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眼·本期聚焦·抗战钩沉：追寻义勇军远去的背影

姜厚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奋起抗战，出现了各种群体的抗日义勇军，队伍一度发展到30多万人。日寇不得不动用关东军精锐清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义勇军大部分战败。部分撤至苏联。

撤至苏联的这部分人，短期休整后，绕道西伯利亚从新疆塔城口岸回国。

这批铁血军人的初衷是重赴白山黑水，继续与日寇作战。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支将近4万人的队伍最终只能落脚在了苍茫的西北大漠。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批人的命运非常悲惨，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大多数人在忍受了各种难以言说的磨难后，悄无声息地永远融进了无垠的瀚海戈壁。史书对他们的最后归宿鲜有记载，有的人死后连个坟丘都没有留下……

10多年前，我是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有一次，到南疆采访，陪同的是一位黄头发蓝眼珠的中年人——这在新疆本很寻常，可他偏偏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问其故，他说，父亲是山东人，早年闯关东时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失败后退入苏联，娶了当地一位俄罗斯姑娘。他告诉我，在新疆，像他这样的家庭很多。于是，职业的敏感让我开始追寻这个群体。

10多年来，我先后采访了174个义勇军家庭。无数幅“拼图”下，这个群体的来龙去脉渐渐厘清。姜厚本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张欣荣这条线索，是新疆日报社原副总编辑张列提供的。她俩知青插队时在一个连队。不过，采访却始终未能如愿。张列解释：“她好像有些顾虑！”

一晃就是好几年，我已经从新疆调到了浙江。一天，张列大姐打来了电话，语气透着惊喜：“欣荣同意接受采访了！”

终于在西子湖畔见到了张欣荣女士。年过六旬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打扮很得体，举手投足无不透出教养有素。

她上世纪50年代初生于乌鲁木齐。现居香港。

坐定后，她首先抛出这样一串问题：你的采访是个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目前政府对这批义勇军到底怎样看待？文章发表后，对我和家人会不会造成影响……

她一脸凝重地强调：“因为外公那段特殊经历，当年我们过得很不好……至今心里还存有阴影。说实话，来之前，我一直犹豫、再犹豫；买了票退了，退了又再买。一方面，希望外公他们经历的一切，能为后人知道、理解；另一方面，真不希望由于哪句话不妥，再次影响到我和家人……”

外孙女眼中的姜厚本

外公把家产卖了个精光，将一大家子人带到山沟里一个地窝子安顿下来。从这以后，他就再没有回过家

我讲的有关外公的一切，都是从我母亲姜瑞琴那里听来的。

外公叫姜厚本，黑龙江虎林人。家里的老一辈人提起我外公，满嘴怨气。说，是他败了姜家。

外公家世代行医，顺带做药材生意，是当地数得着的大户。到我外公这一代，家产除了那座几进几出的大宅院，还有县城边上4座葱葱茏茏的大山。全家人丁兴旺，有30多口。

外公虽然在家中排行老二，可由于他精明能干，医术精湛，家里的事都是他说了算。

母亲说，小时候她和舅舅的日子相当优裕。可是，小日本一来，一切都给毁了。外公经常十天半月不回家。即使偶尔回来一趟，也是行色匆匆，三更半夜进家，天不亮就没了踪影。家里的一切，都撂给了老实巴交的大外公姜厚生。

这还不算，外公开始不断卖地、卖房子。他是那种说一不二的男人，家里人谁也不敢问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家底自然是越来越薄。

街坊们暗地里说：姜家要败家喽，出了个败家子。你想，不赌不嫖不抽，卖地、卖房干吗？

有一天夜里，鸡快叫时，外公才回到了家，要求家里的成年男子跟他走。外婆问干什么去，他瞪了外婆一眼，外婆赶紧噤声。他一下子从家里带走了10多个男丁。从此，这10多个亲人再没回过家门。

又一个深夜，外公再次把大家召集了起来，眉头拧成了疙瘩：“各房都回去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大家都愣住了。他说：“房子我全卖了。”

这一下炸了锅，大人孩子哭成一片，积压心头已久的怨气一下子爆发了：“你败光了家不算，还要送掉全家人的命啊！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等大家情绪平复了，外公才缓缓说：“日本人逼的。知道这些年我在做什么吗？我在为抗日队伍筹集粮饷。怕连累你们，才一直没有吱声。最近，鬼子集村并屯，咱们的队伍被堵在老林子里动弹不得，不仅缺医少药，连饭都吃不上了……”

