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山：欧洲左翼政党的现状与前景

欧洲左翼政党构成复杂。按照它们在左右政治光谱中的位置，大致可以将其归为三类：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更为激进的激进左翼，以及极左力量。[1]这三类左翼力量在欧洲既有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不等，作用方式也各不相同。面对持续的经济危机，这些不同的左翼力量的表现也各不相同。总体来看，社会民主党经受了更大挑战，但已稳住了下滑趋势；激进左翼和极左力量表现相对活跃，但未来前景不容乐观。

社会民主党执政形势有所好转，但执政前景不容乐观

作为欧洲左翼的主流政党代表，社会民主党（包括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是欧洲左翼中的稳定执政力量，它们也以执政为主要目标。因此，衡量其政治现实和前景的主要依据是其在各种选举中的表现，以及对既有和未来欧洲政治议程的影响能力。从这两方面来看，近年来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总体执政形势有所好转，已经明显改善了其危机之初所表现出的政治颓势，但其未来的政治前景并不乐观，尤其是其提供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性政治议程的能力依然受到广泛质疑。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民主党历经磨难，一度表现出明显的政治下滑趋势，但其近几年的政治形势有所改观。以欧洲议会选举为例，在遭受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重挫之后，欧洲社会民主党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稳中有升，至少相对于右翼保守主流政党的下滑，社会民主党可谓总体上稳住了阵脚。而从各国的选举及执政情况来看，社会民主党总体上保持了与右翼主流政党的平衡局面。除危机以来一直保持领导执政地位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外，2011年后，法国社会党、意大利民主党和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相继成为领导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卢森堡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荷兰工党目前参与了由右翼政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挪威工党和丹麦社会民主党也保住了国内第一大党的位置。不过，对于一些深陷危机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如希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冰岛的社会民主党，在最近的选举中它们依然没能止住下滑的趋势。作为希腊的长期执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在2012年的两次大选均被挤出前两大党地位，2015年大选中进一步沦为议会中的最小党。更为严重的是该党的分裂趋势。2015年大选中，前总理、现社会党国际主席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单独组织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参与选举，五位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议员加入。结果却两败俱伤，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因没能获得3%的选票而未进入议会，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所获议席不到5%，成为进入议会中最小的党。

不容否认，欧洲社会民主党依然拥有强大的选举能力。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其未来的政治前景并不容乐观。

首先，此前社会民主党改革中积累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导致欧洲社会民主党前期政治上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此前的转型改革中所积累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普遍对自己的传统政治战略和政策进行了调整，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是其典型表现。政治战略上的中间化和政策手段方面对市场的灵活态度是这一转型的主要特征。在一个时期里，这一转型为其赢得了一种“现代化”的形象。但这种转型同时也蕴含了一种长期的政治风险：中间化导致社会民主党疏远了作为其传统稳定支持力量的传统工人阶级，而作为新战略基础的中间群体本身是不稳定的；强调灵活的市场机制也使得社会民主党背负了向新自由主义妥协的政治包袱。这两者的恶果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凸显。一直到今天，作为曾经的“现代化”转型代表的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没有走出这一阴影。而且，从长期来看，对于日趋以选举政治为中心的社会民主党来说，中间化战略方向是难以改变的，因此，迎合新中间阶级与避免传统支持队伍的分化的矛盾也将是长期存在的。

其次，未能提供被普遍认可的替代性政治议程，这是目前社会民主党最大的软肋。如何将“社会民主”的价值观重新注入到现实的政策当中，并提供一种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性政治议程，这是决定社会民主党未来政治空间的另一重要因素。可目前的现实却是，虽然新自由主义政策方式被人诟病，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断地表示要突出“社会民主”的价值理念，但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在日益碎片化，尤其是在经历了此前的“现代化”改革的失败后，人们难以从目前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主张中辨析出一套政策体系，能够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性政治议程。至少从危机以来社会民主党在一系列问题——包括欧盟问题、紧缩政策问题，以及福利国家的改革问题——上的政策主张中，人们还看不出其具有超越右翼政党政策的替代性意义。正因为如此，高举反紧缩大旗的激进左翼越来越强调自己作为替代性政治力量的意义。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崛起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衰落是其典型表现。

第三，困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左翼联盟问题并未解决。在既有的欧洲政治构架下，大多数国家的政党政治格局更取决于政治联盟而非主流政党的表现。但左翼力量之间的分化——这主要表现为社会民主党与激进左翼力量之间的立场分化——削弱了左翼政治的前景，这对于作为左翼主流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来说无疑是一个持久性的挑战。这种情况在德国、意大利表现得十分突出。即使是在两种力量间关系相对缓和的北欧国家，也是社会民主党欲保持长期执政的一个难题。

也就是说，虽然从总体上看欧洲社会民主党扭转了此前的政治颓势，但它们要作为一种稳定的执政力量发挥建设性作用，还需要面对一系列的问题。

激进左翼相对活跃，

但总体发展空间有限

激进左翼政党指那些在欧洲左右政治光谱中位于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与极端左翼之间的左翼政治力量。[2]与日趋中间化的社会民主党相比，这些激进左翼对资本主义持更多的批判态度，更为强调激进的民主和社会改革。但比之于极端左翼力量，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又显得更为缓和，即认同了既有的民主制度框架，也不主张革命。目前，持这类立场的激进左翼主要由三种力量构成：一些对资本主义态度相对温和的共产党或由其演变而来的政党；从一些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中分化出来的左翼政党；以及随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新的激进团体。[3]许多政党实际是这些不同历史渊源力量之间联合的产物，如目前的德国左翼党是由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继承者民社党（PDS）与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前支持者组织——即“劳动与社会公正—选举替代”（WASG）联合而成，而北欧许多激进左翼组织是由传统的工人阶级组织（主要是一些前共产党组织）与一些新激进主义的力量联合组成，它们自称为“红绿政治”的代表，如丹麦的红绿联盟和芬兰的左翼联盟等。

