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发英：让死者“说”出真相

2013年8月的一天，铜梁县（后撤县设区）境内一条小河两岸，拉起了黄色警戒线。

线外，密密麻麻挤满了群众。

河岸边，躺着一具男性尸体。

这天早些时候，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接到通知：“县城外一条小河漂来一具无名尸体！”

大队技术室立即出动，为事件“定性”——确定死者死因是意外、自杀还是他杀。

死者头部有数处凹陷伤痕，疑似由钝器击打造成。

技术室三名年轻法医一致认定：“这是他杀！”

却不想，背后一个轻柔声音响起：“不一定！”

说话者是一个30岁开外的女人，皮肤微黑，双眸有神——她就是三名年轻法医的“师傅”杨发英。

“杨大姐，你真是太神了”

自认为“铁板钉钉”的推论被否定，年轻法医邢雷像被泼了凉水。

“杨大姐，何出此言？”他问。

“别只看尸体——地形、水流等环境证据也要重视。”杨发英声音轻柔依旧。

一个月前，邢雷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到铜梁县公安局当了法医。

从此，他成了杨发英的“徒弟”，也听说了“师父”的不少传奇——

2009年9月，太平镇一名妇女遇害，嫌疑人认为警方证据不足，拒不伏法。为提供核心证据，杨发英把物证里里外外找了个遍，从嫌疑人内裤边角拆缝处发现了微量血迹，经DNA比对，确定血液属于被害人。

2013年3月，铜梁县公安局安居派出所发现一具男性漂尸，死者背上绑有石块，颈上缠有绳子——民警认为死者系他杀。杨发英从人体运动机理上进行大胆推论，并找到证据支撑，作出结论：“死者系自我捆绑后自杀。”经严密侦查，事实和杨发英的推论完全一致。

同年，县城发生一起凶杀案，受害人被发现时只剩累累白骨。一名市局鉴证专家认为，受害人年龄在26岁上下。杨发英根据死者牙齿痕迹提出不同推论：“死者年龄在40岁左右。”根据她提供的证据，案件被顺利侦破。

…………

耳濡目染之下，邢雷对杨发英格外尊敬。

“杨大姐都这么说，难道不成真的是我们错了？”邢雷心里开始打鼓。

在杨发英指导下，年轻法医开始重新勘察。

很快，新证据补充进来。

“河边有一条小路。”

“小路一直通向附近一处陡坡。”

“发现尸体的河湾处有回水沱，水流湍急。”

…………

男子死亡过程开始被一点点还原——据现场证据显示，这名男子沿坡上小路行走，不慎从陡坡上滑入河中，头部撞击河床礁石造成昏迷后溺毙。由于回水沱水流湍急，导致死者头部反复碰撞河床，造成损伤。

经验证，事实和杨发英推论一致。

“杨大姐，你真是太神了！”邢雷啧啧惊呼。

“法医，一个‘有梦想’的职业”

1994年，杨发英16岁了，却连夜路都不敢走。

自打记事时起，她的胆子就小。用她的话说，就是“被哥哥吓大的”。

她的故乡在永川宝丰镇农村，家里姊妹三个，她最小。

小时候，哥哥对“吓”妹妹热情颇高。比如，把癞蛤蟆藏进妹妹衣兜，拧起一条菜花蛇在妹妹面前晃悠……

越被吓，杨发英胆子就越小——直到16岁，她夜里都不敢出门倒洗脚水。

那时，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长大后竟会做法医。

1999年，讲述法医生活的香港电视剧《鉴证实录》风靡内地。

那年，杨发英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她恰巧看到了《鉴证实录》。

“法医好帅，好神圣！”小姑娘为之倾倒。

其时，连续两年复读的杨发英，即将迎来第三次高考。

这次，她填报了两个志愿——第一志愿是“口腔医学”，因为“工作好找，收入高”；第二志愿是“法医学”，因为“法医好帅，好神圣”。

“对我来说，法医是一个‘有梦想’的职业。”杨发英说。

当年高考成绩张榜——她被昆明法医学院录取。

“你不能再胆小了！”上了大学，杨发英开始向自己宣战。

她明白，要成为一名好法医，就必须勇敢面对尸体、脏器和惨不忍睹的现场……

于是，杨发英为自己定了两个目标——一是学好知识，二是练胆。

大学五年，她固执的一面开始凸显——

老师演示如何解剖尸体，她壮着胆往前排挤。

到案发现场教学实习，她强迫自己仔细观察。

教材上的血腥画面，她没事就拿出来“自习”。

…………

大学毕业时，她觉得“已经准备好了”。

真的是这样吗？

“你一定要坚持住”

2004年夏天，重庆主城区一间出租屋，杨发英真正体会到了法医的“苦”。

面前，一张破床上堆满了被褥。厚厚被褥下，一具被捆绑的男尸发着恶臭。

当时，杨发英正在市公安局实习。接报后，她跟随指导老师代国新赶到现场。

进场后，代国新二话不说，开始勘察；杨发英被恶臭熏得头昏恶心，急忙退了出来。

这时，背后响起一声大喝——

“小杨，回来！”

