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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同盟”:从安倍访美看美日协调

苗 吉

2015年06月09日16:21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5年4月26日—5月3日,安倍访美,如愿以偿在美国众参两院发表演讲,成为首度获此殊荣的日本首相。安倍赴美前开出的长长愿望清单逐个实现,效果甚至超出想象。美日在多个重大事项上展示出空前的政治默契和政策协调,这不啻为一个新的美日蜜月期。然而,美日进一步趋近及其政治蜜月,是两个孤独大国的抱团取暖,并可能加重二者的孤立态势。美日同盟同时还面临着一系列内外制约因素,美日远不能安享蜜月。

美日趋近及其政治蜜月

美日进入新的蜜月期有迹可循。安倍此次访美的成果清单包括:奥巴马再度公开重申美日同盟安保涵盖钓鱼岛,为日本注入强心剂;安倍通过尚算成功的公共外交,向美国推销高铁技术,旨在赢得旧金山至洛杉矶之间的高速铁路,以便为日本高铁开拓国际市场铺路;日美外长、防长参加的安保磋商委员会会议(“2+2”)成功举行,并达成《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对颇为敏感的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美国一改先前的谨慎态度,展示出某种形式的美日历史谅解;美日领导人重申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政治意愿,以期尽早达成协议。

一、《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打造无缝的全球安保同盟

美日同盟首先是一个安全同盟,因此蜜月的首要标志是日美防卫合作的深化,其主要工具是4月27日达成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关键内容有三:一是重新界定日本安保环境,将“平时”、“周边事态”和“有事”三种情境调整为“平时”、“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和“有事”四种事态,实现了美日同盟的“无缝连接”,尤其是对外国非法占据离岛等并未受到他国武力攻击的“灰色地带事态”做出安排。二是新指针大大拓展了同盟覆盖范围,将“周边有事”调整为“重要影响事态”,实际上是以事态性质及其影响为标准,从而突破1997年防卫指针有关“周边”的地理限制,使同盟覆盖范围拓展至全球。三是新的指针放松了对“集体自卫权”使用的限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此外,新指针还将新增太空领域的合作。

作为《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后续行动,日本政府在5月14日举行的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包括一个新立法和十个修正法在内的安保法案,并于15日提交国会审议,这表明“解禁集体自卫权”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美国最近出于其战略需要,一改其先前对日本使用自卫队的谨慎态度,开始敦促日本承担更大的同盟义务,对日本安保方面的支持力度空前。5月15日,美国众议院以多数赞成通过了决定2016财年国防预算大致框架的《国防授权法案》。法案称“紧密的日美同盟关系将加强地区和平与繁荣”,并“支持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内的日本防卫政策变动”。美国的这种姿态,再考虑到执政的自公两党已稳居众参两院多数席位,日本于秋季前通过相关法案的步伐似乎确定无疑。

频频得手的安倍似已忘乎所以,不断提高要价,试探民意底线。5月18日,安倍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行使集体自卫权条件的“存亡危机事态”表示,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受到攻击从而导致日本国内“电力不足”或“生活物资不足”等情况也符合这一条件。日本防卫相中谷元5月19日在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就行使集体自卫权条件的“存亡危机事态”表示,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受到武力攻击导致“天然气及核能(发电燃料)”运输中断的情况也符合这一条件。日本政府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敲定了回复民主党籍众议员长妻昭质询的答辩书,称只要满足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武力新三项条件”,就“可以在他国行使武力”,直接否决了日本时任首相宫泽喜一于1991年及1992年在国会答辩中称“我国不能在海外行使武力”的表述。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会借此将集体自卫权的范围无限扩大。如经济活动及通信活动中断的情境便不符合行使条件。可以看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主要标准,是盟友受到武力攻击,并造成日本能源和食物等基本物资紧张,尤其是人的生命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境。当然在此情境下,日本使用自卫队的方式仍是向他国提供支援,而非直接参与军事战斗。

二、安倍谈话:似是而非的历史谅解

安倍访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所谓“安倍谈话”试水成功。安倍讲话可谓2015年中日关系的首要挑战。安倍意欲在所谓终战70周年之际,在基本继承“村山讲话”和“小泉讲话”的基础上,发表“面向21世纪的”、“能激发日本人民自豪感”的70周年讲话,替代“村山讲话”和“小泉讲话”。对此,中韩双方均较为敏感和警惕。

安倍对此也面临两难,如果完全继承村山和小泉讲话的内容和措辞,则所谓“安倍讲话”的意义将大打折扣。安倍及其主要智囊均表达了“不拘泥于过去表述”的观点。但如果有关侵略历史和慰安妇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严重倒退,则将导致中韩的激烈反弹和国内民众的反对。中国已经表达了根据“安倍讲话”的内容决定是否举行中日韩首脑会晤的态度,倘若“安倍讲话”与中韩的期望相去太远,则将使艰难重启的三国合作再蒙阴影。更重要的是,安倍将难以再度取信中韩,中韩、日韩关系将继续迎来数年的僵持和震荡。

