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心
人们常说“官场险恶”，主要是指仕途难料、浮沉难定，充满“明枪暗箭”和相互倾轧。在下者溜须拍马、曲意迁迎，依然免不了求全之毁，莫名其妙地遭上司的白眼;在上者苦心积虑、小心提防，仍然会被暗中罗织罪状，一纸调令飞来，便只好备尝“门前冷落鞍马稀”的世态炎凉。这种现象，古已有之。现在虽然当官的已自称不是官，变成了“公仆”，但是“官场”的游戏规则，仍然没有变化。
然而，说“官场险恶”也好，“明枪暗箭”也好，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比喻，不是真的有什么枪林弹雨。否则，谁还敢往死地里钻?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时至今日，在众多官员已成为“公仆”的今天，“官场险恶”，变成了的确有性命之忧，“明枪暗箭”，居然变成了真刀真枪!而且，这样的事例竟然越来越多。
江西安义县原县委书记陈锦云，在任县长期问，密谋用汽车撞伤时任县委书记的胡次乾，使胡只好调离安义县.他如愿以偿地坐上了书记的宝座，接着又雇凶杀害他心目中的“仇敌”、县委副书记万先勇。广东阳春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启周雇用两名职业杀手，准备趁市长曾威斌到广州开会之机将其杀死。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郎生，雇用劳改释放犯向他的顶头上司、环保局局长杨明奕脸上泼硫酸，使其重伤不能上班，他则正儿八经地开始“主持”环保局的工作……
血淋淋的“官杀官”现象，令人震惊，发人深省。
将竞争对乎或通向官位上的“障碍”，在肉体上加以消灭，这使人想起了封建社会里国君或皇帝的兄弟子孙们。为了争夺皇帝宝座，而相互残杀的那-幕幕血淋淋的情景。
早在春秋时代，晋献公一即位就大杀同胞兄弟，确保自己位置的稳固。他死了以后，他生的9个儿子，为了争夺君位.又是一片腥风血雨，最后杀得只剩重耳一人。宋太宗赵光义见其兄赵匡胤病重，趁探病之机将其杀害，从而做上了大宋皇帝，没有人敢去深究。“烛光斧影”，只能成为千古之谜……
这种消灭竞争对手的“游戏”一直玩到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在被迫无奈之下，清朝皇帝竟然集几千年老祖先的“智慧”，想出了秘密立储的招数。在“金銮殿”上的“正大光明”牌匾后，藏下太子的名字，避免皇子们同室操戈。然而，综观中国儿千年的封建历史，这种杀人夺位的“游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这也并不奇怪。在一个世袭制的社会里，对一般老百姓来说，不论你有多大济世安邦的本事，也永远只能当皇家的奴仆；对皇上由谁当，他们也没有发言权。皇位由谁继承，老皇上一人说了算；皇位上选人用人的范围，只限于皇帝生殖系统能达到的地方，不过是寥寥数人。
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只要不被老皇上发觉，或者老皇上已经或病或死不顶事的时候，将为数有限的竞争对乎在肉体上加以消灭，就是夺取皇位的最便捷、最省事的办法。
还有一种原因，也促使这种血淋淋的夺位游戏不断重复上演。在一个专制社会里，只有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是“工农兵学商”无所不管，任你躲到哪个角落、哪个领域，它都能主宰你的荣辱浮沉乃至生死。这样万能的权力，却又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其他人只能仰高高在上者之鼻息，个人的地位、财产甚至生命，都得山那位专制者决定。因此，夺得其位，就能生杀予夺，任我所为；失去其位，就只能听天由命，生死由人。所以，为夺得这样一个位置，怎能不诱人铤而走险?使用一切阴狠毒辣、残忍至极的手段都不为过。
“公仆”为什么会变成杀人凶手?
