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至今，日本对于二战时期的侵略历史一直没能彻底正视。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洲邻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于战后50周年的1995年发表“村山谈话”，对侵略战争进行了有限的反省和道歉。但此后历届日本政府尽管重申其精神，但鲜有出其右者。有研究指出，战后日本具有“翌年法则”怪象。[1]日本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有限的历史反省，常态的错误言行。日本错误的二战史观伤害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破坏了与亚洲国家的信任关系，也把自己的亚洲外交拖入历史泥潭。比较而言，同为战争发动者的德国对历史的反省与日本明显不同，效果更异，令人深思。在迎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安倍政权的二战史观尤为令人关注，日本的亚洲外交又一次面临历史的考验。
错误的史观，缘于错误的现实
日本错误的二战史观主要表现在：否定慰安妇、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东京审判等问题方面，其他的还包括“侵略未定义”论，为“神风队”申遗等等。与此相对，那些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的观点在国内被右翼称为“自虐史观”，频遭打击。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否定和日本的现实密切相关，或是因现实需要，或是由现实决定。
首先，服务于推卸战争罪责，逃避战争责任追究这个现实需要。1945年战败投降的《终战诏书》就充斥着战争最高领导者昭和天皇为自己和侵略战争的辩护之词，被审判的战犯们也“异口同声地否认战争责任”[2]。首届内阁东久迩内阁提出的“一亿总忏悔”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摆脱天皇等战争领导者的罪责。为逃避惩罚，日本战后还销毁了大量的战争档案，档案的不完整反过来又“纵容”了错误的史观。同时，对赔偿责任的逃避也是日本政府的现实需要。
其次，决定于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政治现实。战后日本史，就是一部保守势力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战前、战时的内阁大臣或者重要官员，甚至是被关押的战犯如首相岸信介，他们在战后大多重返政界，并千方百计地寻找“历史正当性”，为自己和日本美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更是不断保守化，并在冷战结束后进一步加强，进入“总体保守化”阶段，政治右倾化也进一步加剧。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修改宪法、教育基本法呼声高涨，强调爱国心的主张越来越强烈，美化侵略历史和否定战争责任于是此起彼伏。
再次，适应于尽快“告别战后”、轻松迈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需求。战后日本一直希望重振对国家的热爱和民族自信心，进而成为“正常国家”乃至政治军事大国，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权力。为树立自信和大国形象，日本另辟蹊径地采取了忘却和篡改的做法。教科书事件发生的1982年，时任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就说过：“如果把‘进入’说成是‘侵略’”，就会使孩子们说“祖先干了坏事。”在日本看来，美化侵略战争是日本重整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精神洗礼”。也正是在“政治大国”的口号下，中曾根康弘首相在自民党内部大肆批判东京审判史观是自虐史观，批判马克思主义史观是帝国主义战争史观，并最终首次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最后，受制于轻视亚洲邻国的心理习惯。这和日本近代以来脱亚入欧、脱亚入美的战略选择有关。奠定战后日本发展道路的吉田茂总结性地告诫，“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英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之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该改变”，这“是遵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外交上的正确路线”。[3]在日本外交思想与实践中，日美关系是其外交基轴，亚洲更多是自己施展政治抱负和外交战略的客体和舞台，对日本起不到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在这样轻视心理下，日本一方面表现出“加害意识”的缺少，忽视对亚洲邻国的伤害；另一方面不重视亚洲邻国的抗议，对外对内“两层皮”，缺乏主动和彻底的反省。
日德表现迥异，关键在于促进反省的力量不同
1970年12月7日，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谢罪的一幕，令欧洲和世界动容。德国历届政府不仅承担战争罪责，向纳粹受害者道歉赔偿，无限期追究纳粹罪犯，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警醒世人，防止纳粹思想的流传。德国对历史的深刻反省是欧洲实现和解、保持和平稳定的要因。反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屡屡倒行逆施，也导致日本亚洲外交陷入“历史泥潭”。日德表现迥异的关键在于促使两国反省和承担战争责任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不同。
首先，来自外部压力不同。一方面，德国战后被美、苏、英、法四国分区军事占领，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去垄断化和民主化改革。日本战后被美国单独占领，出于冷战的考虑，美国很快将改造削弱日本的政策变为扶植援助日本的政策，对日本的改造并不彻底。另一方面，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来自周边国家的压力更大，如果不诚心认罪和道歉，就不可能被欧洲接纳。而日本独处一隅，战后中韩等周边国家实力薄弱，同时又疲于应对国内外的各种危局，无暇顾及日本。甚至当亚洲国家向日本抗议时，日本也感觉不到如德国所面临的压力，因为它还仍可以借助日美同盟维持对外关系。
