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身边的改革

一场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改革，正在全面改变着浙江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走在前列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民收入已经连续30年保持全国省区第一，2014年达到19373元。

浙江“三农”发展之所以能够走在全国前列，根本原因是浙江农村改革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的谋划、组织和推动下，浙江农村改革以统筹城乡发展为根本目标，在全国率先推进了一系列涉及城乡关系调整的体制改革，基本建立了以“城乡兼顾”为特征的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体制机制，成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最全、水平最高、质量最优、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浙江农村改革的实践探索，先后在浙江建立了“中农办农村改革试验联系点”和5个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浙江也设立了23个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深入开展农村产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体制等10多个主题的改革试验，进一步推动农村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在构建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及制度体系上取得了积极成果，走在了全国前列。

30多年前经历农村土地承包制改革时，德清县的李忠海还是一个懵懂少年。改革对他来说，只是多了一块自家的田地。而去年底的一个冬日，46岁的李忠海用自家农房的“房产证”向银行抵押，贷到了10万元用于发展生产。他真切地感到：“改革就像农民身边的聚宝盆。”

在德清，有同样经历和感受的并不止李忠海一人。截至去年11月底，德清全县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已发放1.8亿元，累计802户。

上述“三权”是指农村土地(林地)承包经营权、农房财产权、农村集体经济股权。此前，这些农民直接拥有的资产，大多属于不可抵押和交易的“死产”。

如今，一场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改革，正在全面改变着浙江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勇于破冰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浙江的答案很明确：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让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014年年初，省有关部门的一份关于农民增收分析报告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注。报告指出，近5年来，农民人均收入增速放缓。

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成为浙江最为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浙江给出的答案是：只有加快构建农村财产性收入加快增长的有效机制，才能进一步激发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

显然这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

首先是农民财产权利的公平性。

市民的不动产具有完整的物权，可以在市场上流转、抵押和担保。而农民最核心的财产，如承包地、宅基地和住房、农村集体资产没有完整的财产权，以往不仅流转受到限制，更不能担保、抵押。

这种财产权利的不完整，不仅对农民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对其创业增收造成严重影响，而且造成农村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和纠纷。

更进一步的影响是城市化。尽管城市落户政策日趋宽松，但因为农村资产含金量日趋增加，“进城不落户”现象十分普遍。浙江的城镇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4%，比全国高出10多个百分点，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32%，落后全国3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现代农业发展也面临挑战。浙江农业的未来在于规模化经营，但在经过多轮政策推动后，浙江土地流转率已经高达47.4%，在全国位列前茅。在这种情况下，并非仅仅靠市场，而是必须依靠确权、赋权，进一步集聚土地，才能提升规模经营的水平，才能确保现代农业持续发展。

浙江省委、省政府认为，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着眼全省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以确权赋权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成当务之急。

赋权强能

2014年2月中旬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做好“三农”工作关键是坚持以改革为统领，通过改革赋权转型强农，以明晰产权激发农民积极性，加快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具体将通过确权、登记、颁证等基础性工作将权利量化到人（户），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权随人走”、“带权进城”的具体办法，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推进“人的城镇化”。

浙江认为，在所有农村改革中，确权是最基础的工作，“没有经过确权的土地，产权是模糊的，一旦放开流转，容易造成新的分配不均。”

确权之后，“赋权、活权、保权”工作配套跟进，实现“死产变活权，活权生活钱”。

经过不断实践，浙江总结出“确权确地”和“确权确股不确地”两种方式。前者适用于承包地块改变不多、原有四至边界基本清楚的地方；后者将承包经营权由空间形态转变为价值形态，适用于土地征用后边界难以确定的地方。

2014年下半年，全省农村确权改革进入快车道。到2014年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证颁发率99.5%，山林承包经营权权证颁发率99.7%；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率82.6%。

在“赋权”方面，各地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如在县、乡镇建立服务中心，设立风险保障金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全国开先河、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合作社的办法，让农户具有占有、使用、收益权的基础上，拥有了流转和入股的权利。杭州、嘉兴、湖州、衢江、温岭等地，还对流转后的承包地颁发经营权证，赋予其抵押、担保的权能。

