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根据《推选和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通知》要求，中共中央组织部计划在今年“七一”前夕，于全国范围内表彰一批优秀县委书记。这是时隔20年后首次遴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郡县治，天下安”，县委书记为政一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1995年6月，中组部遴选出100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加以表彰，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树立楷模。其正值建设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开端，在选拔优秀县委书记的过程中也打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每一个时代的县委书记其职责也都不同，优秀之处各有不同。
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楷模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同时还刊登了《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随后，全国各种报刊先后刊登了数十篇文章和通讯，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焦裕禄的热潮。此时，焦裕禄去世已经两年。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他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962年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困难时期，国家百废待兴，“县委书记的职责能力主要体现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如何摆脱贫困，战胜挑战方面。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众所周知的焦裕禄。”中央党校教授谢志强说。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开头写道：“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这就是焦裕禄将要面临的兰考。
抗争困难的过程中，焦裕禄病了。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
当他不得不踏上离开兰考去治病的火车时，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当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治理“三害”的过程中，焦裕禄付出了极大的精力以及革命精神，他带领全县人民顽强斗争，奋力改变兰考贫困面貌，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利益死而后已，留下了伟大的焦裕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并且这样评价焦裕禄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亿万人们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永远是鼓舞我们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永远是激励我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
“四化”干部：开创改革新局面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发展经济成为新的呼声。这一时期，山西原平县县委书记吕日周是代表之一。
1983年，在山西省委农工部工作的吕日周，被破格安排到山西省唯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根据当地农民的改革实践，创造发展了一种崭新的城乡经济组织形式，即风靡一时的“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使三年之后的原平县实现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12个县总和的佳绩。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新星》，即以吕日周为原型塑造了县委书记李向南的形象。
1992年1月17日，88岁的邓小平坐在南行列车上开始了他的南方之行。邓小平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为中国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谢志强表示，改革开放后全国工作的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领导干部必然承负前所未有的重担，开创新局面。这时，无论是家庭联产承包、企业改制、基层政权建设，还是招商引资、干部制度改革、推进依法办事进程，工作中的“千条线”都须向县委书记的“针眼儿”里穿。
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那个时候，组织工作特别是干部工作是围绕着改革开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着力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在1994年担任中组部部长时，正好是十四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对组织工作特别是干部工作专门作出了决定，要加强党的建设。
思想建设方面的措施之一就是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用榜样的力量带动干部队伍的建设。
制度建设方面就是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1995年，正式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5年中组部表彰了100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他们的群像所体现的是锐意改革、公道正派、敢于创新、德才兼备，民主集中，以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优秀品质。
树典型：新时代的必然选择
1995年6月，中组部表彰的这100名全国优秀县(市、区)委书记，是从2800多人中精心遴选而来，入选几率仅为3.5%。
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在当选的秦振华身上体现得很明显。1992年，已满56岁的秦振华，被苏州市委提拔为张家港市委书记。此前，他担任杨舍镇党委书记14年，将这个穷镇变成了苏州名镇的排头兵。主政张家港后，他瞄准周边的先进县(市)，公开叫板，在5年内改变了全市落后面貌，也激活了当时苏南县域经济的“一池春水”；张家港一口气拿到了34个全国先进称号、37个全省先进称号。
20年过去了，其中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如杜家毫、毛万春、李玉妹、于迅、陈伦、陈光、胡晓华、饶益刚、王三堂等，他们仍然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
统计显示，其中毛万春、罗黎明担任县委书记时仅为32岁，李玉妹、于迅、陈光仅为35岁，杜家毫、陈光志等仅为38岁。
干部年轻化也是当时的主要改革方向。199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通知》，提出“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迁就照顾以及凭个人好恶选人等思想障碍”，“形成由不同年龄层次的干部组成的梯次结构，年轻干部所占比例要有较大的提高，保证有一批30多岁、40多岁的优秀年轻干部能及时选拔进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年龄上的优势很是明显。
“时代的发展必须要求要树立时代的县委书记的典型代表，鼓舞人心、发展经济。”中央党校教授、党建专家张希贤对南方日报记者表示。
他认为，遴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是时势和发展中的中国当下的“英雄”的结合。在他看来，此次时隔20年再次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是当下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依法治党、从严治党大背景下树立新的时代楷模的必然选择，“作为基层政府中重要的官员，县委书记在新时代所担当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树立典型，同时清查违规违纪的人员。”（记者 王腾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