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军文化论》让我们收获了什么

“谈军事文化，多年没有见到这么有分量的文章了。”5月14日，《解放军报》军旅文化专版发表的编辑部文章《强军事业呼唤强军文化》，从强军事业出发、以大文化的宏观视野论述强军文化，让人耳目一新。文章以习主席关于强军文化建设重要思想为统领，对强军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本质内涵、根本价值、创新品质等重大问题，作了比较深刻和生动的阐述。以此为开篇，《强军文化论》专栏连续刊登“军事文化名家的时代思考”系列文章，刘亚洲、金一南等20多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纵横捭阖，论述强军文化，不敢说篇篇金石，字字珠玑，但套话不说，陈言务去，直面问题，直抒胸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履霜之戒。

《强军文化论》甫一开栏就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牢牢抓住了读者的视线。在互联网上，《强军事业呼唤强军文化》《走出甲午 迎接变革 再创辉煌》《胜利的刀锋》等文章被多家知名网站转载，很多读者在跟帖中发出热情洋溢的赞赏和鼓励。与此同时，这批文章还引起不少中央和地方媒体的关注。《强军事业呼唤强军文化》被《文艺报》全文转载，《源自岁月深处的叩问》《中国军人与中国精神》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要播发。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在系列文章结束的当天，对这一栏目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报道。

5月22日，《强军文化论》专栏发表了陈先义的文章《捍卫我们的英雄》，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看到后推荐给《湖北日报》，该报于25日从第1版转第2版全文转载。

一个文化版上的专栏，能在军内外引起如此大的反响，据我所知，在军报的历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罕见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我觉得，《强军文化论》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是因为切合时代脉搏，拨动了读者心弦。首先，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要求全军要肃清徐才厚案件的恶劣影响，提出了“打造强军文化”的重要思想，人民群众对军队格外关心，寄予厚望。《强军文化论》一扫空洞表态、空泛议论的八股文风，不回避军队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扎扎实实地从文化上分析深层原因、研究对策，读者从中看到了军队学习贯彻习主席指示的认真态度，看到了强军文化建设的光辉未来。其次，在敌对势力企图在我国发动“颜色革命”、从文化上对我大肆进攻面前，在那些充当“第五纵队”的所谓“公知”“大V”们的鸹叫声中，军报横刀立马、旗帜鲜明地给予反击，岂不鼓舞人心！在微博上有人气急败坏地说，军人出来说话，不是好事。这足以说明刺到了他们的痛处。还有，《强军文化论》是打造强军文化的舆论准备，为部队思想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也对媒体如何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有启迪意义。

《强军文化论》论的是大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的整体素质，理解文化首先应摆脱类似‘文化就是文化知识’‘文化就是文学艺术’‘文化就是文娱活动’这样的简单认识。”如此立论，高屋建瓴，抓住了实质。

如果说武器装备是军队的肌肉的话，那么文化则是军队的灵魂和骨头。

1、强军文化的特征与落脚点

《强军文化论》论至今日，已经基本揭示出强军文化的规律性特征。

——价值观是强军文化的核心。两军对垒，拼的不仅是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而且还有价值观的较量。许多战争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价值观的战争。军人价值观的内容说丰富很丰富，说简单很简单，就是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编辑部文章引用了秦基伟将军的话：“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决定战斗意志、牺牲精神的是价值观。金一南在《胜利的刀锋》中讲了杨靖宇最后与叛徒的对话，叛徒赵廷喜见杨靖宇已孤身一人，冻饿交迫，朝不保夕，劝他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杨靖宇回答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他们虽然没用价值观这个词，却在进行两种价值观的较量。

——忠诚是强军文化的灵魂。金一南在《胜利的刀锋》中用张国华带领18军进藏壮举诠释了什么叫忠诚。忠诚，就是任何情况下坚决听党指挥毫不动摇。听党指挥不仅是纪律问题，更是忠于信仰的问题。诚如编辑部文章所说，“不管有人多么位高权重，只要反党图谋一旦暴露，就将陷入孤立，连一个警卫员都拉不走”。

