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菁
197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1979年毕业于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哲学专业。1980年调至中央党校哲学部工作。1984至1986年为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1991年于中央党校理论部（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95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8年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高级访问学者。1992至2012年先后担任过中央党校哲学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副巡视员兼哲学部党总支书记，哲学部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2009年起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专业研究方向：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主要学术代表作：《青年黑格尔派与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1994）、《郭店楚墓竹简〈老子〉校读》（1999）、《老子在今天》（2007）、《竹简老子——校勘和注释》（德文，2008）、《马克思的遗产》（2009）、《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变史》（主编，2013）等。
记者：侯老师，您好。近代以来，伴随社会的急剧转型，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重大变迁，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向。比如说，在经历了语言哲学和生存论转向之后，更加面向生活世界和世俗化，等等。在您看来，在当代尤其值得关注的主要趋向是什么？
侯才：我认为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哲学的伦理化。源自黑格尔遗著的手稿《德国唯心主义最初系统纲领》曾明确地预言：形而上学在未来将进入道德之域，而伦理学将成为具有一切理念的完整体系。所谓形而上学将进入道德或伦理之域，是说哲学的发展将以道德、伦理为重点，道德、伦理将成为哲学的“普照之光”。我以为，在当代，或者准确地说，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
记者：您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这表现在哪些方面？
侯才：这突出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
首先，就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特别是认识重心的迁移来说，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伴随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哲学认识的重心经历了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到主体的迁移。在古代是自然，在近现代则是人本身——开始主要是人的思维、精神层面，后来转移到人的存在、活动层面。与此相适应，哲学的主题和表达形式也经历了由以自然为中心的本体论、到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认识论和以人的存在为中心的人本论的演变。这种哲学认识重心的迁移的现实根源，是到了近代社会以后，由于机器工业的出现和近代科学的产生及其应用，社会生产力有了本质性的突变，人借此从自然中提升出来，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由此，以往浑然一体的世界被二元化：无所不包的自然成了人所生活在其中的单纯的周围外在环境，而人也俨然成为一种能够主宰其余自然的存在物。这种人类通过其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所实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逆转给人们的认识带来的变化是，导致了认识视角的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即由“实体”或客体本位转移到主体本位，由对自然和物的关注转移到对人自身的关注。与此相适应，人们实践的主观态度则由客体规定的尺度转移到主体意义的尺度，由对客观对象认知的真理性或科学性的追求转移到对主体存在的价值性的追求。
其次，就哲学与诸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来说，哲学已经进入道德、伦理之域。在人类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与哲学研究重心迁移的历史轨迹相适应，哲学与其它诸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处在不断的嬗变过程中，经历了从古代的宗教化、到近代的科学化、再到现代的伦理化的历程。在古代，哲学与宗教密切融合。它“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马克思）。即便后来哲学把握了宗教的普遍内容而从宗教中独立出来，也往往难免跟在宗教后面蹒跚而行。在西方，到了11至13世纪，哲学甚至彻底受到了宗教教会的统治，成了神学的奴婢。到了近代，随着理论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各门具体科学从哲学中的分化，哲学依靠科学的支持，开始取得对宗教的某种独立地位，作为一支独立的理性力量登场，并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同时，哲学也开始处在科学的影响之下：这尤其表现在作为科学观念、科学精神表征的客观性、规律性、实证性等要求对哲学的浸染和影响。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伴随哲学不再作为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并包摄各门具体科学在内的“科学之科学”而存在，哲学愈益依附科学和科学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科学独断统治和科学主义的牺牲品。在当代，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学的科学化早已走到其尽头。正是在对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独断统治的扬弃中，在市场经济的普遍发展中，产生了哲学的伦理化的需求和趋向。可以说，这种哲学的伦理化倾向从叔本华和尼采，从马克思，从新康德主义就已经开启了。
记者：刚才您谈到，哲学认识的重心经历了由自然到人、由“实体”到主体的迁移。哲学的伦理化对于整个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侯才：从根本上说，哲学进入道德、伦理之域是由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及其需要决定的。因此，一般而论，它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塑造和完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特殊而论，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完成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近代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实践课题就是现代化。这表现在思想理论上，则是一种合理的“现代性”的塑造和构建。当代的思想家、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人类正在经历的整个现代化过程或者人们普遍谈论的现代性存在着危机甚至是重大的危机。这种危机集中表现在发展与代价、赢取和丧失、创造与毁灭的悖论和矛盾越来越深刻，特别是在资本逻辑的统治下，传统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被从根本上颠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效力。毋庸讳言，人类正在经历的整个现代化过程或者人们普遍谈论的现代性确实存在着危机。
记者：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现代性的危机？它是如何产生的，其根源何在？