为了增加“安倍讲话”的公信力,也为了避免过分刺激中韩,安倍特成立个人顾问团队“21世纪构想恳谈会”进行研究,以期能出台一个既反映其自身在历史问题上的主张和认识,又能为各方接受的讲话。

当前经过其顾问团队的努力,对安倍讲话的内容及其基调也逐步浮出水面。自2013年美国对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表示“遗憾”之后,美国对安倍讲话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年内安倍内阁在外交上的最大关注事项。日本国内调查显示,明确表示“道歉”的“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表态“妥当”的人也占多数,占74%。超过50%的日本人认为“安倍讲话”中应写入“殖民侵略”和“道歉”字眼。而安倍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的演讲,却丝毫不见上述字眼,而以“痛彻反省(Deep remorse)”等措辞的精明选择蒙混过关,再以美日同盟“团结”以及“希望”气氛渲染和略带生涩的美式幽默获得了美国听众的好感。安倍演讲对历史问题的含混表达,远不符合美国官方和民众的预期,但是美国政府并未给予明确批评。而对于韩国的激烈反应,美国也未予以支持。

三、TPP谈判:倾力同塑未来经济秩序

美国颇寄希望的TPP谈判,也似出现一定进展。美国大力推动TPP,是为冲击现有的排除美国的东亚合作机制,并通过TPP重塑21世纪经济秩序,维护其经济霸权。而在TPP中获益有限的日本积极支持并加入这一进程,则为了以此巩固美日同盟,谋求自身安全,并在一定意义上同美国分享未来经济秩序的领导权。

安倍受邀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这一方面是美国对日本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慎重态度”的奖赏,更可能是以日本在TPP上的重大让步作交换。

2015年,亚太范围内主要三个经济合作倡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FTA三个机制之间的竞争将会趋于紧张。其间浮现的是美日、东盟和中国关于地区经济秩序的不同主张和偏好。日本是三个机制的主要成员,并将TPP放在首位;中国是RCEP和中日韩FTA的主要支持者。三个机制中,任何一个率先达成,都会使后两个机制的重要性削弱,吸引力降低。2015年春夏之交,安倍面临中韩自贸区的压力加大,尤其是安倍经济学效力锐减,亟需TPP取得进展以应对朝野不满,因此向美国让步的意愿锐增。无疑,倘若日本率先与美国达成协议,将是TPP的重大进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分裂东盟,影响后者的内部建设和其主导的RCEP进程;对韩国等经济体构成示范效应,并再度迟延中日韩FTA谈判进程。

5月12日,由于旨在赋予美国总统贸易谈判全权的“贸易促进授权(TPA)”法案在参议院程序性表决中未获通过,使TPP谈判变数增多。当前,参加TPP谈判的日美等12个国家已基本决定推迟原定于5月底举行的部长会议,这使已表现出积极姿态的日本免于拖延谈判的责任,日本可增加砝码。但是安倍的意图是压美国在汽车零部件关税方面让步,其与美国达成协定的决心并未改变。

“孤独的同盟”

对美日同盟的进一步趋近及其政治蜜月,当事国虽颇感满意,然而二者之间却也蕴含着矛盾的因子,这便对美日同盟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制约。

一、美国霸权衰微,盟友树倒猢狲散

美国是当今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国。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不断发生变化。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正在重塑国际政治的地缘版图,在客观上稀释了美国的霸权。另一方面,“9?11”事件之后,美国掀起的反恐战争和2007年的金融危机,大大消耗了美国的硬软实力,美国越来越难以单独推进各项国际议程。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拒绝出让权力,未能对国际权力格局变迁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并成为国际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调整的阻碍力量。

由于亚洲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具有一定资金优势和基础设施建设经验的中国于2013年10月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但是美日却将其视之为中国对当前金融秩序的重大挑战,因而多方阻挠,力劝西方大国及其主要盟友不加入该机制。这一策略开始似乎颇为有效,至2014年10月底,首批意向创始会员国中唯有印度一个大国。但是2015年3月,英国权衡利弊后,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美国政府发表声明说,对英国加入亚投行将引发他国纷纷迎合中国的潮流表示担忧。担忧很快成为现实,此后法国、德国、意大利、韩国、澳大利亚等相继宣布加入。至今“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已多达57个,大国中唯有美日和加拿大尚在观望。

美国反对“亚投行”是其对全球金融霸权的固守,日本主要是对失去地区主导地位心有不甘。当然日本作为亚洲主要经济大国,具有随时选择加入“亚投行”的便利,其拒绝加入“亚投行”也部分是展示美日同盟的牢靠。当前,中美围绕“亚投行”的角力表明,美国对其盟友的影响力已大大下降,后者唯其马首是瞻的时代早已过去。如果说美国依靠其覆盖全球的同盟体系和国际制度维持霸权,那么如今这方面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对美国而言,在欧盟自主性日益增强并同中国保持稳定的情况下,自然更为借重其亚洲盟友日本。尤其是亚洲正在崛起,美国也正大力推动战略东移,美日同盟是其不多的选项之一。这也是美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展示出谅解姿态的原因。