“臭得我想吐……我忍不住了。”

“吃不了苦，就别干法医！”

杨发英低着头，脑里闪出一句话：“远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

在《洗冤集录》开篇，中国法医学泰斗宋慈，这样讽刺一些地方大员对法医工作的应付态度。

“连法医都怕累怕臭，谁来为死者昭雪冤屈？”十年后，忆及那次窘态，杨发英仍然颇感惭愧。

杨发英实习结束时，她的另一位指导老师——全国著名法医冯白翎，对这个女弟子说了一句话：“对一个女人来说，法医工作太苦了，你一定要坚持住！实在有困难，就给我打电话。”

铭记恩师嘱托，杨发英到铜梁当了法医。

那时，铜梁法医队伍正青黄不接——两名老法医即将退休，其他年轻法医尚未招募。

杨发英被迫挑起大梁。

现任区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李正铭，是和杨发英同时加入技术室的痕迹检验员。对法医工作的辛酸，他至今仍记忆犹新——

“2011年以前，局里没有解剖室，解剖工作被迫在县殡仪馆进行。解剖场地不到30平方米，堆满了花圈、黄纸，而且没有空调。夏天，杨发英在那里一蹲就是24小时，汗水浸湿全身，跟落汤鸡一样。”

“2005年夏天，二坪镇一名老年男性猝死。死者下葬后，我们接到群众举报——死者可能是被谋杀的，于是立即赶到现场开棺验尸。当时，死者已经高度腐败，棺材一开，附近四五百米都弥漫恶臭，她戴着手套，弯着身子，寻找死者身体上的细微证据。结果，她发现死者身上有电击留下的斑点——帮助侦查员很快破获这起电击杀人案。杨发英却大病一场。”

“2007年，我们有一天特别忙——连续跑了五个现场，勘查死者六名，直到深夜才收工。那天，杨发英的腿都跑肿了。因为高负荷工作，怀孕两个月的她流产了。”

…………

“天天跟死人打交道——你怎么受得了？”曾有人这样问杨发英。

“累，但是作为法医，我不能‘远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她说。

有时，她也感觉“快崩溃了”——这时，她就给老师们打电话。

一次，一位老师给她支招：“试试给自己施加心理暗示。比如，想一想那些眼神。”

“为了那些眼神”

2012年8月，铜梁县城一名妇女失踪。

按照规定，法医请来失踪妇女的父母，为他们采集血样。

采血时，杨发英从两位老人口中得知——该妇女前夫一直希望和她复婚。妇女失踪前，前夫还曾约她“谈判”。

“该妇女的失踪，很可能是一起案件！”杨发英警觉起来。

采完血，两位老人缓缓起身，相互搀扶着准备离开。

离开前，他们动了动双唇，像要道谢，又像要请求什么。

那一瞬间，杨发英的视线和老人相交。

老人浑浊的双眼布满血丝，眸子里尽是浓浓的愁苦。

那样的双眸，让杨发英心酸。

当上法医以后，她曾上百次看到这样的眼神——那些盈满泪水的眼眸里，透着善良被邪恶践踏，正义得不到伸张的冤屈；透着亲人朋友被残害，合法权益被侵夺的悲痛；透着幸福希望破灭，人生从此黯淡无光的悲哀……

在这样的眼神注视下，杨发英心里就会蹦出八个字“为死者言，为生者权”。

那是人民法医的职责，更是人民法医的光荣。

当天，杨发英把怀疑向同事倾吐，得到大家一致认同。

可没有证人、没有血迹、没有尸体——证据全无，如何侦办？

杨发英决定从尸源查起。

接下来一些日子，杨发英频频联系相邻区县同行，希望他们帮助查找辖区无名尸体，以进行DNA比对。

皇天不负苦心人。2013年2月，有消息传来——在璧山县（现璧山区）一处陡坡发现疑似人的骨骼！

杨发英和同事们立即出动。

经过四小时地毯式勘查，他们收集到了大量骨骼——经DNA比对，骨骼确实属于那名失踪妇女！

很快，案件告破——凶手正是该妇女前夫。

案破了，杨发英却没有欢呼。她又想起了那对老人的眼神。

“我不能消除他们的悲痛，只是希望通过我的工作，能为他们找回一些安慰——哪怕只是一星半点，也好。”杨发英说。

在这样的信念支持下，杨发英一直战斗在法医鉴证第一线。

到今年，杨发英累计勘查案件现场近3000次，出具法医鉴定书1100余份，直接、间接帮助侦破刑事案件约800起。

2013年，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她被评为铜梁县“最美劳动者”、重庆市“十佳巾帼建功标兵”。2014年3月，她又荣获第三届重庆市“人民好公仆”荣誉称号。

（重庆《当代党员》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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