这里所谓的“激进左翼”实际上是一种新激进左翼，它在定位和政治目标上不同于传统的欧洲共产主义，是后者转型的一种表示。这种转型大体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开始[4]并逐渐形成的，它的两个重要政治前提是：冷战结束前后传统的欧洲共产主义力量空间被严重挤压，以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中间化改革趋向。前者促使一些传统的左翼激进力量改变了自己过去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政治态度，尤其是放弃了传统的革命立场，而后者则导致了左翼力量的一种结构性调整。在此背景下，一些传统的激进左翼力量开始表达一种新的激进主义政治目标、内容及形式。其目标概括起来就是要作为左翼政治的“替代性力量”。他们强调，中间化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失去了为公平而战斗的“左翼”性质，沦为了与新自由主义力量同流合污、维护既有秩序的力量。激进左翼要作为真正的“替代性”左翼政治代表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它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左翼政治目标，而试图把维护传统的公正目标——它们主要是围绕物质财富的再分配——与实现新的激进主义目标，包括真正的生态主义和男女平等主义结合。

这种调整的政治效果明显。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后，当主流政党（包括欧洲社会民主党）纷纷因应对危机乏力而陷入政治困境之时，激进左翼寻求作为左翼替代性力量的口号和一些政治主张——尤其是其反紧缩政策的主张——迎合了众多普通社会大众的需求。激进左翼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尤其是与一个时期里社会民主党的颓势相比，激进左翼的表现十分突出。其中，最突出的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这个最初只是一个由不同的左翼力量组成的松散选举联盟不断创造了历史，成为了执政党。其实，考虑到不同国家政治文化的差异，其他一些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的表现同样也是惊人的，如带有前东德历史印记的德国左翼党目前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三大党。其他一些一度下滑严重的传统共产党——如法国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也都止住了下滑，并在一系列选举中取得明显的进步。

但激进左翼政治上的活跃只是相对，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激进左翼目前并不真正具备作为社会民主党的替代性力量的能力。首先，这些欧洲激进左翼力量的表现本身既不稳定，也不均衡。以选举表现来看，虽说许多党都有明显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大起大落的问题。最典型的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该党一度拥有13万党员和200万的选民支持队伍，是意大利政坛中重要的平衡性力量，但目前却沦为在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中都失去席位的地步。其他许多国家的激进左翼政党也存在类似问题。这表明，这些政党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太大，一旦有利于其发展的环境——如目前一些国家面对危机的困境——发生改变，其发展空间值得怀疑。此外，在不同的国家，激进左翼的力量强弱和表现明显不均。在南欧和北欧国家力量较强，但在英国等国则明显薄弱。其次，欧洲激进左翼近期的活跃带有明显的特殊性，是否能够成为常态令人怀疑。这与危机的持续和主流政党力主的紧缩政策有关。激进左翼力量要真正作为左翼的替代性力量，必须表现在其长期的选举能力和提供替代性政策方面。从这两方面来看，即便是目前执政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也难言乐观。第三，欧洲激进左翼本身的构成复杂，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分化乃至分裂的危险。欧洲激进左翼近期的政治活跃，尤其是在选举政治上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靠左翼的联盟实现的。但由于缺少一种一致性的理念和政策，这种联盟是不稳定的。而且，随着激进左翼力量进入政府，这种因素构成复杂、目标不一而出现分化的可能性也在加大。最近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内部不同力量围绕政府与欧盟的债务处理协定的分化即突出表示了这一点。从这些方面来看，欧洲激进左翼未来的发展空间是不确定的，也是有限的。

极左力量的政治影响力有限

在欧洲，极左力量本身的构成也很复杂，包括了一些依然持传统革命立场的共产党、依然强调战斗性的托派组织和毛派组织，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组织。这类力量的共同特征是以激烈对抗的态度（包括主张诉诸革命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主张消除社会的不平等。总体而言，这类组织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有限。在被视为极端左翼的共产党组织中，除希腊共产党依然保持了一定的选举能力外，大多数持革命立场的共产党组织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力十分微弱。不过，与上述激进左翼日益强调选举政治，并在此方面取得不同程度的突破不同，这些极左组织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社会抗议方面。如英国共产党在选举政治中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却长期积极参与英国的社会抗议运动组织。因此，这类组织虽然政治影响力——至少就选举政治而言——有限，但却是欧洲政治中的一个持久性因素。

总之，欧洲左翼力量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调整。对于其中的各类左翼力量来说，其未来的政治影响力都存在不同的变数。但从既有的社会基础、政治诉求以及作用方式来看，欧洲左翼中最重要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战略和政策调整显然还没有完全定型，它们作为新自由主义政治方式的替代性力量的前景也不容乐观，尽管它们依然拥有强大的选举能力。与之并行的是欧洲激进左翼的相对活跃和极左力量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持久存在。但显然它们还都不具备改变欧洲既有政治格局的能力，尽管在个别国家或局部地区，激进左翼显示出了其打破既有平衡结构的杠杆能力。

（作者系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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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德山：《欧洲左翼政党：概念、分类与结构》，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 年9 月27 日。

[2] 欧洲激进左翼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一般人们从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该概念。一种是泛义地指称所有站在社会民主党左边的力量，另一种则是指居于中间化的社会民主党与极端左翼力量之间的力量。这里取后者的意义，参见李其庆：《“欧洲激进左翼”探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3] 林德山：《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现状及变化评介》，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5期。

[4] 对于少数政党来说，这种转型要更早，如丹麦的社会主义人民党（SF）、挪威的社会主义左翼党（SV）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