美国积极推动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协调与联动,以便形成日美韩三国安全同盟的局面,这比当前“美日+”的模式显然要更进一步。顾及中韩友好的朴槿惠政府对此谨慎有加,拒绝任何会过分刺激中国的举动。依靠高超外交运作同时与中美保持良好关系的韩国当前正处于东北亚最优位置,其安全与富庶有赖这种均衡的持续,对此心知肚明的韩国自不会冒损坏这种优势地位的风险。为此,美国对韩国颇为不满。

二、日本空前孤立,“脱亚入美”难成功

日本的处境也是如此。在亚洲,日本已因安倍修正主义历史观陷入孤立。尤其是其主要亚洲邻国中韩两国在历史问题上保持了强硬姿态,韩国总统至今仍拒见在慰安妇问题上认识倒退的安倍。由于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立场相近,二者保持着一定形式的默契和政策协调。

在地区合作上也是如此。中韩近年政治关系稳定,经济合作迅速,相互依赖大大增强。中韩贸易总额近年增长迅速,很快将超过中日贸易总额;中韩FTA有望于近期签署并在年内生效。更重要的是,中韩在地区经济合作中的立场相似。面对美国在TPP问题上伸出的橄榄枝,韩国态度谨慎。显然,韩国更青睐中日韩FTA和RCEP。因此,在中日韩FTA和RCEP谈判中,中韩正进行着良好的立场协调与合作。这使在历史问题和自贸协议谈判两个主要问题上,出现中韩协调以对日保持压力的做法,使日本陷入孤立。在地区合作事项上,积极参与TPP谈判的日本同力推RCEP的东盟也存在分歧。东盟国家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也多有批评。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分为四个层次:美日同盟为基轴;同中国等亚洲国家发展良好关系;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协力;价值观外交。日本外交整体上采取一种有倾向性然而较为均衡的中间路线。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地区影响力逐步扩大和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在亚洲陷入孤立的日本在战略上出现“一边倒”的态势,积极推动与美军军事情报指挥和作战一体化,配合美国的军力部署,整合美日澳联盟,发展美日印关系,配合美国的价值观外交;积极参与TPP谈判,全面支持美国的战略东移。对华政策上则呈现出领土争端中的针锋相对、地区合作中的另起炉灶,海外合作中步步紧追的“战略戒拒”态势;令其受益颇多的中日韩FTA,被置于次要地位。日本对中韩的历史问题关切关注不够,不是试图通过对中韩的积极外交实现和解,而是希望通过首先获得美国的谅解,以图对中韩予以牵制,可谓挟美以自重。因而,对日本而言,其外交的四个支柱中呈现美日同盟一根独大的局面,而其海外协力和价值观外交又在相当程度上有针对中国的意味。

美日同盟的限度

综上分析,美日强化同盟关系是在美日两国面临外交孤立时期的“抱团取暖”。并且,由于二者均试图以美日军事同盟为基础,增强各自外交中的筹码,应对两国面临的主要挑战,而忽略了与他国关系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其结果难免适得其反,可能将加重美日的孤立态势。当然,美日强化同盟既有各自战略考虑,也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并非权宜之计,这点不容否认。《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及其相关安保法案在日本国内正遭受广泛批评和普遍担忧。日本逐步实现了“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但在现实操作中,还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更重要的是,美国需警惕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带来的长远风险。美日接近于完成的TPP谈判仍然面临一系列国内和外部制约因素。

更重要的是,美日在对华、对朝和对韩等诸多事项上也存在分歧。在朝鲜问题上,日本对所谓来自朝鲜的现实威胁认知与美国截然不同,还存在着难解的日朝人质问题,使安倍寻求与朝鲜的秘密或公开接触,这与美国希望的各方一致对朝保持压力,促其放弃核武的立场相左。日本出于谋求俄罗斯归还其北方四岛考虑,正协调普京年内访日,这已经令因乌克兰危机寻求西方联手对俄制裁的美国十分不悦。奥巴马在安倍访美期间敦促其谨慎行事。在对韩国问题上,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持续敦促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立场以改善同韩国关系,以形成更为密切的美日韩同盟,威慑中国,防止中韩过分接近。日本对此置若罔闻。

美日同盟的最大挑战或是其对华政策的深刻分歧。对美国而言,要在中日间保持可控紧张,防止二者接近。美国强化与日本同盟关系,对中国保持可信的威慑,同时又发展大致稳定的中美关系,防止中国直接挑战美国霸权。对日本而言,是要通过强化美日同盟,逐步获取美国信任,以此推动正常国家诉求。一有机会,日本也将寻求独立的大国地位。然而,中美之间存在广泛而深刻的共同利益,两国的相互依赖正逐步增强。尤其是当前全球议题逐步增多,亟需中美联手应对各种挑战。中美也正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这使双方有望达成某种形式的战略谅解和协调。中美接近和另一场突如其来的“越顶外交”,是日本难以承受的梦魇,而这种可能性难以排除。

(作者系外交学院中日韩合作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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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万鹏、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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