——传统是强军文化的根脉。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一整套优良传统，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制胜法宝。习主席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放在古田召开，与11位基层干部和英模代表一起吃“红军饭”，要求与会者“要带头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带动部队官兵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金一南的《胜利的刀锋》、唐栋的《文化人格的较量》、王树增的《长征文化与文化长征》、余爱水的《强军当有高度文化自信》等对此都有比较精辟的论述，尤其是罗益昌的《源自岁月深处的叩问》，对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张西南的《战歌：激荡灵魂的声音》论述了战歌创作如何继承发展的问题，颇有新意。

——忧患意识是强军文化的底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人、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无不如此。刘亚洲在《走出甲午 迎接变革 再创辉煌》中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时刻不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有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不愧是现代版的“警世恒言”。我从而想到美军的一句箴言：“美国处在战争之中。”美军的忧患意识，此言已蔽之。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几乎无一不是亡在歌舞升平之中。“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南宋君臣都沉浸在苟安文化之中时，主战的岳飞非被杀头不可。

——英雄和英雄主义是强军文化的旗帜。陈先义的《捍卫我们的英雄》、徐贵祥的《遍地英雄下夕烟》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不赘。

——创新是强军文化的生命。越是胜利之师越容易沉醉于昔日的辉煌，而看不到时代的变迁，最后身败名裂，贻笑后世。二战中的法军如此，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伊军如此，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军队如果不加快创新的步伐，规律是不会让谁例外的。对此，刘亚洲的《走出甲午 迎接变革 再创辉煌》、柳建伟的《从十面埋伏中突出重围》、柯大文的《破解“李约瑟之问”》、戴旭的《走在战争前面》、郭高民的《文化无界与战争无界》都有警策之言。李炳彦的《制胜未来的兵学智慧》从中西方兵学文化的比较中谈创新，给人以历史与哲学的启迪。

——制度是强军文化的钢筋。制度文化是强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不仅表现在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上，还体现在制度上。制度是文化构架中的钢筋。刚性的有形的制度是文化表现形态之一。看一支军队的制度，就可以看出其文化。我军忠诚于党的价值观催生了党委制、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政治委员制度等；反过来，这些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军官兵忠诚于党的价值观。敌对势力想搞垮军队，其中最恶毒的一手，就是攻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钢筋去掉了，大厦越高，塌得越快，塌得越惨。《强军文化论》专栏虽然没有对此展开专题论述，但不少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李昆明的《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唯一讲法治文化的一篇，从文化上论述了法治与强军的关系，颇有见地。

强军文化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不是列几条就能概括清楚的，但是至少上述几条是带规律性的，而规律是必须遵循而不可违背的。这些规律要靠人来遵循，而遵循这些规律就能造就用强军文化武装的人。编辑部文章说：“回顾习主席关于强军文化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字里行间都紧紧连着一个大写的‘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又说，“强军文化支撑强军事业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为实现强军目标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应该说，这段论述抓住了强军文化的要旨，找准了强军文化的落脚点和归宿点。物质文化要靠人来创造，非物质文化得靠人的实践体现。

习主席关于“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论述一经提出，全军上下莫不深受鼓舞，有人甚至忍不住欢呼起来，为啥？因为这“四有”不仅概括了新一代革命军人应该具备的整体素质，而且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甚至可以说是对被某些人扭曲了的人才标准的拨乱反正。“有本事”是对“唯文凭”“唯年龄”以及形形色色的专为某些人甚至某个人“量身定做”的标准的拨乱反正。“有血性”首次出现在军人标准中，体现了军人性格的本质特征，是对奴性文化的批判。关于如何用强军文化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编辑部文章已经分别作了阐述，不再重复。这里要说的是，只有发扬战斗精神，才能真正让“四有”标准立起来，真正培养出“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

