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摘“红顶”还不够

对于“红顶中介”的治理，这次可谓出了重手。上周，中办、国办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目的就是要厘清行政机关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职能边界。

被称作“二政府”的“红顶中介”，其弊由来已久，治理之难更是有目共睹。有统计说，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不满千，发展到现在近7万个，每年增速达10%到15%。其中很多协会行政化色彩浓厚，成为行政权力的延伸，被指“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与行政部门之间有着潜在的利益链条。

今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在各种场合，已不下5次提及整治“红顶中介”问题。有几次还花了相当长的篇幅，痛斥这种“二政府”现象。这样的频率和力度，足见其迫切和决心。

总理之所以焦虑，是因为“红顶中介”之弊，在当前简政放权的改革背景下，越发暴露明显。一方面是有些行政部门迫于压力放权，另一方面是“红顶中介”将相当部分审批权力悄然收入囊中。结果是行政审批收费更多、门槛更高，对冲消减了改革红利，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

说到底，“红顶中介”现象就是权力的暗度陈仓。这些所谓的中介机构，其实与政府部门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利益关系。大到全国性行业协会，小到地县一级的区域性协会或咨询公司，它们凭借与政府部门的特殊关系，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为部门输送利益，为自己捞取实惠。

由此可见，摘“红顶”是必须的。只有下决心摘下行业协会商会的“红顶”，才能切断其利益链条和身份依附，使之走向良性发展之路。

但这只是治理“红顶中介”的第一步。因为不少中介机构外表看上去已经市场化了，实质却是被行政机构，或者是拥有行政审批权的内部人所控制，只不过是将行政审批权隐性化了。因其隐蔽性，这将是未来监管的难点。也正因如此，在摘“红顶”之后，如何防止“红顶中介”由显性变成隐性，进行更隐蔽的活动，是必然遇到的问题。这就需要有第二步棋，即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从本质上说，中介实际上就是技术性服务，应该属于企业行为范畴。但在我国，长久以来这一领域市场化发展迟滞，才会出现由行政部门或其下属的事业单位，自己弄一拨人来做的局面。今后，中介服务必须摘掉“红顶”这个帽子，走向市场化。

换言之，既要推进中介机构产权改革，实现机构和人事的完全市场化，还要以更大的力度推动市场发育，有意识地引入更多中介机构平等竞争。比如说，一个区域一个行业不应只有一个行业协会，中介资质可以用招标方式获得并设时间期限，等等。

但引入市场化竞争，可能还不够。应该看到，中介机构以咨询费、协作费、服务费、会费等名义，向行政部门进行利益输送，关键还是部门手里的审批权在作祟。要真正使治理“红顶中介”收到实效，应当下更大的决心简政放权、削减审批，严格明晰政府与市场的权责边界。

今年4月底，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区第二天，浦东即推出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两张清单，向社会亮出了政府权力的“家底”。在此基础上，浦东还将按照清权、减权、制权的要求，推出首份“减权清单”。以后，凡是“红顶中介”将全部取消和放开。这显然是一种改革方向。

为中介机构摘“红顶”，就是要遏制权力的暗度陈仓，关键是必须触动现有行政部门权力和背后利益。这将是一场触及行政权力运作方式的改革，而治理“红顶中介”是极有示范性的重点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