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万现金执行到位 工人将踏上回家路

　　■上期回顾

　　自从多部门介入后，谭振兴和工友们艰难的讨薪之路开始有了转机。法援律师丘旭才帮他们向法院成功申请了强制执行手续，而惠城区总工会也暂时解决了工人们的生活困难。

　　不过，对于工人们来说，一天未拿到应得的薪资，他们就要忍受一天的煎熬。惠城区法院此前承诺可以随时将查封的财产划入劳动部门，由劳动部门发放给他们。但劳动部门却答复，由于牵涉多个案子，只能等待法院决定并案处理才能执行。

　　“劳动部门让我们找法院，法院又要我们找劳动部门，现在我们不知道找谁了。”谭振兴和工友们的讨薪路再次陷入困境……

　　谭振兴再也坐不住。

　　几个月以来的讨薪路，他们已经身心疲惫。媒体和多部门的介入虽然让事情慢慢好转，但谭振兴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等不及了”。

　　2月3日，谭振兴带着几名工人代表前往市政府反映诉求。而此时，惠城区总工会副主席邓小明有了新的主意，他决定召开多部门协调会。大家心里明白，这一次或许才是真正的转折点。

　　多部门协调奏效 工人领取查封财产

　　当天上午，邓小明从市“两会”会场匆匆赶来。他一边安抚工人情绪，一边召集各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协调会。很快，惠城区法院、水口劳动所、水口政府等部门负责人全部到场。

　　各部门在了解事情进展后，决定并案处理，并承诺尽快抓紧落实，等工人代表商议好资金分配方案后就即刻发放。2月6日，谭振兴终于接到了领取查封财产的通知。

　　6日下午，40余名工人兴致勃勃地来到水口维稳中心。按照资金分配方案，被法院所查封的11万元公司财产将按人头平均发放给工人，每人领取1915元。而谭振兴的工伤案件作并案处理，将从这笔财产中另划拨2万元作为工伤赔偿。

　　此外，公司被查封的财产还包括工厂机器设备，目前正在水口法院走拍卖程序，拍卖所得预计将在春节后发放给工人。

　　“终于有回家的路费了！”不少工人接过这笔钱后脸上露出微笑，他们反复用手指拨数，确定无误后小心地塞进了兜里。

　　资金发放完毕后，一个问题随即被谭振兴抛了出来，“几十万的工资，我们工人难道就只能拿到这一点？”几秒钟的安静之后，40余名工人一下子“炸开了锅”。

　　大部分薪资未讨回 协调陷入僵局

　　谭振兴提到的问题的确触动了工人们的神经。按照此前劳动仲裁结果，用工方须赔偿工人70余万元的拖欠工资，另赔付66万元的补偿金。而现在，工人们只拿到了11万元的现金。即便加上机器设备拍卖所得，工人实际拿到的钱还不够应得的20%。工人们觉得，这件事不能就这么完了。

　　邓小明随即召集劳动部门和工人代表再次开了协调会。邓小明分析道，目前最大的难题是老板一直不肯露面，法院查封的财产只有这么多，而公司负的是有限责任，如果查不到公司其他财产，工人想拿到全部拖欠薪资很困难。

　　他继续说，目前的结果的确不够圆满，但起码拿到了一部分钱，春节临近，希望工人们先回家过年，年后回来再想办法。

　　邓小明建议，谭振兴和工人代表先收集证据，如果老板存在转移财产或恶意欠薪的行为，可以向法院申请立案，有关部门可以依法拘留老板。

　　邓小明的劝慰显然无法说服工人代表。“老板有没有钱我们不知道，即便老板没钱，我们就只能吃亏吗？再说，只拿到这点钱，怎么回家过年？”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坚决要讨个说法，协调会陷入僵局。

　　正当大家争论不止时，劳动部门一负责人突然推门而入：“老板来了。”

　　老板现身诉苦 春节后再行谈判

　　老板梁志文刚一进门，整个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作为当事人，老板一直避而不见，这让工人们很窝火。“老板，你看接下来该怎么办？”谭振兴开口单刀直入。

　　梁志文一脸愁苦，操着粤语解释道：“现在工厂倒闭了，所有的财产都被法院查封了，现在我连生活费都没有了，你们说该怎么办？”

　　60岁左右的梁志文是香港人，来惠州办厂已经十余年，最开始还积累了不少家业，但近几年来，由于经济环境下行，加之经营不善，工厂不断亏损。去年初，工厂就开始出现拖欠工资的现象。

　　梁志文的一句反问让工人们更加生气，谭振兴和工友们抱怨说，工厂经营不善是老板的问题，而不能作为拖欠工人工资的理由。“今年1月份工厂就有几笔资金往来，为什么不优先支付我们的工资？”工人代表拿出进货单让老板解释。

　　“去年开始我就已经四处借钱维持工厂运营，把钱还给了供货商，本想着翻本，没想到越陷越深，现在我还欠了不少外债，我想把大家的工钱给发了，可是现在我是一点钱都没有了。”梁志文眉头紧锁，摊开一沓欠款单给工人看。

　　在了解梁志文情况后，邓小明建议其接下来继续想办法筹钱支付剩余拖欠的工资，并告知其出境证件目前已经被扣押，如果解决不了工人薪资问题，他将无法返回香港。

　　谭振兴和工人代表眼看当前没有更好的方法，于是同意春节后和老板再行谈判。

　　而现在，谭振兴和不少工友们已经开始筹备回家之旅。谭振兴买的是2月10日的车票，他准备拿着这笔钱买点礼物带给家人，剩下的还要用于春节后的工伤修复手术。“农民工讨薪太难，但到了年末，大家最大的心愿还是能够回家跟家人一起过个年。”说完，谭振兴和工友们离开了会场。

　　南方日报记者 徐乐乐

　　农民工中还有

　　多少“谭振兴”？

　　■记者手记

　　跟踪这起讨薪案例近半个月，记者切身感受到农民工讨薪的艰难。他们付出辛勤劳动，理所应当得到回报，但一个“讨”字已经道出了他们面临的困境。

　　拿这起讨薪案例来说，谭振兴和工友们讨薪之难，不但在于其自身法律意识的缺乏，也在于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履行职能的缺位。

　　记者发现，谭振兴和工友们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应该通过什么途径维权，他们一句“我是法盲，不懂法”道出了内心的无助，这方面，工会的法律援助直接推动了讨薪进程。在维权这场赛场上，他们处于资源、力量的最末端，老板和相关部门一句推诿的话就可以让他们手足无措。对于这起讨薪案例来说，如果不是工会和媒体的介入，他们可能不会这么快拿到这笔薪资，而这种方式本不该是农民工讨薪正常的方式。

　　讨薪过程中，谭振兴经常遇到部门“踢皮球”现象，如屡次遇到政府让他们找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让他们找法院，法院又让他们找劳动部门，让他一度“投诉无门”。令记者印象深刻的一次是，记者和谭振兴前往惠城区人民法院找负责该案件的某法官，该法官竟以“案件太多，你们去找劳动部门”为由推辞。

　　维权渠道的不畅通成了农民工依法维权的绊脚石。这些因素给讨薪埋下了隐患。农民工权益得不到有效地申诉，他们只能采取上访的方式维权，导致“信访不信法”，甚至采取偏激行为来表达诉求，影响社会稳定。

　　年末是农民工讨薪事件的爆发期，谭振兴和工友们遇到的难题也是目前农民工讨薪普遍遇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谭振兴讨薪案例已不仅仅是个案，“谭振兴”更是一种农民工讨薪现象。我们希望，在当前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农民工讨薪能够有更多的法治制度保障。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