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展团
据新华社电，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经依法指定管辖，由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检察院于2月20日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案涉案人员涉嫌多个严重犯罪，其中刘汉、刘维涉及15个犯罪罪名，情节恶劣、危害严重，是近年来国内公诉的特大涉黑犯罪集团。
刘汉黑社会案件，令人发指，让人震惊，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为什么一个黑社会头子能够“权倾朝野”、为所欲为，如此的神通广大、肆无忌惮？从刘汉其中的一个“身份”可以看出端倪——“地下组织部长”。据报道，在四川省内外，很多人都知道刘汉是“有大背景、大靠山”的人物。这使得刘汉的敛财之路更加畅行无阻，甚至能够左右当地人事安排。对于能带来利益的官员，刘汉可以帮忙提拔升迁；对于挡他财路的干部，不择手段予以清除。比如，2000年，刘汉想在小金县开发四姑娘山旅游项目，时任县长格某不同意。刘汉留下一句话：“不给我项目，你这个领导就当不了。”果然，这位县长不久就被调离小金县，刘汉顺利拿到该项目。广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说：由于刘汉在当地政坛这种极不正常的超能量，被称为“第二组织部长”，干部想进步，找刘汉比找领导还好使。
读了刘汉案件的相关报道，笔者对“地下组织部长”并不觉得新奇。因为在官场，像刘汉这样的黑社会“地下组织部长”不止一个。譬如，瑞安市一个名叫阿太的巫医、贵州的个体老板陈林、湘乡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陈光荣的情妇彭国英、南阳市原市长助理刘建国的情妇丁小平、茂名市涉黑商人柯国庆等，哪一个曾经不是脚一踩地动山摇、手一挥风起云涌？在现实中，还有许许多“地下组织部长”尚在地下，且活动十分频繁。其成份较为复杂，有领导的亲属、情人、二奶、铁杆弟兄、身边工作人员、企业老板等。这些人一旦荣升“地下组织部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操纵人事任免，充当乌纱帽的掮客，使乌纱帽真正成为十分红火的市场。“地下组织部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某些官员与社会邪恶势力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为他们撑起强大的保护伞。
这些人，不是社会上的“瘪三”，就是市场上的“马仔”，或是官员的情妇，少有正经好人。他们究竟凭什么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地下组织部长”？行使着无边的权力呢？笔者认为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是腐败官员因为屁股不干净，被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抓住了把柄。譬如阿太曾暗地里跟踪土地局长章乡清，发现他和三陪小姐进了KTV包房，当章乡清与三陪小姐温存完时，阿太突然出现，从此阿太掌握了他的把柄，土地局长对他畏惧三分。二是好色官员因为经不住美色的诱惑，成为不法商人的掌上玩物。譬如贵州个体老板陈林自从把自己的老相好、一个长得“有点像日本女人”，“比较有心计”的女人拱手让给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后，他就如鱼得水，拥有了左右贵州官场官员升迁的能力。三是爱钱官员与情妇合谋，共同开起“乌纱专卖店”。如山西灵石县委书记杨洪，明处看是将石膏山改名为“仕高山”后落马，实际上与他对情妇言听计从是分不开的。杨洪主政灵石期间，煤老板、包工头等通过杨晓萍的介绍，得到了杨洪的大力关照。因为杨晓萍说的话，杨洪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所以有人称杨晓萍为“地下组织部长”。四是部分官员见利忘义，成了涉黑商人的俘虏。譬如涉黑商人柯国庆，就是茂名有名的“地下组织部长”。他通过多次向市委书记罗荫国成功行贿，建立了特殊的“亲戚关系”，以致玩转了多个厅级官员。五是少数官员因为利益与黑社会沆瀣一气，勾搭成奸。如青岛的黑社会老大聂磊，有过几次蹲大狱的不光彩经历，但也同时与部分警官成了“朋友”和“铁哥”。他依仗这层关系，在青岛警界呼风唤雨，随心所欲。
“地下组织部长”的存在并成为热门职位，得益于用人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造成这一切的原因，皆源于权力的赋予已经失控，使用已经失控，监督已经失控。正由于有了这么多的失控，什么黑社会老大，什么不法商人，什么官员情妇，都会处心积虑地瞄上处于权力颠峰的官员，都会轻而易举地当上炙手可热的“地下组织部长”。斩断“地下组织部长”生态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培养“群众组织部长”，使群众在任用干部中，有充分的发言权。比如在提名推荐、产生拟任候选人、以及对不称职干部的罢免等环节中，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相信群众眼力。在此基础上，推行干部任免“差额票决制”，即在决定干部任免时，采取差额表决的方式产生，充分发挥领导班子集体的作用。拟任人选由“群众组织部长”产生，决定任免又由领导班子集体实行“差额票决”，无论是谁都将很难左右干部任免，“地下组织部长”还有实际意义吗？因此，只有当“群众组织部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下组织部长”才会失去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