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在写作（摄于上世纪80年代末）。
初夏时节，日晴风暖。站在正定县南城门的城墙上向北远眺，绿柳掩映中的历史文化街犹如一幅徐徐铺开的画卷。在这幅画卷上，广惠寺华塔、临济寺澄灵塔、开元寺须弥塔、天宁寺凌霄塔等古建筑一一尽收眼底。它们虽年深岁久、历经沧桑，却保存完好。这里面浸透着一位作家辛劳奔走的汗水。
他就是贾大山，当代著名作家，曾任省作协副主席，正定县政协副主席、文化局长，1997年2月20日因病去世，年仅55岁。生前，他不仅坚持为人民写作，留下了独具气韵的文学作品，还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
习近平同志曾发表过一篇悼念文章《忆大山》，记述他与贾大山长达十余年的友谊，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文末这样写道——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这鲜活，在田间，在场院，在大伯大娘的炕头上，在乡亲们的所忧所盼里。”
出正定县城，北行十几里地，就到了西慈亭村。1964年到1971年，贾大山曾在这里度过7年的知青岁月。
微风从田野里吹来，阳光洒满村民陆树棠家的小院。“我第一天见他就记住他了。”时隔多年，陆树棠忆起往事，仍历历在目。他说，知青们来的当晚，村里组织了欢迎会，村俱乐部先演节目，这些节目比较老套，台词很多人都会背，场院里闹哄哄的。当报幕员说“下一个节目是山东快书《武松打虎》，表演者下乡青年贾大山”时，人群很快安静下来。脱帽、鞠躬，接着一个武生亮相，陆树棠老人一边比划模仿一边说：“一黑夜，大山的名儿就传遍全村了。”
让陆树棠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县城商贾之家长大的贾大山，很快就融入农村生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那时候的农村，肚里有墨水的“秀才”少。贾大山小时候家和戏园子做邻居，爱上了戏剧，上中学后又迷上了文学，来村里很快就找到了用武之地。
刷标语、写板报，贾大山端端正正、清清秀秀的字一上墙，识字不识字的老乡路过都愿意看上几眼。春节将近，他又成了当红的主角，毛笔挥舞，几日工夫，数百副鲜鲜活活的对子便飞上了村里人家的门楣楹柱。俱乐部的工作就更甭提了，他一个人编导演来全活儿，西慈亭的俱乐部很快出了名，在县里、地区参加汇演、调演，每次都捧回来大大小小的奖项，乡亲们觉得脸上很是光彩。
“他爱和人聊天，跟谁都能聊。”陆树棠回忆说，在演演唱唱、写写画画之外，贾大山还有一大本事——说和。
左邻右舍，房角地界，小孩打架，婆媳不和，妯娌间飞短流长，人们心里有了怨气，总爱往外倒倒，看他有文化，又是个外乡人，就把他当作了倾诉对象。贾大山说和，用的是同一个方子——息事宁人。往往经他一场劝解，一席开导，一番评说，当事人走时，火气儿小了，嗓门儿低了，脸上挂笑了。“连村里那些在外见过世面的人，都佩服这小青年的老道。”陆树棠说。
恰恰是这一段乡村生活，让在城里长大的贾大山有了丰厚的农村生活积淀，使他的创作像一棵大树，从成长之日起就把根须深扎进坚实的大地，携带着田野泥土的气息。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他的小说题目便知：《花生》《沙地》《乡风》《村戏》《会上树的姑娘》……
“大山搞创作，非常注重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郝建华退休前一直在正定县文化系统工作，曾担任过县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常山影剧院经理等职务，是贾大山生前好友。采访中，他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
当时，县里决定搞一台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现代戏。文化馆想到了声名鹊起的西慈亭俱乐部的贾大山，“点将”把他借调到文化馆。
坐在小小斗室里，贾大山翻看着一叠叠材料，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可他总觉得还少点什么。噢，他想出来了：“是鲜活！这鲜活，在田间，在场院，在大伯大娘的炕头上，在乡亲们的所忧所盼里。”
