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小说家要真心诚意做一个普通人

毕飞宇亮相读者见面会。

　　1月4日，“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毕飞宇文集、新作读者见面会在京举行。著名作家毕飞宇现身北京涵芬楼书店，与评论家李敬泽、导演娄烨、学者张莉和读者共话文学阅读与创作。毕飞宇是当代文坛极有分量的作家，然而他却不以高产著名，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文学创作的毕飞宇，在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所有的小说文字都静静地躺在新出版的九卷本的《毕飞宇文集》中。日前，毕飞宇接受了南方日报的专访，分享了小说《推拿》和电影的奇妙关系以及他30年的创作心得。

　　谈《推拿》

　　没料到《推拿》的先锋性

　　南方日报：娄烨认为《推拿》这个小说既是实验，也是先锋的。你自己同意这种看法吗？

　　毕飞宇：中国当代文学所说的先锋，就是指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段文学实践，但是我们把先锋换一个说法，叫“永远不停的实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先锋的意义永远不会终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推拿》的叙事形态没有任何的先锋性可言，因为我写这个作品本身不是为了考验自己的小说来叙事的。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它恰恰又是非常实验的。比如说，在我的阅读史上，我从来没有面对过有关盲人人际关系的描绘，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另外，在我决定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想把它写成一部没有主人公的群像小说，群像小说在我以往的写作当中也是没有的。它又是实验性很强的。

　　南方日报：娄烨在拍电影的时候对你的小说下了哪些功夫？

　　毕飞宇：娄烨为什么对这个小说这么敏感呢？因为他发现了一个问题，把这么一个群像小说变成一部群像电影之难，超出了他的想象。换句话说，在我煞费苦心为《推拿》找到一个结构方式的时候，娄烨为了寻找到电影的结构煞费苦心。所以娄烨告诉我，整个影片剪了将近一年半，都快疯了。说起来，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是一种日常的说法，也是一种闭上眼睛说话的过程。实际上，这不是一件把布买回来剪成衣服那么简单的事情。某种程度上，对于像《推拿》这类小说的改编，很可能是从头做起，因为小说里的某些东西是无法挪移到电影里的，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述方式。所以这部电影，娄烨有多难，我是最清楚的。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般不满意编剧或导演删掉自己作品当中比较满意的部分。但是我从一开始跟娄烨、编剧马英力说，你们要删除。我要向娄烨和马英力致敬的地方就在这儿。有些人物关系，大段大段地给舍弃了，虽然有些舍弃我很心疼，但他们为电影保留的部分是我特别满意的。

　　南方日报：改编后的电影版《推拿》有没有一些区别于小说的特质？

　　毕飞宇：我的这部小说发表几年之后，大家认为它的实验性非常强，电影拍出来之后大家也认为它的实验性非常强。我只能说接受美学本身是神奇的。它完全不考虑创作者自身的出发点。接受美学自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所有的人都在这个话语体系里，所有的人都有发言权，唯独没有发言权的就是作者。现在这种先锋性的效果，是作者本人也没想到的。

　　三天前我还和娄烨一起聊，我问他，你为什么把这部电影拍得这么具有实验性、先锋性，他就很委屈，他说没有啊。他在拍电影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个问题，他说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人物身上。我写小说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想到艺术创新的问题，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表现人物和人物内心之上。

　　南方日报：你曾经说过当年跟张艺谋合作拍《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时候，那个过程并不让你感到愉快，这次跟娄烨合作的《推拿》为什么大快人之心？

　　毕飞宇：之所以说当时跟张艺谋的合作不愉快，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在剧组里头，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劳动，我的每一滴汗都是我自己流的，所以我觉得特别累。跟娄烨合作，我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我人不在剧组里面。所有的辛苦都跟我没关系。所以这次成功百分之百是导演的功劳。娄烨看我小说的时候，给我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的语言太好了。实际上我对娄烨的看法一模一样，我觉得娄烨的语言太好了。这是我跟他合作最重要的基础。

　　谈创作

　　作家不能仅靠天分写作

　　南方日报：张莉提到你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在80年代之后你的写作开始成熟，哪些外国的经典作家对你产生过影响？

　　毕飞宇：我的阅读量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大，有些书我会读很多遍。一些经典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鲁迅、莎士比亚，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你可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去反复读，这比读一些新书更有价值。

