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应
受社会不良因素诱导、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存在漏洞和相关监管制度缺失等因素影响，职务犯罪低龄化现象日趋明显，屡见不鲜的干部贪腐“35岁”现象令人担忧。特别是部分年轻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上级领导和本单位领导重用信任有余、监督不足，其他人员不敢监督，客观上使其犯罪无所顾忌。（8月21日 来源：新华社）
应当说，干部年轻化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一项工作原则，这对于培育年轻后备干部，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激发干部队伍活力，都有着积极作用和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纵观近年来各地出现的违规选拔任用的“最年轻干部”事件，不仅让社会各界对干部年轻化产生了强烈质疑，还损害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公平性，更是严重有损了党政部门的公信力。
然而，随着职务犯罪低龄化现象日趋明显，屡见不鲜的干部贪腐“35岁”现象更是令人担忧。正如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表示“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年轻干部贪腐正在迅猛增长，去年我们查办35岁以下干部贪污贿赂案件达291人，同比上升167%。”那么，如何预防年轻干部职务犯罪也就成为当前各级党政部门面临的新课题。
究其原因，干部贪腐“35岁”现象的出现，这与社会不良因素的诱导、干部选拔任用管理存在漏洞和相关监管制度缺失等因素不无关系。特别是近年来官场中的“潜规则”，在一些地方不仅大行其道，更是成为公开的秘密，而且部分地方的贪污腐败行为更是呈现出了集体腐败、组织化腐败的特征，从而才出现上行下效的“从众式”腐败。
当然，部分年轻干部贪腐与其工作时间不长、基层历练不够、党性意识不强和拒腐防变能力较低有关。但一些地方出现的“重年龄轻考察”、“重学历轻品德培养”现象，及在干部年轻化问题上“一刀切”的做法，不仅使年轻与学历成为基层提拔干部的“硬件”，而工作踏实、作风清正廉洁等却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软件”，从而增强了一些年轻干部的侥幸投机心理。
尤其是部分年轻干部在担任领导职务后，不仅上级领导和本单位领导对其重用信任有余导致的监督不足，而且其他人员也不敢监督，从而促使其犯罪无所顾忌。由此可见，干部贪腐“35岁”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大环境下“潜规则”的影响和社会控制的弱化，而是当下年轻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中存在问题，更是“硬”制度下监督制约严重不足所造成的“软伤”。
所以，要有效破解干部贪腐“35岁”现象，不仅要提升年轻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不断完善和扎紧制度的笼子；又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严把年轻干部的准入关口；更要加强对年轻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和奖惩力度，特别是对投机违规者要从严惩处，形成强大的震慑力；同时，还要强化对年轻领导干部的教育监管力度，促使其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