他找到文化馆长，说了想下去的意思。依着馆长的想法，该要的材料都要来了，一大堆材料里头扒拉扒拉、结构结构，一台戏不就鼓捣出来了。后来他听大山说得有理，很快转了弯儿，并安排了一个搞作曲的同志陪同。两人骑着自行车，深入农村一个多月，采访了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技术员和方方面面的群众。带着一大堆“鲜活”回到文化馆，贾大山的第一部大戏《向阳花开》顺利“出炉”，如期参加了全省的文艺汇演，一举拿了优秀剧本奖和优秀演出奖两个大奖。大山本人，还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被转为文化馆正式干部。
“后来在剧团，《向阳花开》成了一个保留剧目。”郝建华说，这出戏有三个好：一个是内容好，演村里人、村里事，接地气儿。一个是词曲好，都是老百姓的话，听着过瘾。一个是票房好，这个剧目县剧团连演了三四年、一百多场，收入了十来万元。
“我长期在《河北文学》《长城》编辑部工作，自从与大山相识后，书信来往不断，经常见面畅叙，在20多年的交往中，我俩成了莫逆之交。”82岁的肖杰老人退休后一直住在省文联大院里，这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家属楼，曾经多次迎来贾大山这位客人。
说起故友，肖杰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大山写的全部作品，都来源于现实生活，没有一篇是凭空编造的。”
肖杰回忆说：“1977年1月，我去正定找他约稿。他在家弄了几盘菜，我们边吃边聊。他告诉我，这段时间他一直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然后就兴致勃勃地说了不少见闻，说得最多的是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他一直说了一个多小时，滔滔不绝，有故事，有细节，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讲得绘声绘色，我听得津津有味。讲完了他说，你看我说的这些事儿能不能写成小说？我说，把你刚才说的故事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不错的小说。”
过了20来天，贾大山把稿子送到肖杰家。肖杰迫不及待地展开，标题是《取经》。他一口气看完稿子，真有说不出的兴奋。那巧妙的结构、鲜明的主题、活生生的人物、浓郁的乡土气息、简洁朴实的语言，读后令人耳目一新。这篇小说发表后被《人民文学》转载，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成为贾大山的成名之作。
正定县农民画家、艺文斋美术学校校长王素华今年66岁了，仍然经常出门写生。“画画不能光练技法，要多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这是贾老师教给我的。”王素华说，她和贾大山很早就认识。有一次，贾大山向她求画，她画了“风晴雨露”荷花4条屏。贾大山看了说：“其他三幅不错，就这幅不好，没画出雨天荷花的意境。”
“真让贾老师说对了。”王素华对记者说，晴天、刮风天和清晨，她都去写过生，唯独下雨天，没有去观察过。后来，一下雨，她就跑到北城门外栽着荷花的那片河塘，先后去了七八次。其中有一次，风也大，雨也大，她观察得都沉醉了，雨水淹过了膝盖，才恍然醒来，一身水一身泥地回去，一口气画了十来张。“当你真正深入生活时，它会触发你好多的灵感和想象力。”说起久远的往事，王素华仍然十分感慨。
而最让她佩服的，是贾大山敏锐的目光，善于观察捕捉生活中的细节。王素华告诉记者，贾大山一篇小说《“容膝”》里的女主人公就是她。
“一个秋季的下午，贾老师来到艺文斋，正好有人进来，问有‘容膝’的拓片没有，想送礼。我说你要学习书法或者收藏可以，送礼不卖。过了一段时间，贾老师拿着几张稿纸来了。他说：‘素华，我给你写了一篇文章，你看看是你不？’”
“是你吗？”记者问。
“人物刻画的性格、心态很像我。”王素华笑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贾大山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在西慈亭村，村民任贵明就乐呵呵地说，《村戏》里的老鹤大伯是他去世了的哥哥。
“父亲能写出好作品，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爱交朋友。”贾大山的大儿子贾永辉说，这些朋友不光有政界、文化界、企业界的，还有不少普通老百姓，他们当中，有种地的农民、摆摊的小贩、开饭馆的小老板，可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他们常常在一起聊天，父亲从他们那里讨生活，他们从父亲那里讨智慧。”