“四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管总的是要“有灵魂”。有灵魂才会自觉为能打仗打胜仗练本事，有灵魂才能有血性、有品德。在十八大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徐才厚等人虽然嘴里也唱着高调，但“管灵魂的出卖灵魂”。一旦灵魂出了问题，一切问题都跟着来了。某些人选干部不管有没有本事了，确切地说是不管有没有带兵打仗的本事了，利用人才标准的解释权，把“有文化”变成了唯文凭，于是出现了人才干活，庸才升官，以庸庸碌碌为荣，以出类拔萃为“傻”等怪象。再说军人最重要的血性，不仅成了某些人的忌讳，而且反其道而行之，用各种导向特别是使用干部的导向来提倡奴性，对有血性的军官进行逆淘汰。他们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偷换成对个人的人身依附，附我者昌，不附者亡。奴才弹冠相庆，人才升迁无门。至于品德，早就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以至于越是有品德的人越是让他们警惕，越是品德有问题的人越得到重用。徐才厚明知谷俊山品德有问题，却对他百依百顺，有求必应，为啥？一，有问题的人才能听他违背原则的话，才能为他办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二，拿了人家的手软，久而久之，就被“绑架”了。必须指出，即使是在徐才厚等当道的时候，部队官兵的核心价值观也没有变，人民军队性质也没有变，因为他们虽然作威作福，但毕竟不能一手遮天。但是，诚如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的：“必须正视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习主席要求我们“深刻反思教训”，值得反思的东西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有一条是由于淡化甚至丢掉了军事文化的战斗性，不与错误的文化思潮和现象作斗争，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强军文化建设，在一些单位一些部门形成了很坏的风气。培育“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必须在破中立，立中破，持之以恒，方能成功。

2、在强军实践中建设强军文化

强军文化服务于强军事业，同时又是强军事业的重要支撑。如何服务？在实践中服务；支撑的理论和措施从何而来？从实践中来。

之所以要强调实践，是因为存在脱离强军实践、关起门来搞文化建设的问题。在某实战化对抗演习中，有的旅把转播车开到了“前线”，用大喇叭对着“蓝军”喊话，结果无一例外被“蓝军”一发导弹报销，成为演习场上的笑柄。众人大笑，我却笑不出来。都什么年代了，还能靠大喇叭搞心理战？这种闭目塞听搞出来的“装备”自然是经不起实战检验的。文化是战斗力，其中一个功能是瓦解敌军。中国历史上，四面楚歌曾唱垮了项羽的楚军，红军时期的一曲《可怜的白军》曾经唱散过白军队伍，一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得在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与红军共同喊起了抗日口号，搞起了联欢，等等例子，举不胜举，但是不问实际情况，就想复制老故事，只会成为笑柄。

打造强军文化是个理论问题，但归根到底是个实践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兵书最多的是两个朝代，一是宋，一是明，但宋和明是军事文化最腐朽落后的朝代，是军队战斗力最弱的朝代。为啥？空谈也。宋朝的兵书多是文人的作品（包括整理历代兵书），明朝兵书的作者除了戚继光之外也几乎全是文人，两朝蔚为大观的兵书只有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实战的理论总结，其余几乎都未付诸实践。文人关着门在“文”，根本没有在实践中“化”，可谓有“文”没“化”。

《强军文化论》专栏中的很多文章都讲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强军文化的精华，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实践中来的。以支部建在连上为例，大家都知道这项制度是在三湾改编时毛委员确立的。他怎么就想到了这么伟大的点子呢？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都有基本为我党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军队，包括原叶挺独立团所在部队，但党组织只建在了团上，一个团一个支部。起义后的艰难斗争证明，一个团一个支部无法完全掌握部队，起义官兵大都开了小差，甚至整连整营地逃跑了。残酷的事实给我党以警示，我们党要掌握部队，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党部只建到县一级，没有“根”，不要基层，而必须把党组织建到基层去。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一点。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个解决的办法。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打造强军文化，必须在强军事业的实践中去打造。应当承认，军事文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脱离强军实践有直接关系。在采访某演习时，导演部的一位领导告诉我，某旅刚进场，就有人来打招呼说，这个旅长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请你们关注。难道因为你是重点培养对象，敌人就会让你三分吗？“蓝军”当然不会管你是谁，打了他一个落花流水。由此可见，我们的选才文化与实践中间隔了一座“山”了。确定重点培养对象也许没错，但人才的成长步步都离不开实践，离开了实践，你那个重点对象是怎么来的呢？正如刘亚洲在《走出甲午 迎接变革 再创辉煌》中说：“选才机制是思想文化的结晶体现。破除封建腐败的用人潜规则，是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军事精英的关键。”