其次，源于内部的动力不同。一方面，德国是在顽强抵抗被彻底打败后投降的，纳粹政权被完全打碎，东西两德政权同过去的纳粹没有丝毫的继承关系。这是德国能够彻底清除纳粹历史的政权基础。日本自我反省的动力则不足。日本在盟军并未进入本土时就宣布投降，战后不但保留了天皇制，政府的大部分机构也被延续，甚至被定为战犯的政治家都重新进入政界，日本不可能对自我进行彻底否定。另一方面，短短30年经历的两次战败苦痛促使德国痛定思痛，彻底摒弃军国主义和纳粹。而日本虽也遭受战争之痛，还遭到原子弹轰炸，但这却使日本产生一种悲情的受害意识，反而更多关注战争对自己的伤害。再者，德国是基督教国家，“原罪—认罪—赎罪”逻辑下公开认罪和忏悔对于德国并非是耻辱和难堪的事情。而日本的耻感文化和错误的民族优越感反而使日本即使认识到错误，也不想低头认罪，特别是不愿向自己眼中的周边弱国认罪。
日本国民二战史观的风化与抗拒
战后初期，面对战争的惨败和战后的困苦，日本国民更多关注自己的“受害”和“被骗”，日本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批评这是日本国民不愿正视自己战争责任的“麻醉剂”。尽管战后也有不少国民包括二战老兵对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国际格局解体、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和民粹主义抬头，日本国民对战争加害者责任的认识程度却越来越“暧昧”和倒退。对“核爆”年复一年的纪念，以及陈列在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原子弹轰炸写真馆中的历史实物和图片展示的是日本的战争受害者形象。2014年，村上春树在《每日新闻》的专访中就指出，不少日本民众把自己视为受害者，而无视自己侵略者的身份，这一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2015年1月3日，《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随着日本亲身经历二战的人越来越少，日本社会整体对战争历史日益淡忘，而“历史修正主义的迹象愈发显著”。的确，时过境迁。特别是战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已经不了解二战对亚洲国家的伤害，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涉及到二战的历史。受日本右翼鼓吹摆脱“自虐史观”和各种遗族团体追念活动的影响，在民族主义风潮之下，日本民众对二战历史的记忆日渐风化，对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评价日趋保守。“侵华战争”表述为“日中战争”、“无条件投降”说成“终战”，这些暧昧用词在日本的普遍化更是模糊着国民对战争性质的判断。
2006年5月，《朝日新闻》的民调显示，70%受访者不知道东京审判的内容。在20—30岁年龄层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答知道东京审判内容，更有17%受访者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回事。2013年底，《朝日新闻》的民调显示，33%的20—29岁年轻人认为日本发动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与其他年龄段相比为最高。2015年4月，《朝日新闻》的民调显示，只有33%的日本人知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在回答知道的人中，有32%的日本人认为东京审判“不正当”，对于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的性质，46%受访日本人认为既是“侵略战争”，也是“自卫战争”；认识到是“侵略战争”的仅有三成。
伴随着这样的史观，日本国民还涌现着一种抗拒的冲动。当邻国因国民感情要求日本反省与谢罪时，日本国内却叫嚣“日本已经正式谢过罪了”、“到底要日本谢罪到什么时候”、“对日谢罪外交”。[4]日本相当一部分国民已经厌烦邻国反复要求道歉的行为，很少意识到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一错再错。[5]问题还在于，日本国内右翼迎合部分民众的民族主义，借题发挥发表“妄言”，推动日本国民历史认识上的保守化。而在总体保守化的当下，日本国内进步的声音已然微弱。
对日本而言，很难对明治维新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做出清晰的认识，因为它是辉煌与罪恶并存的历史。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围绕二战和战争责任认识，日本舆论正在分裂。一是以《朝日新闻》为代表，抨击安倍的右倾姿态，呼吁日本社会正视历史，承认战争责任。二是以《产经新闻》为代表，通过登载“历史战”系列文章大放厥词，否定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进而否定日本的战争责任。三是以《读卖新闻》为代表，回避关于二战责任的问题，把重点放在日本今后应如何维持和平与繁荣，成为“正常国家”上。而在这场论争中，普通日本国民仍是那作为旁观者的“沉默的大多数”。
安倍政权的选择令人忧虑
2012年，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把删除“近邻诸国条款”[6]列入竞选纲领。再次就任日本首相以来，安倍质疑过“东京审判”，抛出过“侵略定义未定论”，提出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是根据战胜者的判断来定罪的”，“那场战争无罪人”，登上过涂有“731”字样的战机，当着天皇的面带头呼喊“万岁”，参拜过靖国神社。安倍内阁还向国会提交重新调查“河野谈话”的报告，表示“否认那个发言，政府将为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安倍自己则把“慰安妇”问题模糊为“人口贩卖”。
为迎接战后70周年，安倍暧昧地说到时会发表一个“安倍谈话”，但表示不会原封不动地沿用“村山谈话”中的“殖民统治”、“侵略”、“道歉”等关键词。显然，安倍的选择是“遗忘历史”。他在给研究“安倍谈话”的专家们“定调”时提出的“五大论点”：日本从历史吸取了哪些教训；日本战后如何为国际和平作出贡献；今后应当为地区和国际社会作出哪些贡献；强调谈话要“面向未来”；要重视他提出的“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其中没有提及“道歉”，更多注重“对未来的思考”。
安倍反复强调日本应“面向未来”，却连续两年在“8·15”讲话中不提日本的战争责任，这种“面向未来”让人不安。《朝日新闻》如是评述：“这不是说‘面向未来’的态度有错。但是，如果日本开始谈论未来，却不真诚面对过去，遭受日本战争侵害的国家可能会想，日本是不是在说‘让我们忘掉过去’？”
