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港托起金融新梦

19世纪富商伍秉鉴。

侨批是现代国际金融萌芽的产物。

中国铜钱曾“四夷通用”。

　　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熙熙攘攘，身着异域服饰的多国商贾穿梭于展台之间。转眼间，作为外贸风向标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已走过了115届的历程。

　　回望千年，唐宋铜钱“四夷通用”，早早地承担起了国际货币的功用；曾记否，十三行行商走出国门，将跨国投资的脚步放于欧美；曾记否，侨汇侨批沟通海内，以国际金融交流的雏形维系着血脉亲情。如今，黄金水道风采重现，古老丝路再现荣光，在百舸争流的新航道上，一面面象征着金融合作的风帆尤为显眼。

　　●南方日报记者 钟啸 黄倩蔚

　　贾肖明 陈若然

　　东方货币体系稳定丝路贸易

　　一枚枚锈迹斑斑的铜钱，圆形方孔，上刻年份，静静地躺在展台中供人观瞻。若不是行内人，恐怕很少有人会去仔细鉴赏它们。然而在唐宋时期，这批铜钱可能曾周游东南亚，交割于各国商人之手；可能曾流落东瀛，沉睡在政府库房之内；甚至可能辗转漂泊到南亚和中东各处，沐浴过数个大洲的阳光。

　　时空流转，盛唐繁华，唐诗有云：“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伴随着朝贡贸易的勃兴，海上丝绸之路在唐宋时期迎来了空前的大发展，中外各国的商品贸易量质齐升。这一点从部分出土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中就能管窥一二。

　　商品贸易的井喷必然伴随着结算方式的演变，唐宋铜钱凭借其优异的品质与稳定的币值很快便成为了当时的“国际货币”。国内钱币学者雷一忠就表示，当时的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因缺乏铸币能力或本国币制紊乱，皆乐于使用中国钱币。唐宋时期，大量铜钱随贸易外流，甚至还导致了国内的“钱荒”。

　　中国铜钱“四夷通用”地位有史为鉴。据《中国印度闻见录》记载：“中国铜钱外流到日本及东南亚各地，且已经流散到波斯湾地区了”，甚至到达非洲的东海岸。而南宋人包恢也在《敝帚稿略》中记载道：交趾等国，多方搜求宋代铜钱，许入而不许出，1899年，在越南河内一处“竞赛场宝藏”的陶瓷中共计出土各类古钱23000余枚，其中中国古钱多达22925枚。

　　与此同时，中国钱币文化的输出也在客观上确立了以中国货币为核心的东方独立的货币体系，成为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大发展的重要保证，促进了当时各国商品贸易的稳定，更加强了各国的文化交流。广州作为历代兴盛不衰的千年大港，见证了这一货币体系兴盛壮大的全过程，同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海外投资成就十三行荣光

　　1837年，24岁的美国商人约翰·穆瑞·福布斯回到美国。8年前他前往中国时，还是不名一文的学徒，以贩卖茶叶为生。而他的一生却因一个人而改变，那就是当时中国的商业领袖伍秉鉴。当了伍老板的干儿子后，福布斯回到美国时口袋里多了50万墨西哥银元。正是这笔钱帮助福布斯跻身铁路建设业，并最终成为了横跨北美大陆的泛美大铁路的最大承建商。

　　彼时伍秉鉴的商业帝国已经遍布各地，这位中国的行商领袖傲立于全球的富豪之林。岭南大地商业精神之昌隆、金融理念之超前令人叹为观止，而他本人也成为了海上金融丝绸之路的集大成者。

　　如果说唐宋元明的铜钱货币体系便利了古代海上丝路“经常项目”下结算的话，那么十三行时期，广东行商在“资本项目”上的“长袖善舞”就堪称投资传奇了。其中，“世界首富”伍秉鉴一生的经历让人有超越时代的感觉。

