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心经验”与“清远经验”

　　●清远市史志办公室 蔡少玲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体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包括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改革作了安排和部署。在中央作出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改革开放道路之前，各地就已经开始了改革发展的探索。

　　20世纪60年代初，清远县洲心公社在全省率先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即固定地段，包工定产，对产负责，超产奖励，对水稻、番薯等大田作物实行田间管理，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甚至超过了1956年历史最好水平。这一做法，引起了中南局书记陶铸的重视，亲自到洲心公社蹲点总结，并要求在全省推广，这个在当时促进农业大发展的做法，被誉为“洲心经验”。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清远县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在全省率先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从经济管理体制、工业企业的经营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充分调动了企业与工人的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果。这一做法，得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的赞赏，并力排众议在全省推广，这一促进工业大发展的做法，被誉为“清远经验”。

　　这两个经验，虽然一个是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个是工业生产方面的，但是都诞生在清远，都对当时的生产，对后来农业、工业的改革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对这两个经验进行比较，以飨读者。

　　一、“洲心经验”与“清远经验”产生的历史背景相似

　　1958年至1960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和分配中大搞平均主义，将农民私产收归公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加之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自然灾害，在1960年前后，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十分困难，粮食问题成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

　　1961年晚稻开始，清远县洲心公社塘坦大队认真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在1959年晚稻实行“小组包段，个人包块，评比奖励”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在全省率先实行“按田定产，固定管理地段，工分一次计算到人，成本由队负责，超责任指标奖励”的对产负责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实行，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活质量大大提高，粮食生产实现了大丰收，1961年，塘坦大队晚稻总产71万斤，超产43%。

　　1966—1976年，中国遭受了“十年动乱”，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1977—1978年经济恢复较快，个别人在思想上对顺利的因素看得比较多，对困难因素估计不足，于是产生了急躁冒进的错误，产生了新一轮的“洋跃进”。同时，“在整个经济的管理体制上，总的看来是集中过多，计划搞得过死，财政上统收统支，物资上统购包销，外贸上统进统出，‘吃大锅饭’的思想盛行，不讲经济效果。这些都使得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束缚。”①

　　在清远县，全县17间国营工业企业，在“文革”期间企业管理混乱，无政府主义严重，主要经济指标达不到历史最好水平。1977年，17家企业还亏损了31.7万元。其中清远县氮肥厂，从1970年4月建成投产至1978年9月，连年亏损。“当时氮肥厂是全县最大的企业，亏损也最大，9年间累计亏损773万元。”②“当时工厂没有产销权，生产多少由县计划委员会做计划，销售由农业生产公司负责，价格则由物价局定，工人由劳动局招聘，解聘也要劳动局批准，‘企业没法活，也没法创新’。”③

　　1978年5月，在全国掀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对“两个凡是”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中共清远县委乘此东风，解放思想，着手改革企业奖励办法，把奖金同企业经营成果和职工贡献大小直接挂钩。1978年10月，在全省率先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企业马上扭亏为盈，“到年终不足3个月的时间内，企业实现利润达69.6万元，相当于前9个月盈利总和（51.4万元）的1.35倍，全年计算，还超额10%完成年利润计划。”④

　　二、两者都经历了从“评比奖励”到“超产奖励”的完善过程

　　为稳定农业生产局面，1961年，中央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时颁布《农业六十条》。根据中央精神，为寻求解决生产责任制的途径，彻底解决农活的质量（产量）问题，各地都进行了较长期的摸索。1959年晚稻开始，洲心公社塘坦大队即在部分生产队实行“小组包段，个人包块，评比奖励”的田间管理责任制，1960年在全大队推开实行。尽管对田间管理的质量要求规定了一套详尽的标准，可是在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因为社员关心的只是工分多少的问题，至于所管的地段究竟能打多少粮食，每个人并没有责任，导致田间管理的质量没有抓好、抓细、抓到底，增产得不到保证。