国民对二战历史的记忆风化和抗拒、右翼对侵略历史的翻案、冷战结束背景下的“五五体制”的崩溃和进步力量的衰微，使安倍政权在否认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时毫不顾忌，也没受到来自国内的强大阻力。日本多次的民调显示，和战后其他的内阁相比，安倍政权的支持率相当高，基本稳定在50%上下。有关支持安倍内阁的原因中，占比例最高的理由是“没有其他合适的支持对象”。其他的理由依次为“有领袖才能”和“信赖首相安倍晋三”。而不支持原因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政策不行”、“无法期待”和“无法信赖首相”。在政党的支持率调查中，自民党的支持率最高，达40％以上，其他党派的支持率基本难以超过10%。显然，安倍没有因错误的二战史观而引发执政危机。事实却是，在自民党一党独大，没有竞争者的情况下，安倍想借政权稳定干一番大事业，摆脱历史包袱，旨在突破战后体制。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E.泰勒·阿特金斯就观察到：“相比历史事实，安倍政府更加关心的是日本的‘荣誉’。”
但是，正如战后日本历史所展示的那样，正是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让安倍不得不有所收敛，但仍有限。韩国与日本媒体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韩日两国民众彼此满意度降至新低，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对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的否认与美化。在美国发出希望“安倍谈话”中能承认过去殖民统治和侵略的“村山谈话”以及围绕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后，安倍当天表示“我的谈话将包括反省之前的大战，也会谈到战后的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历程，以及战后日本为亚太以及世界做出的贡献”。安倍以反省为名，实质仍是沿袭战后日本否定侵略历史的那条“保守”轨迹，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旗号，以面向未来为诱惑，趁机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最终修改和平宪法，再现“自信、强大的日本”。
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日本才不会迷失
日本立教大学栗谷健太郎教授指出：“日本人没能像德国人那样严肃追问自己的战争罪行，后果就是，日本没有就战争犯罪和责任形成民族共识。”令人遗憾的是，安倍在其著作《致美丽的国家》一书中这样解释其历史观：“所谓历史，是不能简单地用善恶来划分的??百年千年来，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中产生、形成的传统为何得以保存下来？对此常有真知灼见，这才是保守主义的精神。” 正如习近平主席曾在《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中引用过的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这句名言所示，安倍政权和日本右翼错误的二战史观正在使日本迷失。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其《未来列强》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在世界上朋友甚寡”，“关键是日本对其过去的征服行径和犯下的罪行不愿意承认和道歉”。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日本才不会迷失，也只有这样，日本的亚洲外交才有未来。
【本文是北京市青年英才计划资助项目《日本政治大国化进程分析及评估》（项目编号：YETP1323）；国际关系学院201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1世纪以来的日本政治大国化与中日关系研究》（项目编号：3262015T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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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后日本一方面不断道歉和反省，努力地与亚洲各国和解；另一方面，在第二年国内又涌动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与行为。日本《朝日新闻》主笔、知名政论家若宫启文在其著作《和解与民族主义》中把这种矛盾及有规律的现象称为“翌年法则”。
[2] [日]松沢弘陽、植手通有.丸山眞男集(第4卷).东京：岩波書店，1995年版，第112页。
[3] [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一卷).韩润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0页。
[4] [日]部達味.日中関係の過去と将来.东京：岩波書店，2006年版。
[5] 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在访日期间回答提问时严肃地指出：“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2001年10月8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访华参观京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说：“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但因为小泉任内曾6次参拜靖国神社，这次对“中国人民”的口头道歉在当时及以后都没有得到普遍承认。直至今天，日本仍旧未在任何书面文件中正式向中国道歉。
[6] 1982年，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增加了被通称为“近邻诸国条款”的内容，规定“在处理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近现代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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