　　伍秉鉴的身份是广东十三行怡和行行商，清政府设立的行商总商之首。然而在当时的国际资本圈中，他的地位却更为惊人。作为一名中国人，他成为了“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与此同时，他还是美国铁路大王福布斯的扶持者，拥有巨额的保险及证券业务。他身上所肩负的金融思维令人击节赞赏，他向世人证明了中国近代商人的金融理念何其先进，丝毫不弱于欧美强国。

　　根据史料记载，伍秉鉴在保证怡和行优越市场地位的前提下，经常将一些外国商人的大订单分给长期拿不到订单的其他行商，同时开设信贷业务，以10%至12%的年利率把资金借给经营困难的其他行商，在维持行商体系稳定的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而伍秉鉴还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放贷，成为了这个重要合作伙伴的最大债权人。182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欠下了伍秉鉴877330两白银。伍秉鉴还曾对美国旗昌洋行等茶叶外销产品的代理商注资入股，从而对其施加影响。

　　1834年，伍秉鉴在计算了稻田、房产、店铺、钱庄和在外国的投资以后，宣布自己的总资产约为2600万银元。这令他一举超越了当时的欧洲首富罗斯柴尔德（犹太银行家）和美国首富阿斯特，成为“世界首富”。

　　南粤领航跨境金融合作

　　浩荡珠水几经潮起潮落，终于复现海上丝路荣光。迎着清晨柔暖的阳光，位于珠江入海口的黄埔港开始了每日的忙碌，一排排集装箱矗立有序，一艘艘海运巨轮往来繁忙，广东这个制造业大省在新时代展现出强大的进出口贸易动能，千载之后依然延续着长盛大港的神话。

　　即便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洗礼，毗邻东南亚的广东也仍然是我国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的桥头堡，是这条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据统计，2013年广东与东盟国家进出口总额超过6000亿人民币，占全国比重近1/4。伴随着跨境贸易走出去的，还有重新踏上国际化征程的人民币。

　　一场金融危机和长达4年的美元持续贬值，让外贸企业深刻体会到汇率风险和货币定价的重要性。2009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上海和广东四市与港澳之间试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允许在岸和离岸市场之间的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宣告人民币走出去的大幕重新开启。

　　“离岸人民币业务真的帮到我们很多，集团在香港的子公司，利用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政策，在香港接受居民人民币购票款，5年来已有25万人次在香港享受到了人民币购票的便捷服务。”广东省航运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集团下属的珠江船务所属的子公司，还成功向香港金融机构申请到人民币贷款。据介绍，目前人民币已成为该集团各项业务的主要结算和计价货币，集团各项投资和经营活动也与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息息相关。

　　广东在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棋局中找到重要的发展契机。广东省副省长陈云贤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广东与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具有天然联系，具备粤港澳金融合作的良好合作机制，将来在CEPA和粤港澳自贸园区框架下，可通过进一步拓宽粤港澳三地人民币流动渠道，探索完善人民币输出和回流渠道，打造广东在岸人民币市场与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紧密融合的国际金融核心区。”

　　作为最早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地区，广东的结算规模已占到了全国的1/3，2013年广交会首次采用人民币计价。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境外离岸人民币资金迅速增长，仅香港一地就聚集人民币资金1万亿元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王景武透露，该行下一步还将深入拓展与东盟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推动向东盟发放人民币低息贷款，开展人民币直接投资，推动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资基金，这必将为企业在东盟投资、并购提供服务，推动人民币向东盟输出，提供更好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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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侨批：推动国际金融发展

　　在海内外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极不完善的情况下，侨批这种“托寄方式”便在跨国环境中应运而生，而这一不经意的尝试却催生出了一张侨批业的国际运营网络。

　　据饶宗颐教授总纂的《潮州志·实业志六》统计，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海内外潮帮批局有近600家，其中在南洋诸国的有451家，在侨乡潮汕地区的有131家。

　　看似草根的侨批业却又在不经意间推动着国际金融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国际金融活动开始进入中国，中国银行、邮政的汇兑业务始于1918年，1930年才在国内外全部通行。在国际汇兑通行后的1930年至1935年，福建邮局的国际汇兑业务量，还不及侨汇总额的10%，60%—70%仍由批局作为批款转汇进来。

(来源: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