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繁简争论：眼光应向前看

“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阅读历程。竖排的繁体文字、文言语句、布满正文的注释，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这一代已成了陌生的丛林。”学者许知远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这种体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因为我们都在使用通用规范汉字，也就是平常说的简体字。

但，繁体字真的离我们远去了吗？

又不是。在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中，在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中，在出版的书籍中我们还是会看到陌生而又熟识的字体。

前不久，《汉字简繁文本智能转换系统》在京发布。技术，可以让繁体字、简体字的转换不再是难事，精确度也一再提高，但关于繁体字与简体字的争论，却不曾停息。

“争论一直有，汉字也一直在简化”

“汉字繁简问题的争论一直有，汉字也一直在简化。”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向记者讲述起汉字的简化史——

从历史上看，汉字从甲骨文到楷书，总的发展趋势是趋向简单。清末就有人主张简化汉字。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教育部曾成立“国语统一促进会”，1932年公布《国音常用字汇》，收录了部分被称为“破体”“小字”的宋元以来“通俗的简体字”。1935年1月，“国语统一促进会”第二十九次常务委员会召开，通过了与钱玄同的提案有关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如案名所示，它不是为新文字定策，而是提出将已在流通的简体字加以整理，以作为标准字。这些被称为“固有的比较实用的简体字”，一是现行的俗体字，二是宋元以后小说中的俗字，三是章草（草书的一种，笔画保存一些隶书的笔势），四是行书和草书，五是《说文解字》中笔画少的异体字，六是碑碣上的别字。

1936年1月，“简体字表”因受到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反对而“暂缓推行”。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成为我国主要的语言文字政策，汉字简化终于成为现实，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有前代学者的研究与呼吁；二是当时我国有九成文盲，简化汉字有利于“扫盲”。

顾之川表示，我国推行简化汉字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趋势就简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变回繁体。至于简体字的缺点，并非不能改正。如果考虑到更有利于在中小学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两岸文化交流等问题，有利于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完全可以提倡“识繁写简”，即认识繁体字，使用简体字，让中小学生认识一些繁体字。

争论归争论。

不可忽略的现实是：在推行简化字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传统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人们开始关注汉字，并思考：文字从何处起源？汉字的简化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既不能一味追求简化而任意破坏理据，也不能因固守理据而无视汉字的繁难”

“在简繁之争中，最好不要先有了感情色彩，而是要冷静思考，客观分析。”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军表示，简化是由古文字向今文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方式。

他长期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教学与研究。“汉字是表意性质的文字，表意文字的根本特点就是其构形具有可解释性，也就是说，汉字的构形是有理据的。”

关于汉字的演化，他娓娓道来——

从古文字到今文字，汉字一直坚持理据性的特点没有改变，但汉字理据的表现方式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早期古文字阶段，汉字的理据主要是靠物象或物象的组合来表现的。由于象形造字法满足不了实际需要，人们开始摸索着用两个或几个象形字进行组合造字。形声的出现，使得汉字不仅可以从意义的角度加以类聚，而且可以从声音的角度加以类聚。随着这种类聚关系的逐步调整和优化，到了小篆时期，汉字便形成了具有一定基础部件和有限构形模式的构形系统，这个时期汉字的理据已不再是个体字符的直观理据，而是通过部件的类化、义化和整个汉字系统的形声化，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系统理据。

隶书是汉字形体简化幅度最大的阶段之一，它对篆书进行改造的目的也是为了“以趋约易”。从书写的角度来说，汉字的形体越简单，书写速度就越快；从理据的角度来说，汉字的形体越复杂，理据保留程度就越高。所以，书写和理据对形体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汉字的发展就是要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去寻求简繁适度的造型。

在现在所说的繁体字中，有不少字的理据早就非常隐晦了。王立军举例：如“執”“願”按《说文》“六书”是形声字，它们的义符分别是“幸”“頁”，但现在还有几个人能了解“執”为什么从“幸”“願”为什么从“頁”呢？把“執”的义符改成“扌”、把“願”的义符改成“心”，意义不是更明确了吗？为什么非要那么绝对地说繁体字更能体现理据呢？

“我们既不能一味追求简化而任意破坏理据，也不能因为固守那些已经十分隐晦的理据而无视汉字的繁难。”王立军强调，简化汉字推行了半个世纪，方便了几亿人的认字和写字，已经成为传播现代信息和国际交流的载体，在传统文化现代化方面，也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书写和认读简化汉字已经成为国内外绝大多数汉字使用者的习惯。

“繁简之争的背后是新时代的文化身份焦虑”

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正是用繁体字来回答我们的提问。来北大之前，他曾是台湾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

“对正体字有亲切感，这是当然，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主要是认知上的，属于知识性感情，而非因自幼熟习的那种自然感情。”他所说的正体字就是繁体字。

“众所周知，简化字不只是个别字省了笔画而已，它还有大量同音替代、偏旁推类，一个字代替了好几个字，因此在认知上十分混乱。古代诗词歌赋文章典故、人名地名书名专有名词，到底原来是什么样，看简化字，更难判断，这让我头痛不已。”在龚鹏程的记忆中，无数文化名人、书法家，甚至中文系的教授也在繁体字与简体字的转换之间频频出错。比如：岳王庙写成嶽王庙、发展写成髮展、影后写成影後、新淦写成新干。“那不只是错了个把字，更是对一段话的文脉语境之误读，认知上大成问题。”

“親不见，愛无心，產不生，厰空空，麵无麦，運无车，導无道，兒无首，飛单翼，湧无力，有雲无雨，開関无门，鄉里无郎……”这是一段在网上流传的文字，言外之意就是简体字隔断历史文化。

“传统六书造字法和笔顺，都很难讲。须知文字是跟思维合一的，混乱且简陋的文字体系，自然会使得思想简陋混乱，这亦是无疑的。”龚鹏程说，“歧见之趋同，有时也不是在道理上争辩就能解决的，还须有情感上的基础。例如朋友和家人，歧见虽大，毕竟容易商量，就是吵吵，也不伤和气，这就易于达成共识。否则越要据理而争，双方的裂痕就越大，越凑不到一块儿去。”

当年的他，带队来北京，赴语委会讨论文字问题，迄今亦二十余年了。“从剑拔弩张，火花四射，到现在和衷共济，其实也不容易。”

“其实两岸文字学界交流合作多年，共识大于分歧。”他更为关注的是：眼光向前看，联合海内外，共同关心汉字与科技发展和运用的问题、汉字在世界拓展的教学问题等等。

“繁简之论，之所以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背后的因素是新时代的文化身份焦虑。”龚鹏程回到争论问题本身，“现在，中国正在逐渐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文字，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当然格外引发关注。民情须知、民气可用，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来探索一下：汉字与科技发展、汉字与英文西班牙文的国际竞争、汉字的推广等相关问题，不要继续斗嘴。”（记者 靳晓燕 通讯员 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