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炸响的悲壮人生

人物档案：

于尚清，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侦查员，2003年9月，在拆除犯罪分子放置的炸弹时身负重伤。2014年11月6日，58岁的于尚清因旧伤复发医治无效去世。十几年来，于尚清先后被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雄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4年12月26日，于尚清荣获2014“感动龙江”十大人物（群体）提名奖。

很多认识于尚清的人更愿意叫他“老于”——一是因为眼角的笑纹，为他平添了几分憨态可掬的老相；二来他温厚老成，性情随和，如一位战友所说：“像极了小时候邻家杀猪的二大伯。”

如果不是11年前的那次冒死拆弹，习惯默默无闻的老于也许永远不会走到媒体的镜头前。

可在他的儿子于嘉看来，即便没有那次拆弹，爸爸的故事也足够写上一本书；只不过，随着一声巨响，我们才有了“读”他的机会。

11次生死考验

——“我要是个老百姓，给我30万、50万，我绕过去，我不拆。可我是警察，我必须得拆。”

把日历翻回到2003年9月1日那天。

上午9点40分，齐齐哈尔市萨拉伯尔酒店报警：三楼平台发现一枚炸弹。警方赶到后立即对百米范围内进行了封锁，并组织邻近建筑物内的人员紧急撤离。因为没有专业排爆人员和设备，现场指挥人员只好向就近的部队和军工企业紧急求援。对方听说是“土造炸弹”，都以专业性原因表示无能为力。

“有军转干部吗？谁干过工兵？”一位领导冲在场的人吼道。

无人应声。

这句话让在场的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建华分局副局长王春才想到一个人——建华分局治安大队民警于尚清。这个有着23年军龄的副团职转业干部，在分管危险品的四年时间里，曾处理和销毁过两千多枚日伪时期遗留的各式炸弹，而且他胆大心细、勇于担当。用他媳妇的话说：“除了生孩子不行，啥都敢照量。”

“老于，明白拆炸弹不？萨拉伯尔酒店这边有紧急情况。要行你就过来，要不行就算了。”电话是王春才偷着打的，没请示任何领导。他的想法是，即便老于不行，也能帮着出出主意。他了解老于这人。

“炸药我还行，但土造炸弹没见过，那我去吧。”正在休班的老于骑上摩托就赶了过去。

上午10点50分，老于进入现场。只见一枚30公分高、20公分粗的炸弹被绑在洗碗池后面一根煤气主管道上，外面缠了好多层胶带，一只老式马蹄表正“嘀嗒嘀嗒”地走着。

老于很快下来，皱着眉说：“这个真没法整，是定时炸弹。”

酒店地处闹市，一边是医药商厦，一边是农业银行，一旦炸弹引爆，势必引起管道内的煤气燃烧，整栋大楼都可能坍塌，后果不堪设想。有人建议老于带上消防战士用水枪冲，把炸弹和煤气管道分离。

王春才特意嘱咐老于：“把人带到，你就下来。”可过了好几分钟，也没见老于下来，他打电话问：“咋还没下来？”

“先别说了，我开始拆弹了。”原来，老于带战士仔细看了情况，如果贸然冲水，有可能触动敏感的导线引发爆炸。老于仔细瞅了瞅闹表，炸点定在11点15分，而此时距爆炸还剩一刻钟。

老于把着炸弹，让消防战士拿壁纸刀割胶带。小战士割一下躲一下，割了好几下也割不掉。而他一躲，老于也跟着紧张。瞅瞅一脸稚气的小战士还没自己儿子大呢，老于说：“你跑不过炸弹。都撤出去，还是我来吧。”

老于独自留下，没时间多琢磨了，他只好从闹钟入手。一层层揭开胶带，看到闹钟后边果然连着导线装置，老于果断割了导线，然后将炸弹从煤气管道上拆了下来，此时离爆炸只剩三分钟。

听说炸弹已经拆除，现场的人都长舒了一口气。正好到了饭口，同事们簇拥着老于来到附近的一家饭店，要给老于压惊。

一个同事点了一道“水煮鱼”。

“干啥呀？这是要把老于（鱼）给煮了？”老于话少，却很幽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老于，刚才真要是响了，你这大拇哥还不得去解放门捡啊？”同事们又是一阵笑。

