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小脚”走向“大世界”

萧楚女(右前排中立)同“二女师”部分师生合影。

　　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供图

“二女师”剪发领导人钟夏光(右三)等合影。

　　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供图

　　在“二女师”读书时的王德懿,穿着旗袍拿着网球拍,在教学楼前留影。记者 匡丽娜 翻拍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李星婷

　　核心提示

　　今年是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二女师”)百年校庆。作为曾经的川东女子最高学府,1914年,该校在当时重庆牛皮凼巷重庆文庙后山(现渝中区临江门)成立。在这里,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领导了该校“择师运动”,萧楚女、张闻天等人先后在这里任教,大革命时期的洪流翻滚着涌进校园,时代的新女性们,放开“小脚”走向“大世界”,谱写了一曲曲英勇奋斗的壮美篇章。

　　“三八妇女节”之际,我们将目光投向“二女师”,寻访那些曾经叱咤风云、如今已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讲述那些意趣盎然或又惊心动魄的故事,力图向大家再现那个时代学人的风骨与情怀,展现巴渝女性百年的觉醒、奋斗历程。或许,这是我们向她们表达敬意和祝福的最好方式。

　　新气象

　　“冬天穿用香港布做成的旗袍,学生们走在街上非常时尚,回头率很高。”

　　“让我们高举起欢乐的酒杯,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3月5日下午,南岸区某小区单元楼,卢作孚弟弟卢子英的妻子、97岁的邓文媛轻轻地哼唱起歌曲《茶花女》中的名段《饮酒歌》。

　　“她时常会唱这首歌,这让她想起在‘二女师’的日子。”邓文媛的小女儿说。

　　1931年,14岁的邓文媛考入“二女师”。当时“二女师”已经是集幼稚园(现称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师范生(相当于中专)为一体的学校。

　　“刚进‘二女师’时,全校要求大家统一剪短发。”邓文媛说,当时大家都愿意剪掉长辫子,不仅因为短发方便、好看,更因为剪掉长辫子意味着告别旧时代的习气。

　　那时,学校还规定新生必须穿统一的校服。夏天上身穿白上衣,下面则穿用“鸡皮皱”丝绸做的洋气短黑裙,脚上搭配黑皮鞋。冬天穿用香港布(白色和黑色混合纺织的棉布)做成的旗袍,走在街上非常时尚,回头率很高。

　　那时“二女师”的师范学分文史、数理、艺术三种专业。邓文媛读数理专业,但学校要求数理专业的学生也要学文学,比如读《红楼梦》、《茶花女》等,还要学习美术、舞蹈和书法。学校每周还要开歌舞会,由每个班轮流进行演出。每逢周末或重大节日期间,“二女师”的学生便上街表演自编的话剧、舞蹈宣传时事。

　　事实上,当时的“二女师”不仅通过让学生剪短发、穿校服、上早会等点滴小事给学生灌输做人的道理和进步思想,更是要求学生将自己所学用于实践。

　　在已故著名教育家、“二女师”学生丁秀君回忆母校的文章中称:“二女师”办附小、初中、高中和幼儿园,其老师全都由师范部毕业的优秀生担任,应届毕业生要在附小进行1个月的实习,实习前要先观摩附小教师上课,再与附小教师座谈,然后自己编写实习教案,请附小教师指点,才开始试教。1个月后,再开座谈会总结。自1947年后,毕业生第6学期全部用作实习。而这和现在我们的大学教育如出一辙。

　　新观念

　　“男子能干的事情,你们也能干,千万不可自暴自弃。”

