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犯法”“贪官节俭”说明了啥

我们常常强调，对干部要进行教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就包括法律知识的学习和艰苦朴素作风的养成。从理想化的角度推理，干部知法懂法，更有利于遵法守法；干部生活朴素，就不易贪婪腐化。但在有些人那里，理想化的教育设计，往往被极为现实的私利贪欲所扭曲、消解，频现“教育失灵”。

奚晓明是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到7月12日中纪委公布其落马时止，已在最高法供职33年，拥有名校法学博士学位，不能说不懂法，却成了十八大后两高“首虎”。朱冬生是江苏镇江民防局原局长，他日常生活省吃俭用，宁可坐公交颠簸两个多小时，到乡下买家人爱吃的豆制品，也要省下汽油钱；落马受审期间，家人送来日常换洗衣服，掉色严重，领子都磨得毛边开线，令办案检察官都感叹他真是“吝俭到了极致”，但最终因受贿近200万元，被判刑11年。

“法官犯法”，“贪官节俭”，这一“虎”一“蝇”两起案件十分典型，但并非孤例。奚晓明之前，有被判无期的最高法原副院长黄松有；类似朱冬生的例子更多，像“一日三餐稀饭馒头”的江苏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祁崇岳、“一年四季穿制服不舍花钱”的原江苏吴县市渔政干部李永元、“从不吃肉棉布背心穿30年”的新疆吐鲁番水利局原局长曹培武等等。

这些案件提醒我们，干部教育固然重要，尤其是对新入机关的年青干部和刚刚走上领导岗位的领导干部，为使他们养成艰苦朴素作风和了解党纪国法底限，树立廉洁从政意识，培训教育必不可少。但也应清醒认识到，在反腐败这一持久战中，教育不是万能的，“还是制度靠得住些”。仅靠道德自律，没有制度约束，即使拥有懂法、节俭等优点的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也有变坏的可能。因此必须在权力监督与制约方面，花更多功夫，用更大气力。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转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只要不受限制，每个掌握权力的人，都无一例外会变坏！许多在反腐败方面做得比较有成效的国家，都是以这一假设前提与人性判断，来进行制度设计的。在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方面，绝对不会把任何拥有权力者看作“圣人”，反而会把掌权者设想成天然的“坏人”，然后想方设法规范权力的使用，设定权力的界限，最终目的，是使“坏人”掌了权也无法作恶，一般人在这种制度约束下，只能选择做好人。

这种观念也应成为我们的制度设计理念。以往一些制度设计，往往是从“要相信干部”出发，有关权力监督与制约的规定、条文，许多是原则性、粗线条的，可操作性不强。因此虽有制度，却是“牛栏拦不住猫”，无奈之下，只能又回归到强调干部的道德自律上，一遍又一遍强调“法制教育”“作风养成”等等，最后仍避免不了懂法的犯法、节俭的也落马。

改进的思路，就是从任何人都可能滥用权力、违犯法律、以权谋私这一最坏预想出发，将权力监督与制约设计得尽可能严密、详尽、具体、全面，令掌权者无法投机和腐败。就像有的国家为控制公款吃喝制定的“牙签法案”，细致到规定官员虽可以参加必要的餐叙酒会，但不准安排正式的餐桌和椅子，只能站在那里吃喝，所有食品只能用牙签戳着吃，或用手指头拿着吃。几个细节规定，就把试图灵活变通，宴会改称“便餐”，大酒店不吃躲到单位豪华餐厅里吃喝等种种做法的路堵死了，底线清晰，便于监督。这种细节化的制度约束推广到所有权力的日常行使过程中，也就划出了防止权力滥用的明确界限，其他人很容易发现权力是否“越线”“过界”，掌权者也不能不心存忌惮，不得不被迫收手，依法依规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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