大家这才明白过来。都沉默了。半晌，外婆问：“卖了房子我们住哪里？这是关外啊，没了房子怎么过冬？”“是啊，抗日也得自己先活下去呀！”有亲属附和。

外公“砰”的一声拍了桌子：“就这么定了！都回去收拾！”

他把家产卖了个精光，将一大家子人带到山沟里一个地窝子安顿下来。从这以后，外公就再没有回过家。家里人也不敢向外人说他去了哪里。有人问起，就推说出远门做生意了。

一晃又是大半年。这年中秋节的晚上，有人敲响了地窝子的门。门刚开了一半，一个身背长枪、瘦瘦高高的中年男人闪了进来，转身朝外看了又看，这才把门反插上，和蔼地问：“哪位是姜厚生大哥？”

大外公迎上前去。“借一步说话。”来人把大外公拉到屋角耳语了一番，末了叮咛了一句，“要快。”

大外公神色紧张地命令大家：“赶快收拾东西。只带那些用得着的。鬼子要来了。”

多年以后，说起那夜的经历，我母亲仍惊魂不安。

外婆背着她、拉着舅舅随着背枪人跑到了一个山坳。这里已聚集着几十个背着包袱、抱着孩子的人。

人们走啊走啊，走了大半夜，来到了两山之间的峡口地带。背枪人做了个手势让大家停下来，压低嗓子说：“前面是敌人的封锁线。我去探探路。都管好自己的孩子，千万别出声。”说完，轻捷地闪进树丛中。

大家都找地方隐蔽了起来。每个人都蹑手蹑脚，尽可能不发出声响。突然，“哇……”响起了孩子的哭声。凄厉的哭声，顿时将夜的阒寂打破。“哇”声刚发出一半就没了动静。母亲扭头一看，一个年轻的大嫂正神色紧张地捂着怀里婴儿的嘴。

这半声啼哭，还是引来山脚下岗楼里的阵阵犬吠。岗楼上的探照灯刷地照过来。空气凝固了，四周连虫叫似乎也停了。随之，传来杂沓的脚步声。还有人虚张声势地吆喝：“看见了，快出来。不然要开枪了！”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有人不由自主站了起来。

就在这时，另一个方向传出了树枝的颤动和鸟叫声，探照灯又朝那个方向照去，枪声也响了起来。大家正不知所措，一个黑影出现在大家面前——是那个背枪人，他示意大家随他朝左边山脚慢慢移动。

突然，起风了，很快下起了瓢泼大雨。这是一场救命雨！借着大雨掩护，人们来到了江边。岸边早已泊着两只木船。

大家纷纷登船。只有那个抱孩子的大嫂像尊石像，呆立在风雨中。人们围拢过去，只见大嫂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还紧紧捂着孩子的嘴。有人从她怀里接过孩子，发现孩子的脸早憋成了猪肝色，已没了呼吸。

人群里有几个妇女轻声啜泣起来。

船向江对岸划去。祸不单行，母亲坐的船快到江心时，突然开始渗水——原来船板之间有个缝隙。船在水面上只打转不前进。背枪人让大家别慌，问有没有谁带了锅碗瓢盆。还真有人带着盆子。于是，大家一盆接一盆往外舀水，总算到了对岸。

就这样，母亲和一帮义勇军家属来到了苏联远东。苏联政府把他们安置在一个林场。在苏联生活了一年后，母亲随大家来到了新疆。

“后来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多……不过……”讲到这里，张欣荣欲言又止。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终于说：“外公解放后还活着……在塔城落了脚……我的舅舅姜云祥家在塔城。”

“哦！他晚年和儿子生活在一起？”

“没有……”

又像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她说：“在我上学的时候，外公到乌鲁木齐看过我妈……他来时，还带着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名字叫梦娃。”

在张欣荣这里，再挖不出什么了。她的讲述，给人一种碎片化的感觉。姜厚本在义勇军队伍里究竟经历了什么？他又是如何到新疆的？到新疆后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没和儿子一起生活？……只有将这些碎片全拼凑起来，才能形成一幅完整图像。