　　“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提起“二女师”,94岁的王德懿便激动起来。

　　3月2日,南岸区海棠溪一栋居民楼里,头发花白,思路却依然清晰的王德懿讲起了她与“二女师”的故事。

　　1929年,南岸王家沱王氏家族的大小姐王德懿考入“二女师”。很快,王德懿便惊讶地发现,老师们讲授的内容和观点是那么的“大逆不道”。

　　“要独立自主、目光要远大、看准目标要坚毅前行。”这些现代人看来普通的字眼,对当时讲究“女子三从四德”的旧社会来说,是多么的刺眼。

　　老师每天都利用早会这段时间给学生们讲纪律、摆道理,或者给大家分析学习情况。”王德懿回忆,当时,老师讲得最多的就是学校的校训——勤朴宏毅。

　　“你们再不能像从前的女子,一切依靠人、听人摆布,前人能轰轰烈烈干的事,你们也能干;男子能干的事情,你们也能干,千万不可自暴自弃。”这些话,王德懿至今都能背下来。

　　1936年,从“二女师”毕业的王德懿怀着教育救国的梦想,告别家人,与当时普高四班的七八位女同学一起,搭乘卢作孚先生的“民生”轮,过三峡、出夔门,来到上海。不久,王德懿便成为西部地区唯一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女学生。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王德懿辗转重庆大学、南京中央政治学院(1938年迁往南岸小泉)、唐山交通大学等学校继续学习。甚至在她中年时,还到上海财经学院深造学习。

　　采访临结束时,王德懿老人拿出一叠老照片来,其中一张老照片中,一年轻女子穿着旗袍,拿着网球拍,站在教学楼前,面露微笑。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那时我又能打球又能唱歌呢!”王德懿有些得意地说。

　　新学风

　　“课程以外尚有学问,家庭、学校以外尚有社会、国家”

　　“‘二女师’在学生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和教师有关。”提起“二女师”,重庆师范大学校长周泽扬这样说道。

　　据了解,当年萧楚女、张闻天等人先后在“二女师”任教。对此,重庆师范大学教授李元林对上述两人有过专门研究,他曾撰文提到萧楚女在“二女师”几件有趣的事情:

　　当时,萧楚女留着短发,穿一件土蓝布长衫,戴一副近视眼镜,提一个旧藤包,不像一般新标人物西装革履、拿腔拿调,深得学生喜爱和敬仰。同时,他善于从身边的事情引导学生们认识社会问题,也很注意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

　　有一次,萧楚女和同学们到张家花园去郊游,中途遇到一乘轿子,萧楚女问道:“你们说,是坐轿子好还是走路好?”

　　众人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萧楚女接着说:“走路比坐轿子好,喜欢走慢就走慢,喜欢走快就走快,还可以欣赏风景。坐轿子呢,让人抬着走那多不自在啊!”

　　除了给学生教授做人的道理,在学校,萧楚女还联络周弗棱等进步教师,向学生们宣传革命和马列主义。

　　那时,萧楚女在学生中发起组织了读书会,向他们提出“课程以外尚有学问,家庭、学校以外尚有社会、国家”的口号,组织学生们坚持课余时间阅读进步报刊,并和他们一起讨论,但他从不强制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

　　正是在萧楚女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育引导下,“二女师”涌现了一批革命人才。

　　据文史资料记载,“二女师”学生游曦后来投考黄埔军校,1927年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学生廖后来成为重庆妇女运动的先驱。

　　对此,西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廖其发认为,“重庆的‘巴女中’、‘二女师’等一批学校,灌输给女性自尊自立、培养独立人格的民主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人们的观念。尤其‘二女师’,当时为全国女校中的十大名校,不仅宣传给妇女民主平等的思想,还使妇女能接受平等的教育与职业权利,得以从家庭走上社会、走向独立。”

　　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发展沿革

　　1914年 在当时提倡女子教育的新思潮下,该校由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倡议兴办,首任校长吴季昌,以“勤朴宏毅”为校训,初为五年制师范,预科一年,本科四年。

　　1915年 附设保姆讲习科、小学及幼稚生组。1922年改行新制,分前、后期师范,修业各三年,并附设初中班。l924年该校设普通高中班。1929年开办幼稚师范讲习科和重庆市成年妇女补习学校(后成为四川省重庆女子初级职业学校),成为培养女子职业教育的重点阵地,并引领当时“开放办学”之风气。

