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的签字笔

真相是赤裸的，真理只是看起来复杂。没人想过苏联会散伙，目瞪口呆的诸葛亮们提出了各种“诊断报告”。不管症结是什么、在哪里，最终无不直观地表现为生产力落后。

在各国驻华机构中，苏联大使馆的占地面积最大，也是毛泽东主席唯一光顾过的外国使馆。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夏天，我成了它的邻居。每天早晨，我透过窗子看着鲜艳的镰刀锤头国旗缓缓升起，晚上则在使馆门前的步道上跑跑步。年底的一个平常的早上，我习惯性地抬头看窗外，立马就愣住了：在大使馆制高点飘着的不是熟悉的红旗，而是陌生的白蓝红三色旗！

大使馆周边有好几条小街，街上的小餐馆换招牌、换老板很平常，如今这样做的是大使馆本身，而且就在我眼前发生，让我难以置信。二十多年过去了，对于苏联为什么解体这个问题，全世界有一万种解释，但让我从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的，是这本《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

摄影家有一句话：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本书把苏联在世的最后一天，从凌晨到深夜描绘得如同高清照片，有的事情精确到几点几分，因为作者离得足够近。康纳·奥克莱利是《爱尔兰时报》驻莫斯科的记者，他在苏联工作了四年，目睹了苏联解体。他娶了一位美丽的苏联姑娘为妻，对晚期苏联社会的实际状况，比一般人看得更清。他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他们的团队混得很熟，有的成了哥们儿，所以了解不少闻所未闻的上层内幕，包括危笃病人的一些奇特症状，读之先是目瞪口呆，后是恍然大悟。

比如，戈尔巴乔夫最后一次行使总统权力的时候，就发生过怪事。

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莫斯科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点，北京时间深夜12点。苏联第一任和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开始透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宣布“停止我作为苏联总统的所有活动”。

此前一分钟，他刚刚签署最后一份总统令，依法律程序为苏联开具了“死亡证明书”。其间，要不是在场的美国人帮忙，戈尔巴乔夫的告别演讲肯定推迟。

当时，绿色的文件夹已经打开，戈尔巴乔夫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笔，一支苏联制造的墨水笔。戈尔巴乔夫首先拿它在文件夹上划了两下，试试好用不好用。这个动作非常娴熟自然，说明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书写工具发生故障不是一回两回。

试验的结果证明他的担心并不多余，这支笔没法写字。本来就心烦意乱的总统忍不住抱怨：难道就没有好一点的笔吗？给我找一支好用的笔签字！

站在一旁的CNN总裁汤姆·约翰逊反应很快，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他夫人送的结婚纪念礼物，迅速递到戈尔巴乔夫手上。

这支笔泛着黑色树脂光泽，金色笔头闪闪发亮，一看就是好东西。戈尔巴乔夫接过来，又习惯性地在文件夹上划两下。哇！世界上竟有如此流畅好用的笔，他满意地笑了。于是，苏联总统用美国人提供的笔，利索地给苏联画了句号。

自己的东西在一分钟内变成了文物，约翰逊内心一阵狂喜。在整个直播过程中，他故作镇静地紧盯着那个宝贝。

苏联的葬礼终于结束了。戈尔巴乔夫疲惫不堪地站起来，很自然地把笔插进上衣口袋，如同烟民错拿了别人的打火机。就在握手告别的时候，约翰逊再次逮住了机会：先生，我的笔！戈尔巴乔夫愣了一下，抱歉地笑了笑，于是物归原主。

几小时后，全美国的电视观众瞪大眼睛端详着这个战利品，心情就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所描述：“用一支笔划了几下……它就消失了！”