平生第一次拆炸弹的老于也大笑起来，那是劫后余生般的一种开怀释放。

谈笑间，老于拨通儿子于嘉的电话：“儿子，爸刚才拆了一枚定时炸弹。”语气中掩饰不住兴奋。

“啊？你又不懂炸弹，拆那玩意儿干啥？”已在部队农场服役四年的于嘉搞过地面爆破，他知道，对于一个非专业人员来说拆炸弹意味着什么。

于嘉还没来得及多问，有人就夺过电话，大声对他喊道：“嘉嘉，你爸成大英雄了，明天领导就给他戴大红花啦！哈哈。”

就在同事们准备为老于举杯庆功时，坏消息来了——经过搜索，又发现两枚靠传呼机遥控引爆的炸弹。因为犯罪分子尚未露面，需要提取犯罪证据，炸弹不能引爆，必须手动拆除。

菜还没上齐，老于和同事们就匆匆赶回现场继续拆弹。这次，王春才从刑警队给老于借来了防弹背心和钢盔。

拆完这两枚炸弹，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老于已是一身大汗。

更令人窒息的坏消息接踵而至——经过地毯式搜寻，又陆续发现8枚各式遥控炸弹。

9月2日晚上5点，于嘉把电话打了过来，询问情况。老于压低声音告诉儿子：“正开案情分析会呢。上午拆了5枚，还有3枚不定时的晚上再拆。明早6点多，我给你打电话。我要是没打，你就和你们领导说一声，往家来吧……”

“爸，不去不行吗？让上边派工兵吧，派工兵……”于嘉哭着喊，可听筒里只剩下“嘟嘟”的忙音。

于嘉几乎一宿未睡。第二天早上6点，爸爸的电话没来。于嘉一次次拨打爸爸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他安慰自己，也许累坏了，正睡觉呢。到了中午，电话还没来，于嘉的心一沉——出事了！

出事时间是9月2日晚11点31分，炸响的是第11枚炸弹，火药装在玻璃瓶中，旁边还绑着一瓶助燃的汽油。老于左眼被炸瞎，右手掌被炸开，右手食指被炸飞，右腿被炸断，浑身上百处伤口，仅仅几秒钟，灰色警衫就被鲜血浸透……

当于嘉赶到医院时，昏迷不醒的老于正在重症监护室抢救。妈妈递给他一封爸爸写的遗书：“如果我出了意外，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要让孩子在部队好好干，多学技术，将来复员到地方上有用。”

于嘉的眼泪唰地滚落到纸上……

遗书是出事那天上午写的。早晨起来，老于洗了三遍澡，又给家里所有的花都浇了一遍水，把家具、地板也擦了一遍，还穿上了新迷彩服、新作训鞋。到单位取工具时，他在一张电路图纸的背面写下这份遗书。这个过程被开车送他的司机看到了，一把夺了过来，说：“老于，你别写这个，我心里不得劲儿。”

“我再写个名吧，要是真出了事，怕是连这仨字儿都留不下了。”

经全力抢救，老于的命总算保住了，但留下一身残疾——左耳失聪、左眼失明、右手和右腿残疾、内脏受损，100多枚玻璃碎片嵌在体内无法取出。

老于生前做客《鲁豫有约》时说：“我要是个老百姓，给我30万、50万，我绕过去，我不拆。我知道那玩意儿拆不好，拆响了就炸死我，我不赌那个。可我是警察，我必须得拆。”

勇气与责任

——“要搁战争年代，他一定是李云龙那样的人物。”

经警方昼夜排查，9月6日凌晨，爆炸案告破。

据犯罪嫌疑人谷树坤、贺景新交代，两人都做过机车工，谷树坤还有电工知识。为勒索酒店老板60万元，二人按照一本兵器杂志上的介绍制作了11个爆炸装置。9月1日凌晨，对酒店区位了如指掌的谷树坤从二楼厨房偷偷进入酒店，并将爆炸装置隐匿于多个部位。上午9点多打敲诈电话时，因员工都在开会，无人接听；而11点想再次打敲诈电话时，警方已经进入现场排爆，二人没敢露面。2004年，谷树坤、贺景新分别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