还好，从张欣荣这里知道了姜云祥、梦娃两个线索。本以为通过张欣荣便能找到姜云祥和梦娃，可让我失望了，张欣荣说，几十年来亲戚之间很少来往。

又费了很大周折，终于联系上了姜云祥的大女儿姜增华。姜增华几年前从塔城地区医院退休后，随儿子在西安生活。同我料想的一样，她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反复解释，姜增华总算打开了话匣子。

孙女眼中的姜厚本

爷爷原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我父亲的好感，最终父子相认。可父亲依然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不愿往前迈半步

其实，我父亲心里一直有个难解的结——这个结一辈子也没有解开。那就是他和我爷爷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管我大爷爷姜厚生叫爸爸，到死都没有管我的亲爷爷姜厚本叫过一声爸。连他入学、入党时候填写个人资料，“父亲”那一栏也一直填的是大爷爷姜厚生的名字。尽管他心里也清楚，姜厚本确实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父亲从7岁开始，就一直由我大爷爷姜厚生带大。更深一层原因：他始终对亲生父亲的经历表示怀疑。“历史不清”——这在那个年代可是要命的事啊！

我父亲打小就跟着家里人一直在逃难，从东北逃到苏联，又从苏联逃到新疆。坎坷的经历让他谨小慎微。新中国成立后，像我父亲这样的贫苦人家，是最大的受益者。解放不久，他就上了新疆大学。上世纪50年代初，新疆牧区开始搞土改，缺少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父亲大学没毕业就报名到了偏远的塔城。先是当土改工作队员，后来到塔城专署当秘书，再后来到塔城农科所当所长。

父亲工作非常投入，总是当先进。当时，全国都在学习“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塔城的农民称他是“塔城的焦裕禄”。他的事迹还上了《新疆日报》。

报纸出来不久，发生了戏剧性一幕。

一次，父亲正在塔城一家单位的大礼堂作报告，单位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说一个南疆老乡拿着一张刊登着我父亲事迹和照片的报纸找上了门，声称照片上这个人是他的“儿子”。

父亲连忙赶回了单位。

这是一个南疆农民装束的老汉，头发、胡子已经花白。老汉攥着报纸的那只手微微发抖，哆嗦着嘴唇说：“云祥，我是你爹，姜厚本！”

父亲的心一震，随之揪紧了：多少年了，他一直以为自己的亲生父亲早已去世。脑子里压根没有亲生父亲这个概念！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大活人，并声称是自己的爹！

最初的惊愕过后，父亲仔细打量着来人：眉眼和现在的“父亲”姜厚生确实有几分像。他想说些什么，但一看老人的装束和那张风尘仆仆的脸，警惕了起来，把涌上心头的话压了回去，淡淡地说：“我不认识你！”

那位南疆农民打扮的老汉急了：“云祥，我真的是你爹！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你们。报纸上一看到你的信息，我当天就出了门。你姐瑞琴他们都好吗？”

连姐姐的名字都叫了出来，父亲心里彻底明白了，眼前的确是亲爹。可这些年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不能盲目相认。他对传达室的工作人员说：“先请他出去。”

父亲的决绝是有原因的：那些年，运动一场接着一场，每一次都要把“社会关系”翻个底朝天。稍有不慎，阶级斗争这把利剑就会把你斩落马下。更何况，当时父亲正一路凯歌呢。

多年后，父亲告诉我们，工作人员把爷爷拉走后，他伏在办公桌上压着嗓子大哭一场。

不过，爷爷并没有罢休，他没有离开塔城。凭爷爷的生活经验，他洞察到了儿子的心思。他在我家那条弄堂的口上租了个小铺子，修起皮鞋来。不再奢望儿子会“认他”，只图每天儿子上下班路过时，能看上一眼。

那时候，干部下乡多，我父亲经常是多天不露面。这时，爷爷干活时就像丢了魂，拿着缝鞋的锥子，系着干活的皮裙，在弄堂口走来走去，四处张望。而每当父亲又出现时，他脸上先是一阵狂喜，随即又装作若无其事地埋头干起活来。

当时牧区缺医少药，爷爷是祖传的中医，修鞋之余，免费给大家看病。很快，“姜神医”的大名传遍塔城。尽管那是个黑白颠倒的年代，但善良总归能赢得人心。不久，塔城许多单位都来挖爷爷这个“宝贝”。爷爷最终选择了塔城食品公司。