贾大山的创作，真实地反映生活，但并不胶滞于生活。
他的短篇小说《花市》，曾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文中主人公的原型，是他的一个老朋友名叫曹仲连，在集上卖花。但是贾大山在创作时，将曹仲连改成了小姑娘蒋小玉。在一次正定县业余作者创作座谈会上，他风趣地问大家：“这样写比写戴眼镜的老头儿是不是有了诗情画意？”但是，他反对搞想当然的空中楼阁，他说：“我绝不会产生有关空军的灵感，因为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坐过飞机。”
今年秋天，石家庄市文联将启动“贾大山文学奖”，三年评一次。省文联副主席，石家庄市文联、作协主席周喜俊说，该市的作家群体在创作实践中一直传承发扬着贾大山的创作理念：深入现实生活，打造精品力作，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多奉献。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民就是文艺创作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我有个毛病，写了两篇之后，总喜欢放在自己的床下压它一段时间，让它降降温，过一阶段，再拿出来修改。”
多年来，作家康志刚创作时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小说写好，修改完毕，感到满意了，就放到一边儿，开始读贾大山的小说，几篇读下来，总能发现自己的作品有“火候”欠到的地方，这时候再拾起来，继续修改下去。
面对记者，康志刚言谈话语间难掩对恩师的感激。“我和贾老师是同乡，是他扶持我走上文学之路的。我当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在他指导下，这篇三千来字的小说修改了六遍。”康志刚说，贾大山的每个作品都是经过长期酝酿，不肯轻易落到纸上，落到纸上也要反复修改润色。“他说好文章都有一个构思、打磨的过程，写文学作品就像工厂生产产品，生产出坏产品会砸了自己的牌子。”
贾大山患病期间，为了帮在《当代人》杂志担任小说编辑的康志刚完成组稿任务，创作了两篇小说。一天晚上，贾大山把康志刚叫到家里，递上下午刚刚誊清的稿子，十分谦逊地说：“想听听你的看法。”
那时，因为患癌长期化疗，贾大山已经非常瘦弱。他颤巍巍地站在康志刚身边，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橘红色的灯光，映在他清瘦的面颊上，显得格外温馨。此情此景，一直深深地刻在康志刚的记忆里。
“建华，我想了个小说，我给你念念啊。”想起老朋友，郝建华的脑海里常常会响起这句话。“大山说念念，其实是背，有时候会把标点符号都背出来。但要说是背，也不确切，因为这篇小说连一个字都没写呢。”郝建华说，贾大山创作时，会反复打腹稿，成型后还要一字不落地背给朋友听，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再落于笔端。
不光是郝建华，在采访中，大家都对贾大山精益求精的创作精神称赞有加——
肖杰讲道，有一次，贾大山写了一篇小说《中秋节》。他看后，提了一点修改意见，说好某日准时交稿，可是到了那天，一直等到晚上，贾大山也没来。第二天一上班，就听见门外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贾大山进了屋，向他解释说：“原打算昨天下午来，可我一琢磨，有个细节不合理，非改不行。下午改了，夜里抄了一遍，今儿起了个大早给你送来。”肖杰一看稿子，原先是8000字，现在却只有6000字了。“大山是个细心人，总是对作品字斟句酌、精雕细刻，绝不会有丝毫的马虎。我做编辑20多年，除了贾大山，没碰到过这样的作者。”
康志刚讲道，他编的《贾大山文学作品全集》中，有一篇没有结尾的中篇小说《钟》，这是贾大山生平创作的80多篇小说中唯一的中篇小说。他记得，有一期《长城》杂志，曾刊发了下期的小说要目，这部中篇列于篇首。他看到后非常兴奋，期待着能早日一睹为快，等见到那期杂志，迫不及待地打开，却不见了踪影。后来，才听说是贾大山对这篇小说不甚满意，给编辑打电话，让人家从印刷厂把稿子撤了下来。他去世后，家人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发现了这部小说的原稿，可惜最后一页遗失了。“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这部没有结尾的中篇小说，在今天看来，依然不失为一篇优秀之作。贾老师对待创作几近苛刻的严谨态度，非常值得今天的写作者们学习。”
