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央
近年来，一些地方党政机关领导职数违规超编，屡禁不止，甚至还有扩大蔓延之势，其所带来的危害堪忧。（新华网 8月19日）
党政机关领导职数超编可谓“老生常谈”，屡禁不止。这些多出来的“官帽”滋生了权力滥用，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也增加了行政成本，导致脚踏实地干实事的少，高高在上仅指挥的多，造成工作效率低下。
超编行为确实是双赢之举，一方面满足了部分干部对权力的觊觎之心。个别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对权力争相追逐，通过托关系、砸银子等违规方法获得权力，跃升为领导；另一方面既调动了下级干部的积极性又满足了权力大担子轻的享乐主义思想。部分领导将超编领导职数当作待遇发放，自然能安抚和拉拢一批人，而多出来的领导干部也要相应的承担责任，在工作进一步分工后，领导的担子确实减轻了。
清退超编干部等专项整治工作开展已久，但收效甚微，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官员抱着权力不撒手外，也有执纪中的现实困难。已在领导岗位的干部不论其上位方式是正常渠道还是非常规手段，其背后的资料早已被洗白，真假难辨；加之，个别地方超编已成惯例，从解决“帽子”问题到职位递补，都将超出的编制纳入正常职位晋升， “配齐”后说超了，拿谁开刀都不妥；另外，追责更是难以划定。领导职位超编涉及多个部门，其中不乏组织、人事、编办等多个部门和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支持，若追责，该从何追起，追究哪些人都是问题，但也正因难以追责，导致违规风险成本低，造成超编现象才屡禁不止。
这些烂摊子归根到底还是干部选拔机制的问题，有权便有钱有势成为普遍认知，对权力的热衷背后是对名利的追逐，而“僧多粥少”干部晋升屡屡受挫，导致需求大于供给，超职数配领导便“应运而生”，且能上不能下的用人机制放大了权力的附加值，即使违规荣升一级也能站稳。因此，在干部选拔上除了要严格把关，完善制度外，更要注重对干部价值观的引导，要将权力与责任捆在一起，建立退出机制，进一步加大对基层干部待遇的倾斜力度，给基层干部“想头”，自然也就能灭掉不正之欲，也就没有了超编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