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立波
当年因“三鹿毒奶粉”事件被免职的3名石家庄市领导，时任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副市长张发旺已悉数复出。这种情况并非孤例。2008年以来，52起舆论普遍关注的官员免职案例，85名官员被免，29人起复，占比达34.12%。但是，如果排除生活作风问题无人起复这个特殊现象，被免官员的起复率高达50%。（8月12日《新京报》）
每逢重大事故出现，“就地免职”多会雷厉风行地降临到相应官员头上，围观百姓也纷纷鼓掌叫好，然而在政府整治吏治的免职铁腕下，曾经的“问题官员”却又一个个优哉游哉地悄然复出。零散的个别案例，公众亦可接受，然而超过三成的免职官员“华丽转身”着实让百姓大跌眼镜、惊呼上当。其实，公众的一片哗然源于对“免职”问责机制的误读，但这种“高举轻放”的问责机制极大地消费了民众对政府公权力的信任，政府亟需从源头上堵住问责制度的漏洞。
免职官员的高复出率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问责机制的信用危机。公众对“免职”一词的误读更是推波助澜，导致心理预期与现实执行之间产生巨大落差。在百姓眼中，免职更像一种铁腕治吏的严重惩处，免职的同时意味着免掉一切，沦为众人中的普通一员；然而这种“免职”想法只是公众的一厢情愿，其实免职仅为一种组织措施、一个职务变动的中性词，并非处分。同时《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宽泛的制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较大操作空间，进一步将免职效果大打折扣。
免职复出的是是非非，往往与某些或明或暗的“官场默契”纠缠不清。例如免职界限模糊，处罚标准是否具体明晰，“领导责任”的具体范围和事件程度大小亦难给出具体框架......除却因作风问题这条“高压线”电死的官员外，问责免职官员往往享有较高的复出机会。其中“领导责任”界限不清已成为问责制度最大的挑战，很多重大事故处理上，往往抱着“平息民愤”的初衷让个别领导“暂时受点委屈”，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免职官员“来而复返”的奇怪现象，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最快5天的火箭复出，本是制度上的问责免职，成为了一种“说结束就结束”的“带薪休假”。
高频率的官员复出更像是一场刺激大众神经的疲劳催眠。网民们渐渐无奈表示，“刚开始，我已出离愤怒了；而后渐渐麻木了、沉默了......”有人甚至还总结出免职一系列操作手法：出事——免职——冷却一段时间——悄然复出——被发现——舆论哗然——解释复出符合规定——不了了之（个别任命别撤销）。虽有惊险但安然无恙的平安着陆更引发了民众的愤怒质疑，消除群众的误解迫在眉睫，莫让“免职”变成“逗你玩”式的黑色幽默。
复出本无罪，罪在模糊不清。本着“治病救人”的干部问责初衷，我们绝不可将免职官员一棒子打死，但也切不能将“免职”当作应付了事的“挡箭牌”。当下官员犯错出现一种不好倾向，均以问责开刀而忽视了应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落网之鱼。然问责官员承担最多的“领导责任”也没有明确规定，最终将问责制度转变成了问责了事，没有发挥问责制度应有的作用。一个问题官员“带病复出”结出的恶果远胜过问责时取得的成果，正视免职，问题官员复出切莫终成儿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