　　1961年晚稻，塘坦大队在“小组包段，个人包块，评比奖励”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按田定产，固定管理地段，工分一次计算到人，成本由队负责，超责任指标奖励”（后来统称为“固定地段，包工定产，对产负责，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的对产负责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有效保证了农活的质量，解决了干活偷工减料，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的矛盾，在劳动报酬上克服了工作质量差，工分报酬多的不合理现象，真正体现了多劳多得。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回升，各地都在探索增产节约、扭亏增盈的路子。1978年7月，清远县在部分企业中恢复了奖金制度，实行综合奖和超产奖、节约奖、质量奖等单项奖，刚开始确实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生产也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奖励与企业经营效果脱节，奖金分配实行平均主义，因此职工的干劲只热了一阵子又冷下来了，企业扭亏增盈进展缓慢。

　　1978年10月，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把企业的经营效果与每个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清远县委首先在氮肥厂等4间国营厂试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生产面貌立即改观。当年11月起，在全县17间地方国营厂中推行这一新的奖励制度，效果十分显著。1979年8月，在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会议上，中共广东省委充分肯定了“清远经验”，并决定在全省试行。

　　三、两者都经历了从遭反对到被认可的一个认知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过渡理论，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标志着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了。”⑤经济上建立了以国有经济成分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

　　当“洲心经验”和“清远经验”刚开始试行时，引起了人们的疑虑与讨论。“洲心经验”虽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也获得了增产，但是是否“动摇了集体经济的基础”？是否违反了“公有制”的原则？“对于实行包产到户，党内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⑥从1961年起，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3月起，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6月，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党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在调查研究中，逐渐对包产到户表示出积极支持的态度。”⑦这一系列决策的实施，厘清了人们头脑中的疑虑，“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也逐渐为各级领导所接受。1962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发文介绍了清远县洲心公社的经验，并要求全省各县“立即在一个公社或者若干个生产大队采用洲心公社产量责任制的办法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准备逐步推广。”

　　“清远经验”刚实行时，反对的声音也不少。省财政、劳动等部门还专门发文，要求“纠正清远县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奖”。

　　1977年至1978年下半年，经济理论界先后举行了三次按劳分配问题理论研讨会。1978年5月，在全国掀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这个时代背景下，1979年8月起，《南方日报》为此开辟专栏，在报纸上展开关于清远县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讨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意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交锋。1980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带领各条战线的有关领导，亲自到清远调研，充分肯定了“清远经验”。同年7月，省委、省政府以粤发〔1980〕79号文将“清远经验”批转全省实行。1982年11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提到：“广东省清远县试行由县经委统一领导全县企业的经济活动，几年来已取得很好的效果。”

　　四、“洲心经验”和“清远经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经验借鉴

　　自合作化以来“历时10年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农民群众的一大创造，也是广东省农村进行的重大变革与有益探索”。“这时期实行的生产责任制是应该肯定的。它的实行，不仅在当年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还为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包产到户’提供了借鉴，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实践基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的有益探索。”⑧

　　“‘清远经验’对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它是中国县级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对冲破旧体制、旧框框的桎梏，以及对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闯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⑨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洲心经验”等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了活力，得到不断发展与完善。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清远经验”却受时代所限，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它“只是适应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管理体制转化的过渡形式，它是以政府行为去管理经济，而不是让市场进行调控，还没有涉及工业企业的产权改革等深层次问题……没有真正走上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因此，‘清远经验’带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以至于到了1984年以后，由于清远工业没有冲破计划经济的圈子，没有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以适应市场的需求，经济效益开始下滑，与周边的南海、顺德等县相比而落伍了。但毋庸置疑，‘清远经验’作为时代的产物，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⑩ ▉

　　注释：

　　①《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2页

　　②《清远经验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3页

　　③《清远经验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73页

　　④《清远经验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31页

　　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36页

　　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11页

　　⑦《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12页

　　⑧《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410页

　　⑨《清远经验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页

　　⑩《清远经验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588页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