宜的汇率，这种结果非常有利于德国的出口。而其他成员国也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本国在出口中的竞争力，造成原本已经很强大的德国工业迅速在欧洲大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据统计，从2001年开始，德国贸易顺差迅速增加，且一半以上来自于欧盟内部。欧元引入后，强劲的出口让德国经济迅速走出颓势，逐步实现了繁荣：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统一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798.0亿欧元，而到2014年这一数值已经增长为29156.5亿欧元，增长了接近一倍。这一经济实力又恰好赋予德国领航欧洲经济的角色。
国际秩序的变化
提升了德国的国际地位
欧盟的扩大和深化为德国提供了发挥大国作用的舞台。如果说两德统一使德国具有了大国形态的话，那么欧盟的扩大和深化就为其发挥大国作用提供了机遇。德国统一使原东德地区顺理成章地加入到欧共体，欧共体也随之完成了东扩的第一步，这也恰好为中东欧国家打开了通往欧共体的道路。基于历史的、地理的和现实的联系，中东欧国家对于统一后的德国在经济、安全、战略等方面的意义重大；而中东欧国家也渴望借助德国加入欧盟。两者的利益结合使得德国成为中东欧国家入盟的桥梁。在中东欧国家入盟的问题上，德国持积极的倡导态度：积极解决与波兰、捷克等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欧盟委员会上为中东欧国家入盟投赞成票。不仅如此，德国还对中东欧国家的重建提供了积极的援助。在欧盟深化进程中，德国往往采用理念引导和制度构建的方式，以所有成员国“集体行动”的方式，悄无声息地实现本国的战略意图。例如在欧元引入前，由于德国马克已长期被视为欧洲各国货币的锚货币，各国的货币制度和央行体系已逐渐向德国模式趋同，这样在欧元引入过程中，以价格稳定为导向的货币政策及确保央行独立性成为被各国普遍接受的原则。因而，在欧元区和欧洲金融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都深深地烙下了德国的印迹。
欧美关系的新进展使德国国际地位凸显。在冷战时期，美国控制着西欧，联邦德国只是美国在欧洲的一个小伙伴。伴随着两德统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欧洲发展为世界政治中重要的一极。美国接受了欧洲的崛起，并将欧美贸易和经济联系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将跨大西洋联盟作为全球秩序的基石。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欧美在阿富汗、伊核等问题上的协调有所加强，更重要的是，欧美开启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的谈判。在TTIP的谈判中，对美国来说，德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德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良好表现，还因为美国看中默克尔在德国及欧盟中稳固的政治地位。而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美国希望德国在欧洲及周边的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欧美关系中，德国不再是美国的小伙伴，而是能够代表欧洲的平等伙伴之一，有时甚至发挥其他国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大危机为德国
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机遇
统一的德国，一个位于欧洲心脏的大国，势必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面对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和难民危机，当外界期待德国为此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的时候，无论是否情愿，无论是否胜任，德国都必须站在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央。
在欧债危机开始之初，在援助希腊的问题上，德国政府的态度和策略使其在欧盟内部处于被动局面。面对欧委会希望成员国为希腊提供直接援助的要求，德国最初并没有马上表示同意。但是，“回顾欧债危机的整个演变过程就能发现，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上，实际上是德国在救助政策实施的内容、步骤以及时机等重大问题上拥有真正的最终决定权”。[1]在欧债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德国主导下的欧洲已经形成。
欧债危机尚未结束，乌克兰危机又将德国推到了欧盟外交政策的前沿。德国与俄罗斯长期以来建立和保持着紧密的政治联系和广泛的经济关系，柏林自然成为西方处理乌克兰危机的主导者之一。如果说在欧债危机期间，德国是欧盟经济政策上的领导者，在外交与安全政策上，英法还能与其平起平坐的话，那么在乌克兰危机中，德国扮演了欧洲一号领导者的角色。德国不同于以往在国际危机和冲突中置身事外的做法，表现出积极有为的态度。当然，在是否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问题上德国还是表现出了犹豫，德国开始反对制裁，后转变为支持依据俄罗斯的表现分阶段制裁，并强调不应放弃外交斡旋和平解决的方案。当局势不断升级，欧盟启动了第三阶段的经济制裁后，德国对俄的态度也随之强硬，将经济制裁视为更加有效的途径。201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前夕，默克尔和奥朗德闪电访俄，与普京就解决乌克兰危机展开闭门会议。德法与俄罗斯的外交斡旋虽被美国一些政客诟病为绥靖政策，但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所扮演的领导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自始至终，德国坚持反对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危机，这当然首先缘于德国国内民意，另外也和德国克制的文化传统有关。