　　1939年 因避日机空袭,学校迁至江津白沙溜马岗,1946年迁回重庆原址。在战乱中,学校依然坚持对女性“自治、自立、俭朴、诚实、礼貌”的训育标准,广大师生也积极投身抗日爱国的运动中。

　　1954年 该校与重庆市第一师范学校、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师范班合并组建重庆市师范学校(校址在北碚团山堡)。后调出部分师生成立四川省重庆第二师范学校(即今重庆教育学院)、四川省重庆第三师范学校(位于巴县新发乡),成为许多学校的发源之地。1958年,重庆市师范学校更名为重庆第一师范学校。

　　2003年 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重庆第一师范学校并入重庆市师范大学。

　　(记者 匡丽娜 李星婷 整理)

　　她们,曾在这里抒写热血青春

　　游曦:(1923年至1924年就读“二女师”)

　　原名游传玉,1908年生于当时的四川省巴县(现重庆市)大阳沟一个手工业家庭。1923年,游传玉到“二女师”读书。

　　在“二女师”,游曦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饥似渴地学习《新青年》、《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把原来的名字改成“游曦”,意即她看到了曙光,要为革命奋斗终生。

　　1925年五卅惨案后,重庆掀起空前的反帝政治运动高潮,游曦担任“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审判奸商的评议委员,并率领中法大学部分女团员深入磁器口、菜园坝的丝厂做女工的教育工作。1926年冬,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来重庆招生,游曦被录取成为唯一一期女生班的学员。1927年12月11日,由叶挺、聂荣臻等领导教导团的打响广州起义第一枪,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中,游曦任班长的女兵班被敌人包围,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李伯钊:(1924年至1925年就读“二女师”)

　　中国戏剧教育家、作家。出生于重庆市,1924年考入“二女师”,在萧楚女影响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学生活动。

　　1929年,她与杨尚昆同志结婚。1931年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到达瑞金。李伯钊是革命根据地戏剧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央苏区时期创作的话剧有《战斗的夏天》、《为谁牺牲》等,并先后任中央红军学校政治教员、《红色中华》编辑、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

　　1934年秋,李伯钊参加红军长征,在红军总政治部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创作的话剧有《老三》、《母亲》、《金花》等。新中国成立后,李伯钊历任北京市文委书记、文联副主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等职。

　　李伯钊一生从事党的文艺宣传工作,为党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并有大量作品。除了话剧,她还创作了《农村曲》、《送红袄》、《长征》等歌剧及《女共产党员》、《桦树沟》两部小说。1985年4月17日在北京逝世。

　　邓季惺:(1921年至1922年就读“二女师”)

　　1921年,邓季惺考入“二女师”。在校期间,她受到张闻天、萧楚女等老师进步思想的影响,与进步师生一起参加校内外争民主的活动。

　　1923年初,邓季惺和同学吴淑英等相约到南京,进南京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三年级。1925年,她与吴念椿结婚,婚后育一子(吴敬琏)二女(吴敬媛、吴敬瑜),1931年吴念椿病逝北平。

　　1933年,担任南京《新民报》《法律问答》栏目主持人的邓季惺与《新民报》创办人陈铭德结婚。随后,与爱国知识女性曹孟君、谭惕吾等人,组建“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南京妇女救国会”等组织。

　　1945年抗战胜利后,邓季惺兼任上海、南京《新民报》社经理,1949年任北京《新民报》社经理,1995年8月29日,病逝北京,时年89岁。在陈铭德、邓季惺的墓碑上,刻有:“陈邓两人毕生追求新闻自由、民主法治和民族富强,即使身处逆境,依然保持坚定执著的信念,相濡以沫,共度艰难岁月。”

　　(记者 匡丽娜 李星婷 整理)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