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体制改革后，广东法院、检察院系统实行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制改革，法官和检察官占各院政法编制的比例将在5年内降到39%，这是否有利于司法公正高效？当前，法官、检察官“下海”人数增多，如何留住人才？因司改而冻结的法院、检察院人事工作何时解冻？12日，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引起省人大代表热议。参加云浮代表团分组讨论时，省人大代表、省高院院长郑鄂一一作了回应。
郑鄂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项目已经全在广东进行试验。“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理念就是法官应是法院工作人员中的少数，这符合中国实际，也符合世界各国法院建设规律，对于解决当前中国各级法院、检察院面临的问题非常关键。”
法官占少数符合国际规律“39%”系全省法院平均值
去年11月，经中央政法委批准，广东正式启动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根据试点方案，广东将对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进行分类管理，并实行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法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广东省以全省法院、检察院政法专项编制总数为测算基数，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常住人口数量和案件数量等情况，综合确定三类人员的员额比例。其中，法官、检察官员额5年内逐步减少到39%以下，司法行政人员员额比例调整至15%左右，46%以上人员为司法辅助人员。
“39%的比例符不符合广东案多人少的实际？”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丽琼说，在调研中她了解到，分类管理后，法院、检察院的一些领导干部重新回到工作一线，挤占这39%的比例。
周丽琼建议对如何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开展讨论。为推动广东的司法体制改革，省人大也计划加大对这项改革的监督力度，已经把听取两院对司法体制改革的报告列入工作计划。
郑鄂披露了“39%”的来源。他说，据中央司法改革的精神，广东法院、检察机关在试点改革的时候，向中央提出5年内全省各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占比要根据具体情况保持在35%—45%左右。中央回复称比例要在40%以下。据此，广东决定把比例定为39%。
“我要说明的是，这39%不是指每个法院都要保持这个比例，而是全省的平均数，即全省法院中，法官的比例总体上占39%，各院的比例要根据办案量来决定。”郑鄂说，比如云浮市法官的比例可能就是29%左右，而深圳法院改革后的比例是60%多，且还需要增加。
郑鄂说，真正的法官是可以对案件审理情况拍板、负责的法官，在各级法院应该是少数的，多数的应该是法官的助理和辅助人员。改革的理念就是让法官干该干的事情。“改革前，法院的工作人员都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被录用的，经过司法考试就成了当然的法官、助理审判员，再之后就成了审判员，这就造成了法官队伍质量的参差不齐。”他说，根据国际上通行的法官成长路径来看，法官绝对不是考试考出来的，是要通过审判实践锻炼出来、选拔出来的，“现在的改革就是让这样的人成为法官。”
发达地区人员流失严重三大原因致法官“下海”
省人大代表、清远市政协副主席黎智明说，39%的员额比例让有些法官不可避免地要离开这个队伍，有些已经“下海”。
“人员流失的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郑鄂说，改革前，法院系统每年也都有一两百人离开，这几年人员流失多集中发生在发达地区。“承受不了这些办案压力，也就走了。”
郑鄂分析法官“下海”的几个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工作量太大，省内经济发达地区法院一线法官人均办案量在300件以上，“一年的工作日才200多天，所以别看法官神气，工作是很苦的，白天开庭，晚上还要写裁判文书。”他说。第二个原因是待遇不高。法官承受了这么大的工作量、这么大的压力，司法体制改革还规定了法官办案终身责任制和零容忍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在办案中，法官不能洁身自好被追究，他将终身不得从事法律职业，律师都不能当。”法官工作压力大、责任大，收入低，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机构又以优厚的待遇向法官伸出橄榄枝，“一掂量，一些人也就走了。”
郑鄂说，其实在各国的公务人员中，法官往往都是被给予最优厚待遇的人，因为他们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需要一定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现在司法体制改革对这方面也有所考虑，适当提高了法官的收入，比相应级别的公务员工资稍高，鼓励法官走职业化发展道路。”他说。
郑鄂说，法官“下海”的第三个原因是当前改革确实产生了一些波动。“这个波动主要发生在年长和年轻的法官身上。”他说，年长者抱怨，自己都快退休了还要回到一线办案，不情愿。“可如果你想成为法官，就要占据这个名额，占了这个名额就必须办案，因为人手本来就紧张，”他说，“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中央明确规定，改革有5年的过渡期，现在可以不办案，你可以5年之后再做选择，到时候退休就算了。”年轻人的问题是，对政策了解不清而想法又多。“他们想老同志还没有安排，我们今后的前景如何更不得而知，因此比较焦虑，我们正在引导教育。”郑鄂说，目前广东法院员额制改革探索，也在考虑年龄比例的问题，比如，整个法官队伍中，50岁以上的法官可占一半，40—50岁的法官可占30%，30—40岁的法官占20%。他说，5年过渡期能解决很多目前大家认为存在的问题。
“留不留在法院、是否要成为法官，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事情。”郑鄂说。他还坦言，曾经有人找到他说想成为法官，他给此人提了三个问题问其能否接受：能否承受得住终身责任制的压力，终身对案件负责；能否洁身自好，办案能否做到公正廉明；能否承受经常性的责任倒查压力。
司改赋予法官“拍板权”专业化审判培养是关键
省人大代表、云浮市检察院检察长江理达说，司法体制改革以来，法院、检察院的人事工作已经冻结。“我们基层本来就缺乏检察官、法官，现在编制有空缺，却因为人事工作冻结而无法招聘或选调人员进来，影响了工作。”他说。
司法体制改革赋予法官“拍板权”，因此，法官的办案质量非常关键。“培养专家型法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我觉得关键是要通过专业化的审判培养。”省人大代表、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审判长闵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除此之外，固定的专业培训，法院与高校、与相关专业部门的沟通、交流也是培养专业化法官的重要途径。现在由于案件的压力，一线法官专业培训的次数、时间比较有限。如果从培养专家型法官的角度看，还应当大力开展法官的专业培训力度，尤其是基层法院的法官，他们的需求更为强烈。”
除此之外，闵睿还说，很多代表建议提升基层法院审判辅助人员的素质，觉得这确实很有必要。“审判工作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单是法官的素质提升了，并不足以保证案件的质量，审判辅助人员的素质也得要跟上。”（记者 赵杨 雷雨 钟啸 黄颖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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