令人不解的是，在为官者已被定位为“人民的公仆”的今天，为什么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和封建社会的杀人夺位如出一辙的“官杀官”现象?难道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土壤又重现了吗?这不能不使人深思。
思考之一:我们的“公仆”该怎样定位。
高高在上的官员变成了人民的“公仆”，这一名称的变化，的确使几千年一直在侍候着“老爷”们、见了老爷就得下跪的小百姓，得到了做人的尊严。但是实际上，“公仆”们手中的权力仍然无所不在地主宰着人们的命运。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人们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被牢牢控制在“公仆”们的手中，政府的职能被扩大到极限。到了建设市场经济的今天，虽然中央一再放权，但是政府“权力万能”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虽然名为“公仆”，但在这些“公仆”的意识里，政府就是高高在上，指手画脚，予取予夺。
因此，人们纷纷想钻进政府机关当“公仆”，“官本位”的意识根深蒂固。加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转轨时期的种种制度上的漏洞，给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广东阳春市副市长杨启周雇人杀掉市长，居然可以出价50万元;辽宁扶顺县司法局副局长雇人杀害县委书记，仅仅因为他被从公安局副局长调任司法局副局长，“肥差”变成了“瘦差”；河南商丘市一个小小的区规划土地管理局的局长，一次就能付给凶手29万元，他花钱如流水在商丘早己有名，曾一个月内花出几十万元，在他眼中，有了官位就有更多的钱可赚，因此，花钱雇杀手，当然很划算……官位，就意味着支配一切的权力；权力，就意味着荣华富贵、金钱滚滚。人们怎能不趋之若鹜、凯觑夺位者怎能不铤而走险?
是进一步缩小政府指手画脚的范围、把本该属于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铲除贪官们滋生蔓延的土壤的时候了。
思考之二:我们的选人用人机制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打破了老祖先摸索了几千年的“科举取士(仕)”、在较大范围内挑选官员的老办法，但是却没能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新招数。虽然现在也讲“群众推荐”、“组织考核”、“班子集体讨论”等等，但是实打实的，却是小圈子里选人、个别人说了算的旧套路。
因此，能够参与竞争的，只有寥寥几个人。能够拍板决定的，往往只是一个人。所以搞臭、整垮竞争对手，把有决定权的人拍好、拍实，已经是官场里屡见不鲜的常用手法。发展到极致，当然是把竞争对手从肉体上消灭，最为干净利落。只要事情不败露，再在有决定权的人身上多下下功夫，自然大功告成。
河南商丘的徐建设头次出手，就是雇用一名流氓将竞争对手右腿打断，从而达到了目的。初次阴谋得逞，令他惊喜不已，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当官的秘诀，从而更加肆无忌惮，最后雇人杀死顶头上司。
辽宁抚顺县司法局副局长张永清雇人杀死县委书记，则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敲响了瞥钟。他从公安局副局长调任司法局副局长，从“肥差”变成了“瘦差”，就对县委书记记恨在心。按说这种人小调动是县委班子集体决定的，但是张永清却只记恨县委书记一个人，决意“复仇”，从而找人将书记开枪打死。这其中的因果关系，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今年年初揭出来的广东湛江走私大案中，有这样的插曲。湛江市搞的一次处级干部公选，一个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干部，笔试、而试都得了第一最后却在“公开考试和内部考核相结合”，却被晾在一边，录用的是远落在他之后的第五名。后来经人指点.他学会了亲近市委书记陈同庆，并向他打点了1.8万元人民币和两万元港币，才终于成为某部门一把手。
没有一套科学、民主的选人川人的办法，怎能不出现随愈“废立太子”和“官杀官”的丑剧?
思考之三：我们离民主和法治社会的目标还有多远。
山东德州市城市中心社副主任夏志华雇凶杀害信川社第一副主任苗迎国案，原因有些特殊。
夏志华只是信用社的第四把手，杀苗迎国也不是为了夺其位。只是因为夏志华花钱随便，而苗迎国调到信用社后，趁立了一套规章制度，使得夏志华的一些花销很难报销，这才起了杀人的念头。因为他知道，在目前的体制下.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不论什么制度，有了当权者的重视，就可以运行下去，换了一个人，制度即使有，也会形同虚设。因此，对那些认真反腐者、严格执行制度者，只要赶走他甚至除掉他.就会“人亡政消”，大家都可又过上捞公家油水、刮民脂民膏的“太平日子”。
因此，我们不能单纯指责那些官场上铤而走险的败类.也不能满足于揪出了多少贪官。要使“官杀官”的惨剧不再重演，就必须使权力的产生、使用、约束进人一个民主、科学、法制化的轨道。（《时代潮》200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