石家庄市文联原主席袁学骏讲道，1986年春，石家庄地委宣传部安排他为《太行文学》主编，他第一个便想到向贾大山约稿。大约两个多月后，一天贾大山风尘仆仆地来了，拿着他的小说《阴影》，歉意地说：“我写得慢，抄得慢，耽误事了吗？”袁学骏说：“没有，离规定的期限还有俩月呢。”再看那稿子写得十分整洁，有写错的地方，还剪下一块稿纸贴住，晾干了再把那个正确的字重新写好。“凡是当编辑的都有一个偏好，一看稿子整洁就心生好感。我便感叹了一声，说你真是认真写作的典范。他说，文人要尊重编辑的劳动，出名的是作家，不出名的是编辑，让你们看稿不费劲儿，我也高兴。”袁学骏说，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一位作家讲出这番话，心里很是温暖。
贾大山生前，对文学创作没有留下太多论述，用他的话说，就是“对于文学一向懒于理论的思考”。但是在这不多的文字中，大家的话仍然得到了充分印证——
“我有个毛病，写了两篇之后，总喜欢放在自己的床下压它一段时间，让它降降温，过一阶段，再拿出来修改。”
“一位朋友问我，《取经》写了多长时间？我觉得不好回答。要说动笔写，不过五六天，可是翻开我的日记本，1971年就有了一些人物的影子。还有一位朋友说：‘你掌握这方面的材料不少，可以写个中篇，怎么只写了个六千字的短篇呢？’我想，假如用可以盖一座楼房的材料盖几间平房，哪做檩，哪做梁，任你挑，任你拣，那平房一定盖得好；反之，假如用可以盖几间平房的材料盖一座楼房，那楼房肯定盖不成，你若硬要盖，东拼西凑，也盖不好。”
阅读贾大山的作品，有一种美的享受，仿佛看见了那潺潺流淌于山间的清泉，纯洁干净，清澈见底。
“贾老师是我的一面‘镜子’。我每次构思小说时，首先想到的会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篇作品，究竟要向读者传达什么？”康志刚告诉记者，贾大山创作时，提炼不出深刻的思想内涵不动笔。“他非常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和社会功能，常对我说，咱们写小说，就是让人学好哩！他还说，你这个作品，敢不敢让你的孩子看，让你的子孙后代看？如果不敢，就不要写。他主张通过作品，让人动心，让人向善。”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始，中国文坛时尚多变、流派纷呈，各种思潮和写法让人应接不暇。贾大山却不为左右，从不逐潮，绝无媚俗，甚至自撰一联挂到书房：小径容我静，大路任人忙。
他坚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他的目光所到之处，是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是他们的生活冷暖，是他们的喜怒哀乐。在贾大山造就的世界里，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熠熠闪光。
——卖鞋的林掌柜在柜台上放着一把特制的小铡刀，只要有顾客怀疑鞋的品质，他就一刀铡断，送到顾客眼皮底下看。
——中医邵思农不但有高超的医术，更有高尚的医德，他利用行医之便，为西街一个常年吃药却拿不起药钱的鳏夫募集药费。
……
传递真善美的同时，贾大山也用笔揭露着假恶丑。但这时的他，并不是金刚怒目，而是佛面佛心，批判中带着善意，审视里透着宽容，让人们看到黑暗中的光明。
“贾老师的小说虽然有年头了，但与时代并不脱节。比如《年头岁尾》，讲的就是老夫妇俩，为得到宅基地，按当时的风气给干部送礼，结果新领导没有收礼，也把地批给了他们。故事既有对不正之风的鞭挞，也有对人性美的呼唤。让读者在得到艺术享受的同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康志刚对记者说。
贾大山对艺术理想的坚守，令众多文坛大家为之称道——
著名作家孙犁曾言，“小说爱看贾大山，平淡之中有奇观。”赞赏他的作品是一方净土，未受污染的生活反映，也是作家一片慈悲之心向他的善男信女施洒甘霖。
