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沦为“瘾君子”？ 解读“毒官”现象

　　“吸毒州长”受贿被判刑、某社保官员为凑吸毒款贪污社保金……近年来曝出的官员吸毒事件刺痛人心，而伴随着官员吸毒而来的其他不端行为更令人憎恶。本应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公务人员为何会沦为“瘾君子”？是个人价值观动摇还是道德滑坡？是交友不慎还是监管不力？

　　吸毒官员

　　聚众吸毒、贪污受贿

　　说起近年来较有名的吸毒官员，许多人想起的是曾担任云南省楚雄州州长的“吸毒州长”杨红卫。

　　杨红卫的吸毒行为被揭露于人前，始于其因贪腐行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因受贿等行为被判处无期徒刑。与其贪腐行为同时暴露的吸毒史，立即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据了解，杨红卫吸食的毒品叫“卡苦”，外形与烟丝相似，通常放在水烟筒上抽。杨红卫吸食毒品一年多，有固定的吸毒地点和供货人。

　　杨红卫不是第一个被曝光的吸毒官员。在刘汉案中，媒体广为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刘维和多名政法官员等聚在一起吸食毒品。

　　堕落轨迹

　　从吃吃喝喝到一起吸毒

　　分析这些官员的吸毒事件，不难发现一些特点和共性。

　　首先，吸毒官员在吸毒行为之外，多伴生有其他不良行为。例如，杨红卫受贿、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有的在吸毒的同时嫖娼、受贿、包养情妇等。云南省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文杰认为，吸毒开支不菲，要靠官员的正常工资支撑其吸毒行为较为困难，一些官员为筹毒资由此走上了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

　　其次，聚众吸毒的特征明显。如与杨红卫一起吸毒的还有楚雄州原副州长吕琳麟；柴四清是聚众吸毒；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刘某找卖淫人员陪吸。

　　再次，吸毒官员担任的职务或所在的单位，往往社会交往范围较大且频繁。安徽省戒毒康复中心副主任陈向明说，在戒毒所看到的“毒官”来自公安、工商、税务、文化等多个部门，“都是一些与社会人员接触较多的部门。”有的官员最初因工作需要经常与社会人员打交道，然后从吃吃喝喝到成为朋友关系，再到一起唱歌跳舞，最后发展成一起吸毒。

　　监管不力

　　“毒官”总能在内部“隐身”

　　通过分析官员吸毒的多个案例不难发现，这些人吸毒行为的败露鲜少源于内部监管，基本都来自“外部”作用。杨红卫是上级纪检部门对其进行调查后，才公布了其吸毒行为；柴四清的吸毒行为被揭露，是因为网友发帖后被人肉搜索，此前其人甚至被评为优秀党员。

　　“针对官员吸毒，确实很难建立一个单独的监管机制。”云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禁毒系主任高巍分析，一方面，单位没有这方面的监管职责；一方面，官员吸毒具有较强隐蔽性。

　　但是，内部监管的乏力必须引起注意。据媒体报道，杨红卫出事前，有人员在一次会议上发现杨居然边开会边吸“卡苦”，并报告了当时的州政法委领导，但并未引起注意。

　　安徽省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科科长周建宝认为，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官员一旦吸毒，带来的社会危害比其他吸毒人员大得多。

　　“要避免更多吸毒官员的出现，加强日常教育只是一个方面，还要加强全方位的监管。”高巍说，更重要的是，对吸毒官员要加大惩处力度。“对吸毒官员有必要实行‘一次否决制’，直接从党员队伍和党政机关中清除出去。”

　　“毒官”

　　●2008年，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刘某吸毒被抓。

　　●2009年，山西繁峙县岩头乡党委副书记柴四清因吸毒被曝光，事发后此人被开除党籍、罢免职务，并被行政拘留。

　　●2014年，“安徽省宿松县多名官员聚众吸毒被抓获”事件。宿松县最后查明：今年4月26日和29日，宿松县公安机关在侦办其他案件中，发现宿松县招商局副局长李某某、宿松县交通运输局下属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余某涉嫌吸食毒品。两人均被开除党籍并撤职。

　　●湖南省安化县劳保局官员谌某17次贪污社保金共41万余元，这些钱全部被用于其个人吸毒等非法活动。

　　新闻助读

　　国际禁毒日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将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确定为“希望的信息：药物使用障碍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1987年12月，第42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将每年6月26日确定为“国际禁毒日”。

　　点击禁毒新“关键词”

　　新毒不断

　　吸毒低龄

　　枪毒同流

　　毒祸扩大

　　新型毒品层出不穷、吸毒人员中七成多为青少年、枪毒合流犯罪增加、毒品引发的次生危害日益扩大……记者采访了解到，尽管我国始终对毒品犯罪保持高压态势，但毒品犯罪仍然屡打不绝，禁毒形势不容乐观，“新毒不断”、“吸毒低龄”、“枪毒同流”、“毒祸扩大”，更是成为当下禁毒形势的“关键词”。

　　1 新毒不断

　　新型毒品花样翻新

　　“跳跳糖”“咖啡”“奶茶”……精心伪装过的合成毒品经常以这种面目诱惑青少年。

　　与传统毒品相比，这些包装时髦的合成毒品迷惑性极强，容易在青少年中快速蔓延。据公安部统计，2013年全国新发现吸毒人员中的75.1％吸食合成毒品。

　　安徽省戒毒局局长王颍辉说，新型毒品具有易制造、易携带、易服食、易隐藏等特点，在大量的制毒案件中，制造新型毒品案件占90％以上。由于地下制毒技术的快速提升，加速了新型毒品的更新换代，新型毒品的种类不断增多，目前仅摇头丸一类就多达几百种。此外流入非法渠道的易制毒化学品数量在不断增多，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就有可能被用来制造毒品。

　　2 吸毒低龄

　　吸毒群体呈低龄化趋势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4月，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258万人，实际规模预计达1千万，约占全国人口的0.8％。另据公安部统计，2013年全国新发现吸毒人员中35岁以下人员占75％，最小的年仅8岁。

　　安徽省戒毒康复中心副主任陈向明分析，从目前情况来看，吸毒群体中有80％～90％是初中以下文化，低龄化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往往都是单亲家庭、离异家庭、溺爱家庭，在孩子12～15岁这个最为关键的阶段，没有让未成年人树立良好的价值观。

　　3 枪毒同流

　　武装化、团伙性制贩毒增多

　　来自公安部的信息显示，2013年全国共破获武装贩毒案件291起，缴获枪支422支，225名禁毒民警因公伤亡。

　　与过去相比，近年来警方查获的团伙贩毒案件不断增多，贩毒团伙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贩卖毒品量越来越大，从几十克到多则上千克，犯罪分子持枪作案、枪毒同流对侦查人员的安全构成相当大的威胁。

　　4 毒祸扩大

　　毒品“次生危害”增多

　　据了解，全国近10年“毒驾”案件增长迅猛，仅2013年，全国就查获“毒驾”行为2000余人次，吊销2.4万名吸毒人员驾照。

　　毒品造成的直接祸害，不仅是“毒驾”，更是其他犯罪的滋生温床。据统计，部分吸毒严重地区60％至80％的抢劫、盗窃案件系涉毒人员所为；80％的吸毒女从事卖淫活动；由滥用毒品导致的暴力攻击、劫持人质等极端事件也时有发生。

　　文图均据新华社

(来源:云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