坦率地说，在选人机制上，封建腐朽文化的痕迹还比较明显，在某些单位和部门，潜规则甚至起着主导作用，对官兵的信仰和士气已经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要打造强军文化，不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清除封建腐朽文化，就可能将一切归零。而要清除封建腐朽文化，光靠学习讨论不行，关键是要到实践中去选才，用实践的标准选才，并形成制度。在战争年代，一个干部行不行，在战场上看；在战争准备期，应该在战备训练中特别是在实战化演练中看。我们当然不能搞一场演习定乾坤，但经过多场演习，识别一个人是不困难的。海军早在20年前就实行了全训合格舰（艇）长制度，从初任职务开始，一级一级都要经过全训合格考试，只有合格者才有入选的资格。今年初，我在最早试行全训合格舰（艇）长制度的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采访时，食堂的一位士官与我闲谈，他说，我们支队的领导没权。我很诧异，问怎么叫没权？他说，干部提升，都要全训合格，还要搞“民意”测验，硬杠杠摆在那儿，巴结领导没用。改转士官也一样。我问，你看这样好还是不好？他说，当然好了，歪门邪道没市场了，大家都想提高本领，训练打仗。我想，这就是强军文化的体现。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好制度，全训合格的军官虽然水平有高低，但都是有本事的、称职的，没有一个是窝囊废。

如前所述，培育“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是强军文化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点。“四有”不仅是对士兵的要求，更是对军官特别是对高中级军官的要求。“四有”从何而来？要学习更要实践；如何衡量“四有”，要看学习更要看实践。现在，军队最大的实践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训练，其最高阶段是实战化对抗演练。一场被“逼到绝境、难到极限”的实战化演练，一个人有没有灵魂？有没有本事？有没有血性？有没有品德？都会一览无遗。

3、军事文化不仅是军队的文化

《强军文化论》对军事文化展开了多层面的论述，但有一个问题尽管多处提到，却没有单独成篇来论述。那就是军事文化不仅是军队的文化，也是国家文化、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社会、民族对国防和军队以及军人的认识和态度。

我之所以补充说明这个问题，是因为从中外历史中看到，军事文化固然有它一定的独立性，但它是受国家文化、社会文化、民族文化所制约的。有什么样的国家文化、社会文化、民族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军事文化。我们固然可以找到一个将领在其统领的部队中创造独特文化的例子，如“岳家军”和“戚家军”，但其部队文化与国家文化相悖时，迟早会被取缔，主将甚至会性命难保。岳飞被杀了，“岳家军”便不复存在；戚继光在消灭倭寇后主动解散了“戚家军”，要不是有张居正，也会被杀头。

看国家文化、社会文化对军事文化的制约，对比唐、宋的军旅诗词，就会明显感觉到。唐代的军旅诗佳作频出，大多充满豪情壮志，而宋代军旅诗词较少，北宋尤少，且气象大不如唐。像唐人“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之类的诗句，宋人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南宋留下了“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的名句，但细读全篇，读出的是一腔悲愤与无奈，而没有唐人的英武与自信。二者何以区别甚大？不是作家才气大小的问题，使然者，国家文化、社会文化不同也，军队和军人的地位不同也。唐有大国自信，宋却苟安成风。