一次未遂敲诈，改变了老于的人生。

一次闲聊，于嘉问爸爸为啥第二天拆弹前要留下遗书。老于说，一次幸运，两次幸运，一个人不可能总是那么幸运啊。

明知可能遭遇不幸，却义无反顾、慨然赴死!老于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1996年，在39集团军林甸农场担任生产处处长的老于被抽调到深圳，执行移山填海工程的机械维修任务。一次，工程兵在炸山时发现，有一眼雷管没响。在场的人个个屏声闭气，不敢离开原地。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负责修机械的老于突然一跃而起，爬上山，一把将哑雷管薅了下来。

老于“胆大”，是因为“艺高”。

在老于23年的军旅生涯中，有17年是在39集团军林甸农场度过的。从1986年到1994年，当了八年运修连连长。提起穿军装的老于，他儿子更喜欢称他“于连长”。因为，当年“于连长”这三个字在农场绝对是响当当的：“要搁战争年代，他一定是李云龙那样的人物。”

林甸农场的前身是39集团军军马场。那是一片土地肥沃的大草原，不时有野兽出没。一天晚上，一匹独狼闯进农场的羊圈，叼起一只羊羔就跳出了栅栏。

“连长，连长，狼来了！”一个战士发现情况，一溜小跑冲进屋里，叫醒了于连长。

于连长腾地从炕上蹦起来，叫战士开上212吉普，他抄起猎枪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13分钟后，他们追上了独狼。独狼见有人追来，突然站住，放下口中的羊羔，回过头来怒目龇牙、冲人低吼。车灯照射下，独狼像小牛一般高，几个战士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于连长倚着车门端起猎枪，随着“砰砰”两声枪响，独狼一头倒地。

“去，扛回来！”于连长一挥手。

一个战士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踢了独狼两脚，独狼一动不动。战士再一细看，高兴得蹦了起来，喊：“连长，连长，两枪全打脑袋上了。哈哈，您这枪法真神了。”

于连长微微一笑。

和平年代，于连长的枪法鲜有用武之地，他更大的本事是修车。对修车，他更像一个擅长“望闻问切”的老中医，哪儿有毛病，一听动静就能判断出来。

他曾代表39集团军参加沈阳军区的汽修大比武——蒙上眼睛分解北京212吉普车，再重新装配，整个过程仅用时四个钟头，全军区排名第四。

在农场17年，于连长一年一个三等功，共计17个。

所谓“本事越大，责任越大”。

林甸农场位于扎龙湿地东南方向18里处，走公路去齐齐哈尔市区，要多绕三四个小时的路。每逢冬季，为了抄近道，等湿地结上厚实的冰面后，于连长总是开车走第一趟，确信冰面安全了，才让战士们开车穿过沼泽进城采购。如果半道上刹车失灵，于连长总是把战士撵下车，自己把故障车开回去。

2001年10月，一个废弃的造纸厂发生氯气泄漏事故。危急时刻，老于用湿毛巾捂住鼻子和嘴巴，只身冲进去将三个泄漏的氯气罐阀门关死。事后有专家评估，如果不及时关闭阀门，可能半个市区的群众都要遭殃。

听说有人对老于拆弹的勇气无法理解，他的战友张林鸿说了这么一番话：“他敢拆炸弹，我一点儿不觉得惊讶。他可不是一时冲动，你再给他一百次选择的机会，他依然会上。因为他认为，那是他的责任。”

11年默默坚忍

——“像他这样的英雄，完全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下半生。”

著名的独臂战斗英雄丁晓兵多次说起一个大学生写给他的一封信：“我认为你成为英雄，只是过了第一关；假如10年、20年后，仍有事迹从你身上出现，英雄的称号你才当之无愧。”

这封信在老于身上同样适用——让“英雄”之名经得住时间考验，老于做到了。

老于对得失看得很淡。当年，他干了八年运修连连长没挪地方，和他搭班子的指导员却换了三茬。不是没机会，而是他把机会让了三次，每次都是政委找他谈：“能不能再发扬一下风格？谁谁今年再不提就得转业了……”老于笑笑，就答应了。