侯才：我个人以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是主体的需要和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是人未能成为自身的需要、欲望的主体的结果。近现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极致化和普遍统治，由于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满足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手段空前地提高。与此相适应，人类的需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对使用价值的追求变成了对价值的追求。具体而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的主要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作为物质财富是具体的、有限的。因而，人们对使用价值、物质财富的追求也是有限的和有止境的。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追求的已不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而是价值。价值的增殖和扩张是无限的，没有止境的，因而，人们对价值的追求也是无限的和无止境的，由此导致马克思所揭示的“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据此，我们有理由认定，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达的条件下，由于人的需要的质变和欲望的无节制地膨胀，人愈渐沦落为自身的需求和欲望的客体，而没有成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人能否成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体？应当说，这首先是一个根本性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问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说，现代性危机的最终解决或现代化的最终完成可以归结为道德和伦理问题，归结为价值观问题，即归结为伦理学的实践化和价值观作用的发挥。如此说来，哲学的伦理化就为合理的现代性的塑造所必需，成为破解现代性危机的关键环节。这集中表现在：重建价值观和整个价值体系，为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立法，从而有效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这一现代性的根本矛盾和悖论。
记者：刚才您还谈到，哲学的伦理化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请您再具体地谈一谈。
侯才：应当明确，由于与现代化过程相伴随和契合，当代中华民族的复兴，其内涵和实质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复兴，而是现代化的实现，即经过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所谓后工业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具体而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阐释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换言之，是建成一种新型的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所经历的一次最重大的历史转变，同时也是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
如果说，从哲学的视阈来审视，现代
化建设的本质和内蕴是“现代性”的塑造，那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和内蕴则是“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在既有“现代性”的世界话语体系中，“欧美现代性”曾一直独居统治地位，被描述为“全球现代性”的代表或主要标志，甚至被直接等同于“全球现代性”。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完成和“中国梦”的实现，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新现代性即“中国现代性”在世界历史上的确立，意味着既有世界“现代性”话语体系的彻底重释和改写。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现代化过程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从一种较为宏观的历史尺度来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现代化过程的结束，毋宁说是现代化过程新阶段的开始。西方思想家政治家们曾热衷于谈论“后现代社会”的来临。其实，所谓“后现代社会”终结的并不是整个现代化过程，而只是现代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它只不过意味着现代化初始阶段的结束和继之而来的新阶段的开始。显然，“中国现代性”仍在塑造和生成的过程中。它仍将继续面临许多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在这一实践的过程中，无疑不能须臾离开哲学的作用和哲学的伦理化，不能须臾离开道德、伦理和价值观作用的充分发挥。
记者：那么，顺应哲学伦理化的发展趋向，围绕“中国现代性”的塑造和构建这一根本课题和任务，您认为当代中国哲学要做哪些工作？
侯才：当代中国哲学要做的工作有许多，我在近年来发表的相关访谈和文章中都曾论及一些要点，这里仅再补充和强调几个方面。
更加关注和重视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建设，并使其与法治建设有机结合、融为一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在我国现阶段，关注和重视社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建设，其首要任务就是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为此提供有力的学术论证和学理支撑。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阐释、宣传还是进一步提炼，都应充分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担负的主要功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应然趋向和发展目标的界定，它体现了价值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实然性和应然性的统一。
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特别是马克思本人伦理思想的研究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对马克思哲学的传统诠释往往认为，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匮乏，甚至存在空场。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哲学乃至马克思学说的一种误读。事实是，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对伦理学的基本理论进行过学理上的系统阐述，但是，如果从伦理学的维度透视马克思哲学甚至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那么，他的整个哲学甚至全部学说都蕴含和体现一种伦理学。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体”即作为个体的实践主体作为自己理论的现实出发点，把“自由人格”（通常被译作“自由个性”）的实现规定为个体的发展和完善的最高目标，坚持利己与利他、改变环境与改变自我的有机统一，诉诸真正的道德实践活动——“自主活动”，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理解为通过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而实现的人的“自由人格”的过程，等等，以一种独特和彻底的形式清晰地表述了一种新伦理学——以实践为基础的人格伦理学。特别是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统治下人们所遭遇的“物的增殖和人的贬值”这一根本的生存异化境况及其根源，指出了扬弃异化的路径和合理的发展目标。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学说在当代才愈加彰显出它的意义。
继承和创造性转换我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中合理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资源。在我国传统文化及其哲学中，存在着丰厚的道德、伦理和价值观资源，但是，在现阶段，这种资源的挖掘和现代性转换工作却过于滞后，不能适应疾速发展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在我看来，要做好传统思想资源的挖掘和现代性转换工作，其思想前提还是提高对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应该充分尊重和高度重视自己的精神遗产，既要反对和防止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更要反对和防止片面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以及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差异和对立等各种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开放的心态以及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大力继承和弘扬自己的优秀文化及其传统。
正确地看待宗教，重视和发挥宗教道德的重要作用。应该看到，宗教道德对于社会的维系乃至对于现代性危机的克服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是社会道德所不能完全代替的。发挥宗教道德的作用，其思想前提是合理地看待宗教，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宗教与政治、与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我觉得既有的传统的宗教观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混淆了宗教与哲学、与政治思想特别是与政治信念的界限，对此必须加以厘清和纠正。
充分重视和发挥政治伦理的功能。可以说，政治伦理是道德和伦理的核心一环。在我国现阶段，政治伦理建设特别是官德建设无疑是整个道德和伦理建设的关键。对权力的有效约束，无疑需要构建德—法双重网络结构，要重视和强化客观的、外在的、显性的立法，同时也要重视和强化主观的、内在的、隐性的立法，使两者彼此结合和相互辅助。这样，才能确保权力的合理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