中国历史上被外敌打趴下的有宋、明、清，这三个朝代的经济总量当时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文化事业也是高度发达的。且不说别的，一幅《清明上河图》让多少人顶礼膜拜！在上海世博会上，进世博园综合馆看到的第一个场景就是《清明上河图》的三维动画，中外参观者赞不绝口，而我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个残酷的事实是：这幅画问世不久，北宋就灭亡了！画中表现的是北宋首都开封的畸形繁荣（全国财富一半以上集中在开封），是苟安文化的产物。亡国在即，北宋君臣和首都的军民还在那里醉生梦死，岂不令人痛惜！宋是文化发达的王朝，也是军事孱弱的王朝。传说是宋真宗亲自写的《劝学诗》，公开鼓吹“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而军人地位下降到了最底层。从宋太宗伐辽的高粱河（今北京市内）之败开始，军队一直萎靡不振。澶渊之盟后，更是几乎逢战必败，靠割地输银来苟且偷安。这般窝囊，不是因为军队少，也不是因为武器差。恰恰相反，宋军从仁宗朝开始，军队在宋、辽、西夏三国中数量是最多的（禁军80余万，加上厢军共有100余万），武器也是最先进的。屡战屡败，败在军事文化上。宋朝实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防军队甚于防外敌。士兵与罪犯一样，脸上刺字，谁都可以欺负。军事统帅不是文官就是宦官，武官只能当副职。武官也不争气，都是靠“拼爹”荫袭得官，虽也有以战功提干的规定，但指标很少，又基本被走了“后门”。整个北宋，真正从士兵中成长起来的将军只有狄青等寥寥数人，屈指可数。因朝廷重文抑武，社会崇文轻武，许多军官便挖空心思给自己“镀”上一层文“金”，混个“儒将”的名声，竞相结交文人，附庸风雅，吟算不上诗的诗，画称不上画的画，不以荒废武功为耻，而以能诗会画为荣。有些所谓儒将名气不小，却不能上阵杀敌。典型之一是仁宗时的“诗书将军”刘平，因能谈诗书，被提拔为马军副都指挥使（宋代禁军分殿前、马军、步军三司，此职即马军副司令），可在陕北带兵与西夏作战时，一无谋略，轻敌冒进，在三川口（今安塞东）遭敌伏击，全军覆没。明与宋一脉相承。万历（神宗年号）前期，改革家张居正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文吏钳制弁员（军人），不啻奴隶。夫平日既不能养其精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折冲之勇？”张居正的这段话，深刻地说明了国家文化、社会文化与军队建设的关系。

郭凤海的《激扬勇士雄风》论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有些分析是很深刻的，特别是从出土竹简上的秦律看秦国的军事文化这一段写得相当精彩。但是，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看，尚武文化从宋开始已被消磨殆尽，之后的史书常用“无事泰然，有事则慌”这句话来描写朝中君臣的苟安心态。“有事则慌”，是因为“无事泰然”。等到“国难思良将”时，往往是“思”也白“思”，因为“良将”平时已经被逆向淘汰了！剩下的多是一身铜臭的贪将，溜须拍马的佞将，唯唯诺诺的懦将，数典忘祖的叛将。所以，“国难思良将”的无奈不仅是军队的悲剧，更是国家、民族的悲剧，是重文抑武必然遭到的惩罚。我爱读史，每当读到一个朝代灭亡时，往往会满腔悲愤，但掩卷沉思，就会想起瑞士军事理论家约米尼的名言：“假使在一个国家里，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和财产去保卫祖国的勇士们，还不如那些包税者和交易所的生意人（亦译为大腹便便的商人）受到尊重，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是非常可悲的。”他还说，“一个政府，无论用什么借口轻视军队，总是要受到后人的谴责。”

历史可以一页页翻过，但历史的文化病毒却会从棺材里爬出来。如不警惕，历史的悲剧不是不可能重演。

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所向无敌，不仅因为指挥有方、将士英勇，更因为有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法宝。在根据地，党内文化、军事文化、社会文化是一致的。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变富了，文化多元了，在和平的温柔乡里，有的人左手搂着孔方兄，右手牵着石榴裙，在情天欲海中沉醉太平，哪管什么强国梦、强军梦？某些有点权力的人还屡屡做出让部队官兵寒心的事来。1988年“3·14”赤瓜礁海战，海军南海舰队官兵从外敌手中收复了赤瓜礁等礁凯旋时，没有人欢迎，没有媒体报道。这种文化现象让人想起北宋名臣尹洙尝曰：“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

习主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也是强军梦。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我们应该坚信，在习主席“富国和强军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军队建设将会迎来一个最好时期，全面打造强军文化正当时也。

（《解放军报》2015年6月17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