在欧债危机演化为希腊危机、乌克兰危机暂时有所缓解的当口，一场席卷欧洲的难民危机又将德国推到欧洲政治的风口浪尖。数以百万的难民将德国作为首选避难地，这是由于德国基本法规定，受政治迫害者拥有来德国避难的权利；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融入政策、教育环境以及居住环境也是难民投奔德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与其他欧洲国家有限制地接纳难民或者不欢迎难民的态度相比，德国民间具有欢迎文化的传统，而政府也表示出慷慨大方的态度，默克尔曾公开高调表态，德国对于接收难民的数量将“上不封顶”。涌入德国的难民对默克尔心存感激，德国也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称赞其为“负责任的大国”，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止一次地因为德国接纳难民表扬默克尔。但好景不长，在一个半月接纳了16万难民后，德国已不堪重负：安置难民场所趋于饱和、排外事件和破坏难民安置点的事件激增、舆论媒体炮轰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德国某些政要包括联盟党的个别成员也对此颇有微词。2015年9月13日，德国不得不宣布临时管制边界，加强对入境者身份的检查，对过往车辆和人员逐一盘查，禁止那些根据《都柏林协议》已在欧盟其他国家注册的非法移民进入德国。德国在安置难民政策上的紧急刹车不仅让那些以德国为目的地的在途难民前途未卜，也让这些难民的途经国如临大敌。逃往欧洲的中东难民在数月内经历了封锁、开放、再封锁的轮回，欧盟至今仍没有就安置难民达成一致。这场二战后最为严重的难民潮考验着欧洲国家的团结。德国采取紧急刹车的意图之一也是要敦促欧盟成员国团结协作，共同商讨和接受解决难民问题的方案。或许难民危机也可成为德国是否能够真正领导欧洲的试金石。
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明确了德国的新角色
出于对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沉痛教训的反思，战后德国形成了“克制文化”的传统。在外交政策上体现为“奉行和平主义、反军事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理念，在国际危机与冲突中多持保留立场。随着两德统一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德国在欧洲地位不断上升。德国有意愿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便需要突破在其外交政策中一直奉行的和平主义克制文化的限制。因而，自2013年起，德国政要在公开场合开始就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进行舆论造势。2013年，在德国统一日的演讲中，德国总统高克就要求德国在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2014年1月，德国政要在第5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德国必须时刻准备在外交安全政策上做出更早、更果断且更实质性地投入；2014年8月，在驻外大使返回德国外交部的年度会议上，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重申了他的外交原则，呼吁德国采取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勇于承担更多的责任。2015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国防部长冯?德莱恩直接表示，德国已做好准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她还列举了德国可进行“有为外交”的一些具体形式。如果说两年前德国总统演讲中对德国外交政策调整的最终目标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冯?德莱恩的讲话已经将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方向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出来，德国就是要在欧洲政治舞台担当领导者。但从民意调查看，公众对于德国更多地介入国际事务并不支持。受德外交部委托，科尔伯基金会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30%的德国人支持德国承担更多的责任，70%的人对此持怀疑态度。由此看来，受到民意和军力的制约，未来德国外交政策在追求积极有为的道路上，仍会以政治和外交手段（而非军事手段）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工具。
结 语
统一德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决定了它必须将欧洲团结视为己任；统一德国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它需要领导欧洲经济保持竞争优势；欧盟扩大和深化的进程以及近年来频发的国际危机将德国从欧盟决策集体中突出出来，将其推到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央。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欧美关系中借重德国的做法又进一步提升了德国的国际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也有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便形成了德国的一个新角色——欧洲政治的领导者。
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于2015年10月访问中国，中德关系必将进一步得到提升。那么德国的新角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有何裨益呢？首先，中德关系经过40余年的风风雨雨，在两国共同努力下，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欧洲政治领导者的德国将有机会更加高效地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在各领域的合作，更加快速地解决中欧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第二，作为欧洲政治领导者的德国可以与中国一道，在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等事务中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多极化进程。第三，德国拥有较为先进的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中德可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加强合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副秘书长）
(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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