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社区能人”少些劳累

　　本报记者栾吟之 简工博 朱珉迕

　　“梁书记不能退休！”在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寓小区，居民们呼声高涨。

　　今年58岁的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梁慧丽，已是第三年接受返聘。这些年，她为小区劳心劳力，感到特别劳累时也会感慨一句：“真想退下来，回家休息。”居民们听到这句话最紧张，因为小区里还有许多事尚未解决，大家都很需要梁书记。

　　基层干部的忙与累，社区居民的依赖与不舍，并不是莲花公寓的独特现象。许多基层干部感到，小区事务越来越纷繁复杂，他们像陀螺一样不停转，越转越快、越做越累。

　　如何理顺千头万绪，让“能干的人”不那么奔命，让更多社区干部有条件像梁慧丽那样发挥能量？这是上海基层社会治理中绕不过的一道坎。

　　“能干”背后，是谁的缺位

　　许多小区事务的解决，有赖于一个“搞得定”的居民区书记——

　　小区一墙之隔的家具厂，每天深夜排放气味浓重的废气，居民打电话到职能部门投诉，一直没能解决。环保部门白天来检测，告知 “一切正常”。居民们的怨气越积越深。最后，居民区书记挺身而出，带着居民找投资方谈判，一次次到政府职能部门奔走，家具厂终于搬走了。

　　另一个小区，100多棵青桐树枝繁叶茂，不仅影响底层住户的采光，每年夏天树叶还滴落桐油，让行人躲避不及。居委会向职能部门反映，但对方答复：“大树到底是移栽、修剪还是砍掉？你们居民先统一意见，我们再来操作。”居民区书记纳闷，这么专业的事情，职能部门不来社区向居民解释、征求意见，让我们居委会咋办？无奈，居民区书记自己张罗，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会，最终制定了移栽方案。

　　许多社区，都有一个“能人”，绞尽脑汁、到处奔走，解决一些职能部门不愿碰，或是相互推诿，而群众又迫切需要解决的事。对这样的情况，有基层干部直言不讳：为什么难事总要靠我们出马？

　　“有时候，基层干部的强，恰恰折射出背后一些职能部门工作的漏洞。”一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干部道出苦衷。事实上，小到发放节能灯具、组织居民旅游，大到劝导无证商贩、检查消防设施，大量原本不属于居委干部职权范围内的事，却因种种原因被居委干部无奈包揽。

　　一位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曾对记者诉苦：“上级职能部门互相推诿，给我们基层解决问题带来很大不便。”比如，小区周边有3个餐饮店，没有执照也没有卫生许可证，排出的油烟对着居民家门口。“居民找到我这个书记，我去找工商所，答复是‘只管有证的、不管无证的’，食药监说‘你找街道呀，我们没有权力赶他走’，而街道表示‘我们只能给你开个协调会，把工商质监叫过来’。”结果是，餐饮店扰民现象依旧。

　　“政府部门不作为，只能让社区干部多作为。”一位基层干部说，“很多时候，居委干部就是‘救火队员’。”

　　摆不脱的“无限责任”

　　“我们首先是‘群众的头’，然后才能做好‘政府的腿’。”一位居委干部说。而在现实中，大多数居委干部成了行政部门的派遣兵。先忙于应付上面派下来的工作，再挤出时间走家串户关心百姓，很累。

　　居委会的职责究竟是什么？依据《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职能包括“政治整合”、“公共服务”、“民间调解”、“治安维护”、“政府协助”、“民意表达”这六项。

　　而记者调查发现，基层干部的实际工作量至少有十大类百余项，包括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物业管理、民政帮困、纠纷调解、收款收费、人口普查等等，远多于法定职责；与居委会工作相关的职能部门超过40个，用基层干部的话来说，“谁都可以给我们派任务。”

　　造成居委会干部“无限责任”的局面，有历史原因。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徐中振说，计划经济年代延续而来的“街道—居委会体系”，具有纵向的行政化体制特征。但社会发展至今，在居委会亟需恢复“自治组织”职能的背景下，成为行政命令的“末端”显然与社区建设初衷背道而驰。

　　“行政重心下移、深入社区，目标是服务基层、服务居民，这个过程中必须要减负，一切不符合群众利益的目标不要提出，一切不符合基层特点的任务不要布置。”徐中振说。然而，目前的一系列机制设计，并不能让社区干部从行政压力中解脱出来。一位居委干部介绍，政府任何一个条口都能对居委会的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居委会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却缺乏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这使社区干部只能处于“应接不暇”的状态之中，“有意见都没办法申诉”。

　　还有一些政府部门制订决策，没有真正听取基层的意见，到头来也徒增社区干部负担。一名“小巷总理”说，一些部门在起草文件时，往往是从部门利益出发，“容易的事自己做，难的让别人做”，没有把涉及利益主体的意见反映进去，基层操作难度就会很大。

　　给基层“喂”什么“料”

　　职能部门与社区干部，究竟该是怎样的关系？不少基层干部表示，除了领受“上面”派下的任务，他们更需要“上面”的指导、协调和服务，需要“上面”围绕百姓需求明确社区干部的任务边界。(下转2版)

　　（上接第 1版）“职能部门该管的事管起来，这是不由分说的。”曾在基层政府任职多年的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沈军表示，避免基层负担过重，政府首先需要杜绝“不作为”。在此基础上，上级政府也需要给居民区“喂点料”。

　　喂什么“料”？“不只是钱，更重要的是平台、资源、信息。”沈军说。闵行区近年在村居推行的“社区服务站”，将一些原属区或街镇的公共服务资源下沉至社区，居民对社区提出的各类服务需求，往往不出小区就可方便办妥。在沈军看来，此举除了方便居民外，更意味着社区干部有了为居民服务的直接载体，“提供服务，恰恰是凝聚居民乃至发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前提。”

　　这几年，令一些“小巷总理”感到“有底气”的是，不少街道探索试点“小项目惠民生”实事工程。由每个居民区搜集居民迫切需要的小项目，上报街道后，由街道进行评估、挑选；立项后，街道将发放几千元、上万元的小额资金，专项解决这些细微需求。几年间，晾衣架安装、雨棚修复、车位再造等“小事”逐一做成，居委干部们在居民中的威望也随之提升。

　　“这样的尝试，未必花掉政府多少资源，却可以令基层工作受益良多。”曲阳社区党工委书记赵强说，政府应该想方设法让居委干部在居民中间做“好人”，而不是把问题矛盾都扔给他们，让他们做“难人”。

　　让“职、权、物”向基层倾斜，这在上海已逐渐形成共识。

　　进一步厘清居委干部与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静安区尝试实行“约请制”。根据这项制度，只要是居民区“自己解决不了、又关系到小区管理工作中制度性的事”，居委会干部可以直接“约请”区、街道有关部门负责人前来协商、解决。不少过去习惯于接受任务下派的居委干部，如今开始感到有了“话语权”：“社区能够‘调度’资源，居委会作为自治组织，自然而然就能找回‘角色定位’，从居民利益出发倒逼职能部门履行职能。”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