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孝为先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土。第二天一早，他来到父母墓前，神情肃穆，深鞠三躬，充满深情地轻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毛泽东跟随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我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孝道的民族。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说文解字》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字写的就是老人与子女的关系。曾子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这体现了其养亲、敬亲、谏亲、全体、贵生的孝之追求。总体而言，孝主要包括祭祖、敬养、竭力、侍疾、送葬、追念、无违、承志、报恩、爱身、立身、生育、光宗耀祖等。又可归为经济奉养、精神赡养、祭祖思亲光大宗门等三大部分。古人云：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孝正体现了此一崇高精神，作为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古人认为孝为立德立身之本。如儒家经典言：“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作为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孝经》，更是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诗?小雅?蓼莪》中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哀痛父母生养自己，恩德无极，而不能终养。《诗?大雅?既醉》里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的良好祝愿。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它是家庭伦理的核心，是齐家之宝。伦理道德强调个人德行，而孝则为道德之核，做人之本。由己推人，由近及远，由家到国。如个人在家能恪守孝行，孝敬父母长辈，在外自然会尊敬他人，与人和睦相处，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和谐。孝自产生起就对中国民俗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的衣食住行习俗均含有孝的内容，起到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所以，古人说：孝是立身之本、齐家之宝、治国之道。

“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汉代“以孝治天下”，确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的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等等，都向社会表明了朝廷的政治追求。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官入仕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此后历朝无不沿袭此一原则，如唐开孝弟（悌）力田科，明太祖诏举孝弟（悌）力田之士。故鲁迅说：在中国汉有举孝，唐有孝（悌）力田科，清末也还有孝廉方正，都能换到官做。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到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穿2000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到了明代，嘉靖朝的大礼议，朝廷前后持续20多年关于礼制与人情（孝道）的论争，使得朝政议题集中在政治伦理次序方面，无法集中精力应对南倭北虏的边患问题，而导致危机。

“百善孝为先”。作为中华传统美德之一，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孝敬父母，忠君爱国的动人事迹，为人们津津乐道、广为流传，这些故事，成为培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母本。

在古代，孝被认为是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标准。被写入正史的人物传记，亦多述及人物孝行。如《宋史?岳飞传》提到：“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历代典籍宣扬的主题，亦多以孝为核心。以至于清代曾国藩说：“读尽天下书，无非一个孝字。”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孝，作为一股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无论对个人、对社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批判地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毛泽东对父母的孝，不仅身体力行，还教育子女要孝敬老人。毛泽东与母亲感情深厚，得知母亲患病时，把母亲接到长沙求医问诊，二十余天“亲侍汤药，未尝废离”，竭尽人子之责。母亲去世，毛泽东写下了最长的诗歌——《祭母文》，并写下“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需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的挽联。毛泽东在写给新民学会同学的信中说：“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生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在失去母亲之后，毛泽东将父亲接到长沙小住，尽一尽作为儿子的孝心。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土。第二天一早，他来到父母墓前，神情肃穆，深鞠三躬，充满深情地轻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毛泽东跟随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回来，我还要去看看他们两位。”毛泽东对父母的敬重与怀念，由此可见一斑。对其岳母（杨开慧的母亲）也很孝敬，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按月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从未间断过，一直到老人去世。在杨老太太八十寿辰时，毛泽东提前派长子毛岸英回湖南给外婆拜寿。1962年春，毛泽东又叫毛岸青、邵华夫妇回湖南看望外婆，并为母亲杨开慧扫墓。

邓小平、卓琳夫妇赡养继母夏伯根，待她如亲母，从不分你我，在饮食、卫生、穿戴等生活的各方面，十分周全地照顾老人、安抚老人，使她晚年心情愉快。夏伯根老人能够高寿，与邓小平夫妇对她几十年如一日的爱戴、敬爱、关心、照顾是分不开的。廖承志住在母亲何香凝隔壁。每天早上上班前，他必定到母亲屋里问问母亲的身体、睡眠等情况。胡兰畦曾撰文称赞廖承志“事母至孝，感情深厚”。她回忆说：肥仔（廖承志）千方百计地取悦母亲，他个性幽默诙谐，常常绘声绘色地给母亲讲笑话。只要有肥仔在身边，友人就能见到何香凝开怀大笑。开国将军许世友四跪慈母的故事广为流传，被收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许世友去世后，根据将军遗愿，安葬在河南新县老家父母亲身边，完成了“活着为国尽忠，死后守着父母”的遗愿。母子情深，令人肃然起敬。

一个人懂得孝敬长辈，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现阶段，孝作为立德立身之本，作为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属关系，更应该加以提倡，以发挥它应有的时代价值。自2007年始，由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历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中，孝老爱亲道德模范的事迹，感动了无数国人。

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在孝老爱亲方面作表率。在家做到孝顺父母，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孝敬好自己的父母，让父母快快乐乐，安静祥和地过好每一天。用兢兢业业、秉公守法、清正廉洁、工作业绩去回报父母，这是最好的孝敬。试想，一名领导干部如果沦落为人民唾弃的腐败分子，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不仅自己无法为父母颐养天年而尽责尽孝，还会无情地将离别之痛和莫大耻辱留给老人。孝敬父母，不在形式物质，唯有脚踏实地地多做贡献、多奉献，为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多做事、做好事，做一名人民的公仆，这样领导干部的父母才会感到慰藉，才会感到自豪，也才会感到荣耀，这样的孝敬行为才是正道。党员领导干部还应该做到为国尽忠，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很难想象一个连对父母都不能付出感恩之心的人，又怎么可能对亲戚、朋友、同事有关爱之心呢？那就更谈不上对社会有责任感和对民族、人民、祖国的热爱了。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感情冷漠，花着纳税人的钱，干着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勾当，说穿了就是对自己的衣食父母没有爱心，缺乏感恩之心。为民族尽大孝，即是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孝敬父母、顾全小家的基础上，视人民如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好公仆。使孝由个人私德成为社会公德的基础，让每个党员能够有所凭依，能够稳住心神、守住底线，确保自己的行为以德为重，真正做到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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