“用明净的心，写好的东西。”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写道：“观其一生，他其实是一贯这样做的。他这种难能可贵的‘一贯’使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价值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贾大山一贯重视磨砺自己的“白描”功夫。在他的创作中，罕有荒诞、变形、魔幻等繁复的手法，它们多以素朴、明快、简洁的面貌，按生活的本来模样呈现出来，更多地显露出生活自身的美。
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人间经历怎样沧桑，好的文艺作品，永远像阳光、清风一样，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
“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
贾大山其人，中等身材，黑红脸膛，开口说话总是带着几分和善的微笑。
有一次，《长城》编辑部请画家韩羽为贾大山画一张漫画像。韩羽信心十足，“我闭着眼都能想出他的模样”。没料几番提笔，总感到难以传神。可不画又不行，编辑还等着稿子哩。最后灵机一动画了一个他的背影，并添补上几句话：“贾大山自甘寂寞，埋头写作，不喜出头露面，只画背影，意在颂彼之长；我本画技不高，难以肖似，只画背影，实为避己之短。”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让记者喟叹：贾大山名声在外，生前却无一本著作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曾给贾大山来信，主动要求为他的小说出集子，他没有答应。他说：“我是河北人，如果出书也只能先在河北出。”
“省作协的领导曾多次提出帮他联系出版社，他心里感激，却婉言谢绝。起初我以为他工作忙，无暇顾及，就提出要帮他搜集整理，他不让。有热心朋友要为他找企业拉赞助，也有企业家朋友主动要资助他，他说：‘出书还得买书号，不出不出。’”康志刚告诉记者，贾大山去世后，才由省作协出资，出版了他的小说集。
面朝文学、背对文坛的贾大山，就像一座巍峨大山，灿烂阳光下，风雨如磐中，云雾缭绕里，始终保持着本真，“我自岿然不动”。
他不迷当官。省委宣传部、省文联领导让他到《河北文学》当主编，他不去。地委领导任命他为地区文联主任，那是正县级，他也不肯接受。
他不迷名。北京某报社曾连续两次给肖杰来信，要他写写贾大山近来的创作情况和打算，并附上照片，以便在《作家动态》栏目上发表。当他向贾大山谈起此事时，贾大山摇摇头说：“我不是作家，我只是个业余作者，更没有什么动态。”
他不迷利。一次，某电影制片厂邀请他去南方旅游参观，一切费用全包。别人劝他说这么好的事机会难得，去外面开阔开阔眼界挺好。“我不能无功受禄。人家要咱去是有想法的，我不会写电影剧本，以后也不打算写电影剧本。”他谢绝了对方的好意。一生中，除了河北省，他只去过北京和太原。
他不迷赞歌。省里曾经专门为贾大山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有参加。他说：“我坐那儿，人家都会说好话，我要不在，人家就可以畅所欲言，好就好，不好就不好，有啥说啥。”
虽说贾大山为人淡泊是出了名的，但大事难事面前，他却勇于担当。
当县领导安排他这个非党人士担任文化局长，把一个矛盾重重、局面不稳的摊子交给他时，他没有推辞，一口应承。
他的朋友、省作协原主席尧山壁回忆说：“我大惑不解找上门去。他说你有所不知，我对赵云的常山、白朴的真定有特殊感情，当文化局长不是为做官，而是想为家乡干点儿事。”
他深谙症结所在，到文化局上任后，与大家第一次开会，就宣布了两个三“不”。一个是：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搞不教而诛，不要不干正事。另一个是：不要不喝酒不办事，不要喝了酒乱办事，不要办了事就得喝人家的酒。
上任伊始，他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
对正定那价值连城的文物遗存，他更是倾注了一腔热情。从天宁寺凌霄塔到临济寺澄灵塔，从开元寺钟楼到隆兴寺大悲阁，从广惠寺华塔到清代蕉林书屋，或落架重修，或整饰一新，几乎一年一个工程地铺开了古建修缮的“战役”。
“这大大小小的工程，多则上千万，少则几十万，可不是一口气就吹起来的。”正定县文保所原所长李贞福对记者说，当年，为了从国家和省里争取款项，他们不知多少次奔走于北京、省城和县城之间，图省钱，住的是地下室，吃的是地摊儿饭。有一阵儿，贾大山得了胃肠溃疡，只得把药罐带在身边，白天跑工作，晚上熬中药。每年除夕到初一，是别人最放松的时候，却是贾大山最紧张的时刻。他亲自在隆兴寺值班，昼夜巡视，过了零时，还会一个个打电话查岗，看各单位的一把手在不在岗。
