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25年8月，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电令逮捕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在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下，毛泽东离开故乡去广州。途经长沙，重游橘子洲，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沁园春·长沙》。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凝结着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将走向何方的深深思考，抒发了他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信心、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自己将投身这一场伟大革命的满腔豪情。

长大后要写以农民、工匠为主人公的书

毛泽东来到世间的时候，正逢清朝末年，神州大地饱受列强蹂躏，民不聊生。生于农村的毛泽东，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从小受母亲优秀品质的熏陶，心地善良，同情贫苦，在韶山留下许多济贫助困的故事。

他酷爱学习，少年时期读了十几本历史小说。1936年他告诉斯诺，当他读了这许多中国的古典小说后，发现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就是这些书的主人公都只有将帅、官吏、公子、小姐，而没有劳动人民，即使写了，也不占主要位置，而且显得愚昧、粗蛮。他带着这个问题问了许多人。大家都回答不出来，觉得这是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出过的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他

“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他们颂扬的文官武将是人民的统治者，土地归他们所有，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他们用不着作田，也不必去做工，有人种出粮食、喂出肥猪来供养他们。种田的农民终年劳累，吃不饱，穿不暖，哪有条件和机会读书识字？就是识了几个字的农民，又哪能写书立说？所以写书的人一定不是农民。他自己解答了这个问题，并从中得到启示和力量，立志发奋读书。他常对人说：我们将来也要写书，写农民和工匠的书，把农民和工匠写成英雄豪杰。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

少年毛泽东关心时事，也喜欢读一些时务政策方面的书。停学在家劳动时，他借到《盛世危言》，他说这本书激起他“重新学习的欲望。”读了《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内心更无法平静，“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10年，长沙爆发“抢米风潮”。清政府派兵并请外国调来军舰镇压。几天内，一千多人被杀，许多人头挂在官府门口的旗杆上。

从这件事中，毛泽东看到世界的不公平，“留下深刻的印象”“始终忘不掉”“影响了我的一生”。

1910年秋，毛泽东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决心，走出韶山，进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里，他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他第一次知道华盛顿经过八年苦战取得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他借阅萧三那本《世界英雄豪杰传》时，在华盛顿、拿破仑等人的传记上画满了圈圈点点。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八年的艰苦战争之后，终于得到了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他给自己起名“子任”，寓意“以天下为己任”。他决心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后来他在一师读书时和朋友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只谈“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他曾拥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在新军中当了半年兵。又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半年，博览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名著。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了五年。他说这个时候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他很欣赏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温和方法最好，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也就在这个时候，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开始受到社会关注。1918年8月，毛泽东因组织湖南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到了北京，认识了陈独秀，并在李大钊手下工作。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

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因领导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等书。

与此同时，无政府共产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处处碰壁，采取呼声革命的方法进行的驱张运动没有收到多大的实际效果，使毛泽东开始对无政府主义产生动摇。

在京期间，李大钊与毛泽东频繁接触，多次交谈，对毛泽东“能很好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大路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49年，当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时，毛泽东无限感慨地说：“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走俄国人的路——用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

1915年以来，空想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涌进中国。毛泽东对“工读互助”和“新村主义”很感兴趣。一师毕业后，便邀蔡和森等人组织“工读同志会”，在岳麓山下作“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实验。他们每天脚穿草鞋，上山拾柴，下河挑水，用蚕豆拌大米煮饭吃，在做好接来的抄写、刻版任务后，读书，讨论。这一实验，很快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而中断。回湘后，他又草拟了“新村”建设计划，后因忙于驱张斗争没有付诸实施。

驱张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和彭璜等人发起领导湖南自治运动，希图通过人民制宪，实行湖南人民自决自治。1920年夏，张敬尧被逐后，湖南人谭延闿入主湘政，胁于各方压力，他勉强答应“湖南自治”“还政于民”。许多人因此出现盲目乐观情绪。但谭延闿的“湖南自治”并不是人们所想象和要求的“自治”，围绕制宪权就展开了斗争。毛泽东等主张由人民直接选举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制宪。而谭延闿把制宪权抓在手里，召集官绅开会，决定由省政府10人、旧省议会11人起草湖南自治法。10月10日，当长沙万余群众游行，派代表向谭延闿提交《请愿书》时，谭大光其火，断然拒绝其中的各项要求，并制造谣言，企图加害于毛泽东。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认清了统治阶级与民为敌的本质，认识到政治改良这条道路是绝对行不通的，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

1921年元旦，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新年大会，进行了三天热烈的讨论。彭璜、易礼容、陈子博等赞同毛泽东关于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意见。经过充分的讨论，大多数会员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作出了抉择：“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一反帝爱国斗争。他担任《湘江评论》主编，在《创刊宣言》中他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缺乏民众大联合作基础；孙中山周游世界，游说列强，幻想某一强国支持他打败军阀，他不知道到劳动人民中去寻找支持力量，不知道革命的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他开始看到过去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从而明确提出实行社会改造的“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继续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先后与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筹建长沙团组织，建立湖南早期共产党组织，并于1921年7月出席了党的“一大”。会后，他回到湖南，先后建立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共湘区委，担任书记，在长沙和安源等地开展工人运动。

1925年初，已当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和秘书，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他，利用回乡养病的机会，访亲问友，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韶山农村的情况，并与杨开慧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雪耻会”，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

半年之久的调查，让他对农村和农民情况胸有成竹。两个月后，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在《革命》第4期发表。一个月后，《中国农民》第一期又刊发了他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在国共两党合作，开展大革命之时，党内一部分人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另一部分人，同样忘记农民，只注意工人运动。他们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却不知道从何处寻找。毛泽东独具慧眼，通过调查与研究，深切体会到了广大农民的革命要求，为中国革命，为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找到了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国共合作开展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打击着封建势力，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基础。国民党这个原本复杂的组合体在孙中山逝世后分化加剧，反共的逆流迅速增长。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蒋介石，越来越暴露出他的反共真面目，终于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21日夜，反动军官许克祥也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彻底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召开“分共”会议，同共产党决裂，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持续了三年多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蒋介石、汪精卫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血腥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革命群众倒在反动派的屠刀下。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又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以亲身经历，批评陈独秀放弃军事领导权。他说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后来，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选择武装斗争是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做出的反应。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对外国朋友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到农村去，发展我们的事业

毛泽东回长沙后，在湖南省委召开的几次会议上坚决主张：秋收起义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缩小暴动范围。

省委为发动秋收起义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和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赴安源组织武装力量前，他同易礼容彻夜长谈，相约互相联络，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夺取长沙。在安源作完军事部署后，他冒着白色恐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爬山涉水三百多里，亲赴铜鼓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起义，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民团捉住，后机智脱险。

当秋收起义部队在各地先后受挫后，毛泽东当机立断，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定在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情况下，原定“会师长沙，夺取省城”的计划已无法实现。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保存力量，再图发展。

出发前，他满怀信心地对全师指战员说：“这次武装起义打了几个败仗，这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目前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必须改变战略，到农村去，积聚粮草，发展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得紧，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部队转兵南下，在三湾进行了改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改变北伐时把支部建在团部的做法，改为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把军队真正置于党的领导下。

经过艰苦转战，经与地方党组织及井冈山地方武装袁文才等取得联系，毛泽东和前委们通过反复比较，改变原计划“退往湘南”的打算，最后决定在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10月27日，部队到达茨坪，开始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在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凭借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深入了解，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适时地改变工农革命军的进军方向，把革命的退却与革命的进攻科学地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没有走过、我党许多领导人也没能提出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沿着这条道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了回答——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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