但当时没有人在乎这个插曲，因为全民饿肚子已经好久了，包括顶级精英。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向外宾发牢骚，他的妻子整天忙着去各个空空的商店排队。盖达尔是叶利钦的红人、苏联俄联邦副总理，他幼小的儿子幸运地买到了最后一片面包，突然有个妇女发疯似的冲过来抢。盖达尔说，当时全社会一片绝望，不知这样的日子何时是头！——列宁所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上层不能照旧统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苏联唯一能做的是厚着脸皮跪求西方施舍，甚至连私人关系都搭上了。莫斯科市长波波夫请求美国国务卿贝克尽量多给点食物，过期的也行。美国国际外交政策协会主席吉姆·加里森是苏联总统接见的最后一位外宾。临别，总统的心腹雅科夫列夫搂住客人的肩膀，小声请求：能不能再派一架飞机来？莫斯科人没法活了。第二天，必胜客总裁给了这个面子。一位运送救济品的美国空军飞行员以为自己在做梦，对记者们大发感慨：他这辈子都在练习飞往苏联扔炸弹，没想到是来送吃的！

看起来最不可思议的，是社会各阶层人民对苏联关张的态度。俄国国家电视台只是插播了一句话，告诉观众一切都结束了，几秒钟后继续播放电影和健康指南。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助手穿上大衣赶去听音乐会。CNN聘用的俄语翻译说，没人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戈尔巴乔夫结束演讲不久，晚上7点32分，那面飘扬了将近70年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方降下。办事的士兵把红旗随意一叠，“就像餐馆的服务员收拾桌布一样！”红场上有不少散步的市民、军人、游客和情侣，也有人放慢脚步看热闹，吹着口哨，嘻嘻哈哈的。事毕，大家继续遛弯，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切并不惊讶，因为早在月初他就震惊过了。乌克兰于12月1日举行全民公决，让老百姓自己决定是否留在苏联。苏联总统心存一点侥幸，毕竟俄罗斯人占乌克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在电视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苦劝，并且举例说，他的乌克兰司机的乡亲们都反对脱离苏联。

公投结果让戈尔巴乔夫差点晕过去：90%的人支持独立！这个数字的潜台词是，连他的俄罗斯族同胞都决定跟苏联分手。人都要吃饭，人们“厌倦了无休止的物资短缺”和社会混乱，顾不上别的了。

苏联存活的时间不算短，却一直不能解决基本民生问题，好像忘了“人要吃饭”这个现实，这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事实上，沙俄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乌克兰曾是欧洲的粮仓，而苏联却在20世纪60年代后变成了粮食进口国，80年代后则“荣升”为全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一年又一年，苏联的国家形象就是排队，苏联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就是抢购。人们只要能抢到面包和日用品就满意了，根本不苛求产品质量，连总统的墨水笔都不出水呢！

就在我读完本书掩卷叹息的时候，传来了万里同志驾鹤西去的消息。万里是百岁人瑞。在乡村，八十岁以上老人去世就是“喜丧”了。然而，各种媒体纷纷缅怀他，无不提到当年民间流传的顺口溜：要吃米，找万里。在极“左”路线余音袅袅的时候，万里果断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魔术般地解决了安徽人的吃饭问题。由此发端，中国不单解决了十三亿人的温饱问题，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追求——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也初见端倪。人们感念万里和开风气之先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拥护“四个全面”的宏伟战略，并且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完全是自然而然的。

真相是赤裸的，真理只是看起来复杂，好书都善于化繁为简。全世界被苏联的宣传哄住了，直到最后都没人想过它会散伙。目瞪口呆的诸葛亮们提出了各种“诊断报告”，比如思想僵化，民族矛盾，军事扩张，敌对势力阴谋，国际原油降价，戈尔巴乔夫背叛马克思主义，等等。不管症结是什么、在哪里，最终无不直观地表现为生产力落后。

《苏联的最后一天》的作者正是用显而易见的事实，告诉人们显而易见的道理：苏联不是不该改革，而是改得太晚，让人民等得太久；既然病入膏肓，那么任何治疗都没有了意义，何况还下错药。不管什么政权，如果人民连马斯洛描述的人类最低端的需求都毫无保障、毫无指望，怎么会有未来呢？

就在戈尔巴乔夫借用美国人的圆珠笔仅仅20多天后，邓小平风尘仆仆赶到祖国温暖的南方，面向北方做出了总结：“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苏联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活生生的反证，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彻底丢弃苏联模式，永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习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