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住“枕边风”

古人说“闻恶不可就恶”。如果“就恶”，就是耳根子太软。耳根子经脉纵横，上达大脑，下至心脏。领导干部识人用人、甄别善恶，耳根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把得住耳根子，不论“枕边风”是顺风还是逆风，都能做到兼听则明、辨听则利。

在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笔下，有一个贪婪的“枕边风”形象。这个形象吹拂的不是女人的柔软之风、恩爱之风，而是贪欲之风、占有之风。

普希金是这样描述这个形象的：很久以前，在一片蓝色的大海边上孤立着一间破旧的泥棚房子，房子里的老渔夫和他的老太婆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老渔夫每天撒网打鱼，老太婆每日纺纱结线，他们在海风和涛声中夫唱妇随，日子虽然艰辛但宁静、恬淡、幸福。

有一天，老渔夫向波涛汹涌的大海连撒三网。第一网拖上来的是水藻，第二网是海草，第三网是一条金鱼。“老爷爷，您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能赎回我自己，您要什么都可以。”金鱼用人的声音哀求道。老渔夫听罢，大吃一惊，因为他从未见过会说话的金鱼。此时，一丝怜悯涌上老渔夫的心头：“上帝保佑你，金鱼。我不要你的报酬，到蔚蓝的大海里去吧。”说完，他小心翼翼地把金鱼放回了大海。

当天，老渔夫把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闻听，怒斥说：“你这个傻瓜，真是个老糊涂，哪怕向金鱼要只木盆也好。你去要！”老渔夫唯唯诺诺地来到海边，对金鱼诉苦说：“行行好吧，金鱼姑娘，我的老太婆把我大骂一顿，让我不得安静。她只要一只新的木盆，我们家中那只破得不能再用了。”金鱼立即答应道：“老爷爷，别难过，您回家看看吧。”老渔夫回家一看，果然有一只新木盆。老渔夫原以为老太婆会喜出望外，不料她反而骂得更厉害了，并且喝令他向金鱼去要一间木房子。老渔夫奔向大海边，金鱼又一次满足了老爷爷的要求。

巴尔扎克说：“贪心好比一个套结，把人的心越套越紧，结果把理智闭塞了。”贪心的老太婆此时已经失去理智，她并不满足拥有一只新木盆和一间木房子，她要雄心勃勃地做一个世袭的贵妇人。这一次，金鱼又让她如愿以偿了。昔日的渔家老妪，瞬间变成了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了，身边还有一群仆人服侍她。老渔夫心想这回老太婆该满足了，谁知她欲壑难填，不仅要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女皇，还要做一个统治大海的女霸王。金鱼得知后，默然不语，尾巴一划，游走了。老渔夫回家一看，眼前依旧还是那间破泥棚，老太婆依旧坐在门槛上，那只破木盆依旧放在地上。

这就是普希金的童话《渔夫与金鱼的故事》。童话是人类认识自我和改造自我的一种文学方式，它针砭和讽刺的常常是现实生活的弊端。老太婆的贪婪，使她从梦想、渴望并已实现了金碧辉煌的生活又回到穷困潦倒的原点。老渔夫一味地忍让和顺从，恰恰助长了老太婆攫取财富的虚荣和得陇望蜀的野心。在这里，老太婆的发号施令与老渔夫的懦弱遵从，折射的就是一种家风。这种家风，显著特征就是女人呢喃的“枕边风”不是知足之风、廉洁之风，而是自私之风、攫取之风。古往今来，这种“枕边风”小则吹得举家犯法、家破人亡，大则吹得江山飘摇、社稷倾危。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细胞，家道正则天下安。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线，夫妻的修养和素质决定了家风的清与浊、臧与否。而家风的浩浩然与昏昏然，又决定了世风、民风乃至天下之风的浩浩然与昏昏然。浩浩然的家风，就是仁之风、义之风、信之风、诚之风、廉之风。这样的家风，夫尊廉、守廉，妻尚廉、助廉，洋溢的是奉公守法的夫唱妇随。昏昏然的家风，常常是夫携公权归府、妻以私权牟利。这样的家风，打开厅堂受贿，敞开大门捞钱，门庭若市皆为利来，铜臭之气终日不绝。古往今来，这样的家风与奢靡的政风沆瀣一气，不知吹落了多少朝廷命官的如锦前程，不知吹谢了多少家庭的连理并蒂和厮守柔情。这样的家风，占主导风向的往往是那些贪内助的“枕边风”。这样的“枕边风”，吹拂的只能是女人的虚荣、贪婪和假公济私的攫取和占有。

