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几个英译本

开栏语

　　古代中国走向世界、影响世界，在世界版图上留下了不断延伸的丝绸之路。清代的闭关锁国，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苦难，近代中国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时代使命，是“走向世界”，而这是一条充满了痛苦和屈辱、艰辛和曲折的漫长的坎坷的道路。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证明了中国不仅能够走向世界，而且能够有力地影响世界。如今，一个新的战略构想在世界政经版图从容铺展开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时代。在这一历史性的战略构想面前，回顾一下近代中国经典、中国思想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些往事，或有助于我们对“一带一路”的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从本期起，我们约请资深出版人秦颖先生为我们介绍相关图书。

　　读林语堂的《中国和印度的智慧》，有一则对《诗经》英译本高下的短评。他说：“我以为海伦·华德尔（Helen Waddell）所译的中国诗歌，是所有译本中最出色的。”但华德尔并不通汉语，她翻译《诗经》是根据理雅各（J.Legge）的译诗和注释完成的。无独有偶，与华德尔差不多同时，美国诗坛领袖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在其诗歌创作陷入困顿和徘徊时，在刚去世的好友芬诺洛萨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批用英语详细注释的中国文学资料，其中有许多是《诗经》。他虽不懂汉语，但透过费氏的英语注释，看到了《诗经》中高超的技巧和醇美的意境，为之惊喜万状。于是根据这些资料翻译，晚华德尔的《中国诗选》两年，即一九一五年，出版了《汉诗译卷》。这两节不大为人注意的掌故，表明了《诗经》的艺术手法和魅力对西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甚至成了一些外国诗人灵感的源泉。

　　第一个英译选本十八世纪由威廉·琼斯爵士（Sir W.Jones）完成。琼斯是梵文学家、诗人和近代比较语文学的鼻祖。他先是将《诗经》译成拉丁文，分两种文体：散文本和韵文本。后来，他又根据拉丁文本译出英译本，仍然是散文本和韵文本。据说，他之所以每次都作两种译本，是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亚洲人的诗作。实际上，琼斯的韵文译本是十八世纪的英国作家在中国古诗的影响下为十八世纪的英国读者所写的诗，严格讲来，不是翻译。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才将整部《诗经》译成散体英文，到一八七一年，他又在伦敦出版了《诗经》三百零五篇的韵体译本，并于一九六七年在纽约重印。他的译本注释丰富，是学者的译文，对后世影响颇大。林语堂以为，就其译文的“句法，韵律和总的效果看，常常缺乏真正的诗味，但其译文准确无误……虽其中不乏成功之作”。这个评价是中肯的。一八九一年伦敦又出版了阿连璧（C.F.Allen）和詹宁斯（William Jennings）的英译本。阿连璧曾任英国驻镇江、福州等地领事。所译《诗经》主要参考孙璋、理雅各及两种德译本。其译本着眼于英国人的鉴赏，押韵，但随意改动原文，近似改写。后者成书前，曾刊登在香港的《中国译论》上。他在序言中批评了儒家将一些爱情诗的解释与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理雅各有时避开了一些疑难诗句的注释，对其诗韵的处理也颇有微词。

　　到二十世纪，西方对《诗经》的汉学研究立场发生了变化。对《诗经》的认识也由“经典”变为“诗集”，译者以汉学家和作家为主。一九一三年华德尔在波士顿出版了一个韵体译本，此即林语堂所称的最佳译本，“读者每每为其译诗中所表现的转瞬即逝的思想，三千年前农妇瞬间的伤心哀痛留下深深的印象”。但译文删节太多，而且重新组织。该译本多次重印，比较畅销。与此相反，路易丝·哈蒙德（Louis S.Hammond）走了另一极端，她试图把一个中文字译成一个英文音节，不增不减，而且保持原诗韵律，其中不少很成功，如《邶风·式微》。庞德的译诗，影响很大，是理雅各之后第一个把《诗经》译成自由体的人。一九一五年剑桥初版，一九五四年哈佛重印。庞德认为译诗是个创造性的问题，他的译文经常被当成创作选入近代英美诗选，但译文错误很多，不能算是佳译。韦利继庞德之后，将《诗经》译成自由诗，一九三七年在伦敦出版，此译本代表了西方二十世纪以来对《诗经》的认识与研究的发展。他第一次打破了《诗经》风雅颂的次序，以诗歌内容编排，分为婚姻、战争、农作等十七类。其翻译完全越出了儒家传统的樊篱，成为纯粹的研究，其译文也颇有特色，他在序中说：中国的旧诗句都有一定的字数，必须用韵，很像英国的传统诗，而不像欧美今天的自由诗。但他译诗却不用韵，因为他认为用韵不可能不因声损义；他用一个重读音节来代表一个汉字，并将这种格律比之为英诗的无韵体。

　　在《诗经》西译中，主角一直是西方人，他们的翻译大多带有明确的目的和主观的色彩，甚至成为创作的素材和灵感的源泉。本世纪以来，我国翻译家亦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曾译有《诗经选》，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个英文全译本由许渊冲先生完成（湖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许先生对自己的翻译颇自信，他认为自己超越了前人，就是“别人重意似，译的是词；我重意美，译的是意，这是从内容上看。从形式上看，别人多不押韵，各行长短不一，我却全都押韵，每行甚至和原文字数相等（一汉字译一英文音节，如《采微》）。总之我重意美，音美，形美（三美），目的是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三之）。”针对庞德、韦利等人的译诗及理论，许先生表示：“译诗如不传达原诗的音美，就不能保存原诗的意美。《诗经》总的说来是用韵的，译诗如不用韵，绝不可能产生和原诗相似的效果……用韵固然可能因声损义，不用韵则一定因声损义，用韵损义的程度反比不用韵小。”200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大中华文库”收纳出版了汪镕培、任秀华的《诗经》英语全译本。他们按照“传神达意”的原则进行翻译，通过英诗的形式对《诗经》进行再创作。

　　有人说，翻译是跟原作竞争，是创作。的确如此，但远不止于此。它还是一种文化的互译、转换。《诗经》的西传和英译，已不再是简单的译事，而成了中西文化交流、融汇、影响的过程，译作已不再是两千多年前《诗经》作者的原意，而是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另一个时代的翻译家们对《诗经》鉴赏的成果。《诗经》的英译也因此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寓意和价值。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