对自己的功绩，他绝口不提。在一页日历上，他用残缺的手夹着笔歪歪扭扭地写下一句话：“荣誉已成过去，但伤病将伴随一生。”

当年遗留在眼底、膀胱等部位的玻璃碎片，时时刻刻都在刺激着老于的神经，疼了，他就吃去痛片——那种最便宜的止疼药，老于没有别的选择。家里床头柜、办公室抽屉、车里，到处都放着去痛片，直到他去世，还剩下一大鞋盒子药片。

即便疼痛难忍，老于也不想停止工作。自2005年起，老于被调到齐齐哈尔市巡特警支队担任副处级调研员。新岗位并没有什么具体职责，领导的态度很明确：好好养病。

可老于不习惯被“养”起来，很快就找到自己的位置。

巡特警支队副支队长杜海城说：“像他这样的英雄，其实完全可以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下半生，可他没有。”

2008年，市公安局给巡特警支队划拨一台专业通信指挥车。因为车长20余米，现有的车库放不下，如何安置一时成了大问题。

老于建议：可以建活动板房式的车库。起初，考虑到老于的身体状况，支队领导打算对外招标改造，但老于坚持“省点儿是点儿”，就亲自上阵了。

老于跑遍齐齐哈尔市大大小小的器材店，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回钢材、金属齿轮、暖气片等材料。安装时，他需要在四五米高的梯子上不时地爬上爬下。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到了工地。一个多月后，两个大车库建成了，抢在入冬前把车开进了库。老于用残缺不全的双手为支队节省8万多元开支，人却瘦了将近20斤。

在整理爸爸的遗物时，于嘉发现老于写的《2009年至2011年工作总结》，里边记录道：“2009年，我用两个月时间改造了全支队的声控灯，因为当年爆炸留下的伤痛，行动吃力，别人一下子就能干成的事，我得多费几次劲。安装一个声控灯，需要上下梯子三四次……”

也许，有人会觉得老于在做给人看，可事实恰恰相反——他最怕人看见。

在那篇总结最后，老于这样写道：“出来干活，尽量不让人看见。第一，不能让领导看见，如果他们看到我淘厕所，就不会让我继续干了；第二，不能让同龄人看见，他们看见我做这些事，会看不起我的。”

老于那敏感的自尊心让人心疼，令人心酸。

2014年5月，老于日渐消瘦，连上楼抬脚都吃力，挪两步台阶就得喘口气歇一会儿。同事高地不忍心看他受罪，说：“都这样了，还上啥班啊？”

老于笑笑：“人只有在干活的时候，才说明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用。”

两次人前落泪

——“他就像向日葵，总是把向阳的一面示人，把自己的痛苦隐藏起来。”

这些年，老于每天疼得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疼醒了，就靠老伴儿给他做理疗。有时，为了不折腾家人，他咬牙硬挺着。老伴儿早上一看，他的枕头都湿透了，全是眼泪。

“他就像向日葵，总是把向阳的一面示人，把悲伤的情绪隐藏起来。”于嘉知道爸爸的心里有多苦，但从没听他倒过苦水。

那次爆炸留给老于一身残疾，包括右耳失聪。一次，老伴儿的一个好姐妹来家里叙旧。因为右耳听不清，老于就把脸侧过去听。

“我们姐儿们唠嗑，你老偷听啥？”客人跟他开玩笑。

老于“嘿嘿”一乐：“我跟你们可不一样，你们听人说话都是‘左耳进右耳出’，我记性好，只进不出。”

老于受伤后，体内残存的碎玻璃颗粒周围会形成死细胞，由机体功能排出体外。有时，老于身上鼓起一个小疙瘩，揉一揉、搓一搓，出来的就是一粒玻璃碴儿。

一天，家里来了客人。为了表达热情，老于特意亲手为客人炒了几个菜。刚把菜端上桌子，“啪啦”一声，一粒不知何时排出、隐藏在发间的玻璃碴儿掉进盘子。

“呦，这是嫌我做的菜不够硬啊，给添点儿硬菜。”老于一句俏皮话给自己解了围。

对于爸爸在人前落泪，于嘉只见过两次：一次是2004年11月3日，公安部授予他“二级英模”，爸爸哭了。此前有人质疑他“违规操作”，有人说他“不懂瞎捅咕”——那是难过的泪。