生活安顿下来后，爷爷回了趟南疆，把家搬了过来。

爷爷原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赢得我父亲的好感，最终父子相认。可父亲呢，依然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不愿往前迈半步……

姜增华好像又有了什么顾虑，不往下说了。

“听说他在南疆又结婚生了孩子？”我问。

“是的。我的亲奶奶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你爷爷落户塔城后，和你父亲关系有没有改善？”

“没有。一直到死都没有改善。我也是在爷爷去世后，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那封遗书，才搞清了他的历史。”

姜增华从包里拿出一沓已经发黄脆烂的稿纸递给我：“如果父亲早早看过这封信，也许父子关系会有所改善……”

抗战时期在虎林县活动的抗日联军有两支部队，一支是1935年在黑河建立的赵尚志（军长）的第三师，师长姓郝；另一支是1935年秋建立的抗日联军第七军。

七军军长开始是陈之久，1936年初陈军长在与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以后由崔世泉（朝鲜人）任军长，副军长是毕玉民。

认识毕玉民是1935年秋天，当时是由七军负责地下工作的王乡久同志介绍的。后来，毕军长任命我为军部委员。我的任务是：隐蔽身份，筹集抗日经费和物资。

我的化名叫如山。那段时间与我联系的有陈忠玉、于会海、董成富等同志。他们后来都牺牲了。陈忠玉是被汉奸苗战祥告密杀害的。日寇对其严刑拷打，逼问抗日联军情况，他至死没有吐露一个字。

毕玉民事事身先士卒。十月份了他还和战士们穿着单衣布鞋打仗，经常连续多天吃不上饭，连猪食也吃过。有一次，在五道岗部队被围了七天，干粮和炒面吃光了，同志们只好吃封腊充饥。毕玉民同志的临危不惧更让我佩服，一次在我家附近，他只身与七八个伪满军遭遇，伪军尾随毕玉民追至x家（字辨认不清）西屋，我闻讯赶来，只见毕玉民手提匣枪坐在炕沿上，两眼炯炯直视着伪军，毫无惧色。伪军站在门口谁也不敢进前。我发现带队的伪军xxx（字辨认不清）我认识，就说都是自家人免伤和气。伪军就借台阶下坡，灰溜溜走了。

1936年6月，毕玉民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毕玉民指挥下，我和刘奉阳一起策反了住在虎林二区岛木沟的日本国境监视队闻某所部两个连队起义，打死两个日本鬼子。1937年8月，我策反驻在四区的伪满军的一个排。定于阴历8月14日晚出发，结果一个姓丁的班长发出信号时被日寇发觉，暴露了目标，队伍没拉出来。我也暴露了，8月15日晚，联军将暴露人员的家属送到苏联。我不能再从事地下工作就参加了部队，在七军通讯营负责与苏方的联系工作。当时经我动员由我带着参军的有十三人。其中，多名是我的亲属。

1937年10月，在毕玉民的亲自领导下，通讯营在苏勒营三门刘家的树林里进行了整编，整编后营长是李万林同志，我担任指导员。整编结束时，部队被日寇发现，突然遭受夜间包围。突围中牺牲了四人，其中两个是我的表侄，都只有十几岁。我也在这次战斗中负了重伤，被恰好在附近的三军七团五连连长冯永歧同志率人救出，送到苏联养伤。

说到冯永歧，他是我尊敬的一个英雄。一次，他单人和一个班的敌伪军遭遇，他采取打几枪换一个窝的办法，敌人始终摸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不敢贸然逼近。就这样他一个人战斗了一天，夜幕降临后安全突围。

另一个英雄就是和我一起策反伪满军两个连的刘奉阳。刘奉阳是七军的交通员，他机智勇敢，经常单独执行艰巨任务。1937年9月抗联得到消息，日军要对暴露了的抗联家属下手，军里就派刘奉阳负责转移这些家属，这其中也包括我的家属9人，因家中的壮男都被我带到了队伍上，剩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奉阳同志是1938年2月我在苏联养伤期间。当时刘奉阳所在的部队再次被日寇包围打散，刘护送部分伤员到苏联养伤。然后，他在苏联重新组织了约40名伤愈战士重新打回了虎林。