贾大山当文化局长期间立下的“汗马功劳”，至今让人铭记在心——
郝建华说，贾大山利用身为省政协委员与戏曲界人士的相熟，为县剧团苦于求师而不得其门的演员牵线搭桥。省河北梆子剧院如齐花坦、张惠云这些名角儿，都和小小的正定县梆子团的演员扯上了师徒关系。在县剧团因市场不景气纷纷解散的时候，正定县梆子团依然活跃在农村演出市场。
曾任正定县文化局党委书记的王志敏说，原先，县文保所每年收入的20%，算下来有几十万元，要上缴到县财政，贾大山借着县领导到文化局现场办公的机会，据理力谏，争取到用这笔钱设立文化发展基金。以穷著称的文化事业开始有了“底气”，启动县图书馆建设，设立文艺繁荣奖，正定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但贾大山在任期间，文化局一直在十来间小平房里办公，是县局机关中办公条件最差的。他在任九年，文化局没有一笔吃喝账。
九年后，贾大山主动辞去局长职务。他感叹道：“思吾任上，不敢妄称建树，自思尚未扰民，心也安矣。”
正定县城育才街两侧，是一排排中国北方最普通的民房，贾大山家的老宅就坐落在这里。他生前居住过的那间小屋，北墙上挂着一幅斗方，上书两个大字：静虚。
静之我心，虚之我欲，也许就是贾大山所追求的境界吧。
“当年文保所在县里是个富单位，工资高，福利好，好多人都想进，可大山从来没为亲戚朋友打过招呼。曾经有县领导给我写条子安排人，我告诉大山，他说：‘你甭管了，我给他说。’然后把这事给顶了回去。”说起贾大山，李贞福十分怀念。
“大山为什么威信高，让人服？就是因为他在自律方面做得非常好。”郝建华说，常山影剧院建起后，常常邀请外地剧团来演出，有时票不好卖，贾大山就凭着自己人脉广，帮忙把票推销出去。两次三番以后，当经理的郝建华非常感激，说职工们都还有提成呢，给你点提成吧，他说什么也不要，“连剧院一壶酒都没喝过”。
贾大山家离电影院、影剧院都不太远，他的爱人张淑梅有时也去看一场两场。贾大山就立了个规矩，不许爱人向人家要票，也不许影院、剧院送票。他认定一个理儿，当局长看戏、看电影，是工作的一部分，而爱人跟着“白看”，则有不正之风之嫌了。遇有好的剧团、片子，他宁可掏腰包买票，也不愿坏了规矩。
那一年，贾大山的小儿子退伍后，在家里待业。张淑梅跟郝建华说：“让孩子去你那儿吧，不发工资也行，就为他有个事儿干，别到外边乱跑。”
贾大山听说了，去找郝建华：“不能叫孩子来。”
“白干活，为啥不能来。”
“他不拿工资，咱们知道，别人不知道，影响不好。”
“我可以解释。”
“不不不，就叫他在家里呆着吧。”
可是对下属单位的职工，他却是一副古道热肠。正是他多次反映，解决了剧团十几名演员久拖不决的农转非户口问题；又是他几番奔走，为影剧院一位得了肺结核的老职工解决了家庭住房难题……
他的清正廉洁有口皆碑，他的疾恶如仇更令人钦佩。
正定县电子元件厂原厂长张士龙记得，有一回，贾大山正在卖瓜子的摊位前和摊主聊天，一个工商部门的人过来，拿起一包瓜子就走。
贾大山叫住那人：“你怎么拿人瓜子不给钱呀？”
“我们是朋友。”
“你们是朋友吗？”贾大山问摊主，摊主不吭声。
“你肯定不是人家朋友，你到底是什么人？”贾大山追问。
“我是工商局的。”
“你要是工商局的，更不能白拿了。”
看到周围的人都盯着看，那人赶紧丢下瓜子灰溜溜地走了。
铁凝在她写的《天籁之声 隐于大山》中提到一件往事。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她在文中写道：“大山讲起某位他认识的官员晚上出去打麻将，说是两里地的路程也要乘小车去。打一整夜，就让司机在门口等一整夜。大山说：‘你就是骑着个驴去打麻将，也得喂驴吃几口草吧，何况司机是个人呢！’说这话时他义愤非常。我未曾想到，一个病到如此的人，还能对一件与他无关的事如此认真。可谁又敢说这事真的与他无关呢？作为作家的贾大山，正是这种充满着正义感和人性尊严的情感不断成就着他的创作。”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
与波浪翻涌的大海比，大山淡泊宁静；与幻化多端的云彩比，大山沉稳守真；与变动不居的河流比，大山重情重义。
贾大山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鞋店林掌柜之口说过：“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
他的作品是一座大山，他的人品也是一座大山。（记者 霍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