另一次是2009年于嘉的肩头正式挂上警衔。当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孙永波为于嘉授予二级警员的警衔时，坐在台下的老于不禁泪水纵横，一边用袖子抹着眼泪，一边连声道歉：“对不起，我失态了，失态了。”从儿子身上，他看到了传承和希望——那是幸福的泪。

老于办公桌上的日历最终停在2014年5月12日，那天以后，他已经无法从床上坐起。

按理说，一个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做出巨大牺牲的英雄，在治病问题上向组织开口也无可厚非，可他不愿意给组织添乱。

2014年7月，老于的身体每况愈下，当地医院已无能为力。老伴儿瞒着老于找到市局领导，通过关系，把他送进北京306医院。

2014年11月6日晚22时30分，老于因抢救无效去世。当时，于嘉正在齐齐哈尔执勤，这也给他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自从爸爸住进医院，于嘉只去看过一次，那是他去天津抓捕逃犯时挤出的短短20分钟。于嘉至今仍在自责。

老于的英雄气，永在

老于的遗体从北京运回齐齐哈尔的那天，市区飘下2014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高速入口的两旁，站满了老于的领导、同事、战友，还有上千名得知消息后自发赶来的市民——他们来迎接英雄魂归故里。

“爸，咱到家了，大伙儿都等在这儿接你呢。”看着车窗外那顶风冒雪的人流，于嘉含着泪大声地对着老于的遗体说。

“这老头儿真好，他走了之后，有那么多人想他。”这是于嘉的妻子李磊对公公的评价。

从新闻中得知老于去世的消息后，佳木斯民警郭林向所长请假：“我要去齐齐哈尔参加一个葬礼。”

“现在正忙的时候，谁啊这么重要？”正在整理卷宗的所长语气有些不耐烦。

“于尚清。”

所长放下手头的活，看着郭林：“准假！也替我带个慰问，我尊敬他！”所长的神情严肃认真。

追悼会那天，同老于搭过班子的三任原农场运修连指导员全来了，还有100多名从各地赶来的战友，包下了宾馆的一层楼。

2014年11月底，于嘉到卜奎派出所担任代理副所长。上任第一天，他在下管区巡查经过老于曾经管理过危险品的烟花厂时，眼泪唰地下来了：“爸，你这是让我替你继续看着啊。”

老于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自己“就是一本书”。

有些“书”，人们翻完也就忘了；而有些“书”，会深深地铭记在人们心中。

老于的英雄气，永在！

采访札记

过去，一提到“英雄”，我总觉得高不可攀、遥不可及。当我完成这次采访任务时，忽然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作为一个喜怒哀乐与我们一样的英雄老于，就是那个能随叫随到为邻居修暖气、帮同事修汽车的好大叔，就是那个无论多晚都会做好饭等儿子下班的好父亲，就是那个喜欢和小孙子合起伙来“气”奶奶的“老顽童”。

老于是那么可亲，又是那么可敬。

拆弹过程中，面对一个接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爆炸装置，老于也害怕，以致打那以后，在他的生活中最讨厌“嘀嗒嘀嗒”的钟表声和“喯喯喯”的传呼机声。他的老伴说：“他去排炸弹，我是一万个不愿意。一个炮仗还能崩坏手呢，何况是炸弹！可是，能上去拆炸弹，他真没白当那23年的兵！”

直面生死，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危难关头能挺身而出，大义面前敢舍生忘死，这是真正的英雄！无论多难多险多怕，都能义无反顾，那是一个警察的担当，一个军人的担当，一个男人的担当！

老于的一生传奇且又悲壮，让我不禁想起电影《集结号》的主题曲：

“我一个人独自在继续，

走在伤痛里闭着眼回忆。

岁月锋利，那是最致命的武器，

谁也无法把曾经都抹去。

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容易，

还有什么比倒下更有力，

没有火炬，我只有勇敢点燃我自己，

用牺牲证明我们的勇气。” 

（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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