绍兴市柯桥区出台集体土地范围内土地房屋确权登记实施细则后，钱清镇钱清村村民陈木林成了受益者。

陈木林在这次确权登记中，宅基地抵押给村集体，获得了3本半股权证。如果拿这些股权证抵押，可以贷款24.5万元。“这种贷款形式方便，不用担保和抵押，而且还款压力小，只有6厘利息。”

陈木林打算把股权证抵押贷款帮儿子经商。

钱清村的李水根也是受益者。去年10月，他接到了一批布料订单，需要买原料，但手头资金紧张。他用股权证抵押贷款了20多万元，解了燃眉之急。

在柯桥区的土地确权赋权改革中，和陈木林、李水根同样受益的钱清村村民有1450名，其中有100多位个私企业主或个体工商业主，他们对流动资金的补给有较大需要。前不久，瑞丰银行和钱清村村委成功对接，经过核算，银行决定给予每本股权证抵押7万元免担保低息贷款的授信。

“股权证随着村级集体资产的增值而持续增值，现在全村村民凭股权证可贷款1亿多元。”村党总支书记谢富根说。显然，股权证抵押贷款对全村发展经济很有意义。

海盐县是全省最早推出流转土地经营权抵押专项贷款的县。除了农户全部颁发承包权证外，流转后的土地还颁发经营权证。业主可将经营权及地上附着物作为债务担保抵押，按评估价的7折，到当地农信联社申请贷款。

当地农信社为此专门设立了名为“农钻通”的贷款专项。截至去年底，海盐县累计有437个土地流转经营主体获得贷款17511.5万元。

目前，全省已有5个市级、46个县（市、区）建立了农村产权交易平台，规范和确保“三权”有序流动。

共创共富

2014年12月，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暨“三位一体”改革在义乌市启动，拉开了在全国率先开展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的序幕。

此次改革将以供销合作社为依托，整合原农业、林业、水务等涉农服务职能，构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随着现代农业经营主体的快速成长及对全要素供给、全产业链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强，构建规模更大、覆盖更广、层次更高和具有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功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势在必行。

2014年，浙江对“三位一体”改革作了探索性的顶层设计，启动了6个县（市、区）的试点。

目前，义乌有农民合作社296家、家庭农场78家、农业龙头企业156家，土地流转率达65.1%；义乌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有9个基层供销社和800多个经营网点，现值资产总额4.5亿元；义乌农商银行注册资本10.85亿元，是义乌支持“三农”力度最大的金融机构。

浙江通过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推进农户、农场、企业等各类主体横向合作和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纵向合作，让普通农民成为合作社的股东，获取股份分红收入和增值的“二次返利”。

郑桥村坐落在仙居县西部的凤凰山麓。这一天，是村民俞洪木家新房上梁的大喜日子。架主梁、裹红绸、挂灯笼，来老俞家帮着张罗的，都是仙居新合股份合作农场的股东。

69岁的俞洪木说，家里的4亩地全都入股到新合农场，大部分农活都由农场包了。自己在农场里打零工，儿子外出经商，家里盖起了4层楼的新房。

俞彩娟是第一批加入农场的股东。她说，早在去年12月，她就把刚刚收割的6500多斤稻谷，统统卖给了农场。“入股农场后，不仅不用再为农活费心，丰收的稻谷，农场还会高于国家收购价收购。谷子加工成米面、年糕，由农场统一销售，股东们能拿到分红。 ”

仙居新合股份合作农场场长俞荣火介绍说，现在，不仅本村未入股的村民要求加入农场，连周边村的农户也找上门想加盟做股东。

新合农场是浙江首家注册的合作农场，农场设土地股、资产股、技术股、经营股，其中土地股占总股本的50%，由132户农户的1500亩土地入股，6亩为1股。农场实行统一布局规划、统一生产经营、统一全程服务、统一加工销售，发展粮油种植、稻米加工等产业。

俞荣火说，农场对入股农户实行两次分配，第一次是保底收入，股东按入股土地面积、平均单产，以国家稻谷最低收购价的1.2倍获得保底收入；第二次是按股分红，股东按股份获得稻米加工销售和农业服务的利润分红，去年股东得到了每股1500元的分红。

他说，受雇参与农场生产经营管理的股东，还可获得务工工资。农场还专门设立农业保险基金，将每年40%的利润放入基金中。

不久前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对新合农场这一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完整地体现了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要求，体现了‘全要素组合、全产业链’的现代农业发展新要求，体现了共建共享、共创共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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