　　读书和写作的关系不是一种机械的关系。阅读对写作的影响特别像考拉，我们都知道，考拉是世界上反应最慢的动物。有一个笑话说，你一脚踩到了考拉的尾巴，一个星期之后考拉说“呀”，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最近在读托马斯·索维尔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可能在两三年后才能体现出来。经典对于作家的影响是非常潜移默化，是润物细无声。20多岁的时候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你会觉得这个作家特别笨，为什么不能说得更机智、更巧妙一点？你到了50岁你会发现，人家不是没有巧舌如簧的能力，他这样说更有力量。

　　南方日报：作为一位著名作家，你怎么还能保持对底层的观察，去描写普通人的疼痛？

　　毕飞宇：我想告诉你的是，你用“著名作家”这个词，我是不赞同的，这是外界的说法，我自己从来没这么认为过。我就是一个作者，永远是。我在对话里面讲过这样一句话，“小说家一定要真心诚意地做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不是明星们所说的“我是一个普通人”，你要从骨子里面认定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如果有一天你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普通人，那么你就死了。只有用最普通的、普通人的方式跟这个世界对接，你的感受才是有价值的。

　　南方日报：在你的写作里边，现实的作用力大还是想象的力量更强？

　　毕飞宇：主要是想象。或者需要分两头说，在输入这一头，你是需要有大量的新闻，有大量的琐碎的生活，大量的人际关系、田野调查。但到了输出的这一头，它又是相反的。因为我知道一个常识，无论你的观察力有多大，它都是有限的。那么你如何找到一个好的表达方法呢？那就是通过想象去表达。你不能把生活中感受到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呈现出来，那不是小说家的事情，那是记者的事情；那也不是小说家的道德，那是记者的道德。小说家的道德，就是虚构。小说家的方式，就是虚构。因为小说的要求就是，唯有虚构的，才是最高的真实。这是文学的基本伦理。

　　南方日报：在语言上面，你是怎么从早年的翻译腔、先锋语言，到今天找到独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

　　毕飞宇：我整整花了十年功夫。我不停地给自己提要求，从模仿到摆脱模仿，到随心所欲，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之前有个例子是《玉米》，《玉米》的前一万字不是现在的样子，《玉米》我写到一万多字的时候，突然成了你们看到的这种语言，我决定前面的一万字全部不要了。就从那儿开始的，我突然觉得要用另外一种语言，它凭空而来，一下子就进入了我的脑袋，一下子就到了我的手上。从《青衣》开始，我的小说是能读了。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一个观念：吾以吾口写吾手。直到四十岁，我才明白嘴巴和手的距离是这么地漫长。它远比一个胳膊要长得多的多。当有效地把口和手对接起来的时候，你要知道，是通过大量的创作实践才能达到的。当一个作家给自己提出一个要求，很可能这个要求两三年之后才能看得见的。一个创作没那么神奇。所以无论别人怎样赞美我的才能，在我看来，我永远不相信天才。绘画可能有，音乐可能有，小说真没有。这不是天分能解决的问题。这是生活提供给人的一个基本的警诫，它是生活得以丰富多彩的一个前提。你必须活到这儿，你才能明白到这儿。

　　谈青年作家

　　文学要比马拉松长很多

　　南方日报：你平时有没有关注或阅读一些80后、90后作家的作品？

　　毕飞宇：读。80后、90后现在已经有了一批比较好的作家。比如郑小琼、笛安等。但真正的好作家没出现呢。他已经在那儿了，只不过我们还没看到。为什么？他们很幸运，媒体没看见他们。他们一定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土壤，按照自己的轨迹成长起来，那时一定会让我们吓一跳。靠传媒十全大补补出来的作家，一定是不行的。

　　我发表作品比较晚，当时有人就告诉我，飞宇啊你别写了，余华、格非和苏童都是60年代人，人家都已经成名了你还写啥？我刚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给人的感觉跟他们完全是两代作家。二三十年过去了，再也没有人认为我们是两代作家，依然是一代作家。我成名要晚很多，但这对我没有影响。因为写作的路太长了。跑马拉松开始晚两步有什么要紧？何况文学比马拉松长很多。

　　南方日报：你在南大开作家班培养学生，能否谈一谈作家班教学的情况？

　　毕飞宇：我对我能够在南京大学遇上一个小说的好苗子，从来没有怀疑过。但目前，好运还没有光顾我。我也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兼职教授、“云山学者”。去年五月，我在广外上课意外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小苗子。他的作品已经在《作家》第十期上发表了，我非常欣喜。

　　南方日报见习记者 陈龙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