如果审视那些徇私枉法、利令智昏的贪官们的犯罪轨迹，人们就会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即在贪官的身后都暗藏着一个嗜贪成性的“枕边风”贪内助。这些“枕边风”贪内助，不是提醒其夫清白做人、廉洁为官，而是纵容、“开导”丈夫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有的甚至跳到前台明目张胆地替夫受贿、索贿、转赃、销赃。浙江省开化县原县委书记王金良的妻子可能就是“枕边风”贪内助的“典型”之一。在王金良48起受贿链条中，他的妻子始终充当了“牵线人”的角色。而面对丈夫的锒铛入狱，她才悔不当初：“王金良作为领导干部受贿肯定是违法的，而我作为他的家属没有为他把好这一关，还积极参与其中，不仅葬送了他的前程，还给我们的家庭带来了严重伤害，我非常后悔！”事实上，后悔的岂只是那些吹“枕边风”的贪内助，恐怕那些贪内助的夫君们更是追悔莫及。没有了往日的车水马龙，更没有了往日的怡然自得和自由自在，铁窗中的贪官们有的只是度日如年的焦虑和死寂般的呼吸。面对这种从天堂跌入地狱的巨大现实反差，谁能不留恋曾经的颐指气使，谁能不留恋曾经的一呼百应，谁能不留恋曾经的人生舞台。“是爱人的‘枕边邪风’，把我推上了不归路”，贪官们这种“痛定思痛”的彻骨之悔，恐怕就是囹圄之叹、阶下囚之哀。

宋代理学家张载曾经这样评价自己：“于公勇、于私怯。”这位理学家敢于如此品评自己，至少说明公与私在他的心中孰重孰轻、廉与耻在他的眼中孰明孰暗。在公事上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这是为官从政的良心和责任。在私事上退避三舍、画地为牢，守住的是做人本色、成就的是清廉人生。尽管领导干部的清廉并不完全取决于配偶的助廉，但在他们的家庭中，如若多一个推波助澜的“枕边风”贪内助，干部队伍中就会多一个贪官和恶吏。那些连自己的“枕边风”都管不住的领导干部，做到的不是“公勇”“私怯”，而是“私勇”“公损”。因此，管得住“枕边风”，就要像张载那样胸有“公勇”、心有“私怯”。“枕边风”虽小，但萦绕心怀、袭人骨髓。吹好了，利家、兴家；吹歪了，毁家、葬家。

谢维俊是红军独立第五师师长，也是毛泽东的早期秘书。这位年轻的红军将领，曾面对妻子的“枕边风”，坚决不动公家的一块银元，彰显了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的“公勇”之举、廉洁自律的“私怯”之畏。1926年夏天，谢维俊带领码头工人捣毁了一个恶霸的当铺，没收了他的财产，不少银元就放在谢维俊的住处。此时，谢维俊收到了一封家书，信中说他儿子得了重病，让他马上回家。为了不影响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谢维俊决定暂不回家。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的妻子匆忙赶来了。两个人刚见面，妻子就责备地说：“家里都过不下去了，孩子得了重病，你不要这个家了？”谢维俊耐心解释了一番，妻子也就不言语了。恰在此时，房间里的银元引起了妻子的注意，她恳求丈夫说：“孩子病重，正愁没钱买药呢，给我两块吧。”谢维俊一听，顿时严肃起来：“不行，这些钱是没收来的，是公家的，我无权动用！”妻子听罢，有些愕然，转身就跑了。工人们见状，纷纷对谢维俊劝道：“你领着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别说两块银元，就是十块八块也不为过。再说，你孩子病了，要不是没有办法，嫂子能急忙赶来吗？”谢维俊又对工人解释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不管是谁，都要遵守纪律，都不能利用权力贪污公款，都不能中饱私囊。”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不徇私情的磊落情怀。两块银元与孩子的性命，这中间横亘着公与私的界限。两块银元虽轻，却是公家的，重如泰山不可私用；孩子性命虽重，却是私人的，即使骨肉相连也不能假公济私。

左丘明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面对妻子的恳求和孩子的生命，谢维俊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不贪不占一丝一毫的“公家之利”，这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的理想之“忠”、信仰之“忠”、纪律之“忠”。有了这样的忠诚和自律，还何惧“枕边风”的非分之念和贪欲之求？

古人说“闻恶不可就恶”。如果“就恶”，就是耳根子太软。耳根子经脉纵横，上达大脑，下至心脏。领导干部识人用人、甄别善恶，耳根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把得住耳根子，不论“枕边风”是顺风还是逆风，都能做到兼听则明、辨听则利。反之，偏听偏信、乱听滥信，必然要“听”出祸害甚至“听”出灾难。

魏时中原是江西省鹰潭市副市长，此人因为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其妻被判4年有期徒刑。作为一名领导干部，魏时中的耳根子起初还有硬度，能够听得出弦外之音、辨得出利害得失。他为了躲避别有用心者的贿赂，逢年过节有时不得不带着家人“藏”在亲属家里。他认为如此“拒财消灾”，既不收礼又不伤送礼者的颜面，可谓清白与人情兼而有之。谁知时间长了，他的妻子有些愤然了：“你怕什么！别人都这样搞，不搞是傻瓜。有事我来担，与你没关系！”妻子的厉声断喝，立即“喝断”了魏时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常言道，“妻贤夫祸少”，魏时中没有直接倒在行贿者的脚下，而是被贪妻的“枕边风”刮进了牢狱之中，这不能不是一曲听凭“枕边贪风”的人生悲歌。

“枕边风”虽小，管得住，身安家宁；管不住，身败名裂。爱因斯坦说：“凡是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听信“枕边风”，就是“对真理持轻率态度”，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大事上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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