听说毕玉民、刘奉阳后来全牺牲了。我自己从此也再没回过可爱的家乡。

这封没有称谓、没有落款的信是写给谁的？姜增华也说不清。我们只能做如下猜测：

一、写给组织。待河清海晏，后人提起义勇军这段历史时，作为佐证。

二、写给姜云祥。这个倔强的老人要告诉儿子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

……

可惜，姜云祥也已经过世。他可能最终也没有搞清父亲的历史。

采访至此，姜厚本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但整个图，依然没能拼全：来新疆后他都做过些什么？既然为国为民做了那么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要一直隐瞒身份？临终前他又有哪些遗憾？

好在晚年和姜厚本相依为命的梦娃就生活在塔城。找梦娃就简单得多了。当50多岁的她站在我面前时，我依稀看到了姜厚本的影子：她梳着齐耳短发，走路时脚下“噔噔”有声，说话语调不紧不慢，神态不卑不亢，浑身透着干练。

听我讲完采访的目的，她很干脆：“首先代表我死去的老父亲感谢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过问过我父亲的事情。”

女儿眼中的姜厚本

后来我想，还他清白，是支撑父亲活着的原因。材料写完了，这个事说出来了，他绷着的那根弦就松了，人也就垮了

我父亲在苏联养好伤后，原本是想借道新疆回东北继续抗日的。可一进入新疆，就身不由己了。

起初，盛世才伪装得很积极，和苏联打得火热，请延安派干部到新疆来帮助工作，父亲他们这批归国义勇军，也受到了盛世才邀请。父亲被安排到了喀什的警察局，还当了个小头目。后来，苏联和德国打了起来，苏联落了下风。看势头不对，盛世才又倒向了蒋介石，开始屠杀进步人士。

我父亲消息得知得早，就逃到了和静县。和静县在天山深处，地广人稀，容易隐蔽。在这里他认识了我母亲，结了婚，1952年生了我。那时候，父亲已五十好几了。这么大年纪了还得了个孩儿，做梦也没想到。所以，就给我取了小名——梦娃。

后来，我父亲从报纸上知道了我哥哥姜云祥在塔城的消息，就找了去。谁知碰了一鼻子灰。

其实，在父亲心里，还是很在乎我哥的。每回喝醉了酒，他都会扯着嗓子大喊：“姜云祥啊姜云祥！你为啥不认你爹？你爹真的没做过任何坏事啊！”

他知道我哥不认他，都是由于他的身份问题。在单位，任何苦任何亏他都能吃。可一有人质疑他的身份，他就受不了。有一回，造反派说他历史不清，让他在单位大会议室里挂个牌子交代问题。回来后，他在床上躺了一个礼拜，不吃不喝，满嘴燎泡，撕拽着衣服不停地大声嚷嚷：为了抗日，我姜厚本抛家舍业，死了十几口子人，这一点我不后悔。可是现在胜利了，一个肯定没有，一个荣誉没有，最后反倒成了反动派！连儿子也不认我了！毕军长，是你批准我入党的，你给我做个证啊！我不是国民党！我不是反动派！

确实，身份问题，到死都是他最大的一个心结。

1977年他退休了，念念不忘的还是身份问题。他不断找人去打听。可得到的回答几乎大同小异：你说你曾是一个抗联战士，可谁能给你证明呢？你说部队打散了，了解你的人都牺牲了，又到哪里去查证呢？

一次次碰壁后，他沉默了！先是整天坐在太阳下发呆。有时候喊他吃饭，连喊几声他都没反应。后来，他又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出来。不许别人进去，敲门他也不开。我吓坏了，从门缝里看他在干什么。发现他趴在桌上写东西。

你可能也看到了，写的就是姜增华手里的那几页纸。

材料一写完，老爷子就躺倒了。让他去医院，他死活不去。初一生的病，初五就去世了。他的身体一直很棒，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呀，都没有。

后来我想，还他清白，是支撑父亲活着的原因。材料写完了，这个事说出来了，他绷着的那根弦就松了，人也就垮了！

这次，你来了解我父亲的事，作为女儿我有个愿望：我们姜家没有任何物质上的要求，只想给父亲求个名分。活着的时候，没有给他；死了，能不能给他补一个？他一定在天上看着呢！他一定很想大大方方地告诉后人：“我姜老汉曾经是个抗日的英雄！”

版式设计：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5年09月18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