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全面认识GDP①：不要简单以GDP论英雄

速度问题是基本经济问题。过去一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GDP增速的起落备受社会关注。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那么，为什么不能简单以GDP增速论英雄？为什么又要保持GDP合理增长？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GDP？本报推出“全面认识GDP”一组三篇报道，以期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编 者

从理论上说

GDP指标有自身缺陷，不能把GDP增长简单等同于发展

“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这样赞美GDP（国内生产总值）。

通俗地说，GDP是一国（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它大体反映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生产力的提高。

目前，与其它经济指标相比,GDP在衡量经济总量和规模方面更为科学、完整、系统。然而，风靡全球的GDP指标其实也有自身的缺陷——

GDP不能完全反映经济活动的总量。

一位先生请了一个保姆，洗衣做饭、打扫房间，先生付给她报酬。这报酬在统计上被记入GDP。日久生情，先生娶保姆为妻。妻子照样做那些家务，先生却不用给她报酬，她的劳动成果也不被反映在GDP里。话说回来，如果当初先生给保姆的报酬是私下给的，没有申报，这报酬也无法记入GDP。

“这个故事说明，GDP统计的是有市场交换行为、能体现市场价值的经济活动，不能反映家务劳动、公益活动等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非市场经济活动；也不能覆盖一些不易统计或难以计算价值的经济活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

GDP不能准确反映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

“时下，一些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效率低下，有些甚至刚竣工就成了产能过剩项目，这些项目虽然计入GDP，但却属于无效投资，不会带来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的增加”，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说。

GDP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结构。

如果单看GDP，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高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达32.9%，而美国只占1.8%，欧洲30多个国家加起来也只有24.9%。然而当时中国的GDP中绝大部分是农业，而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大大提升了工业化水平及军事实力。1860年，英国的现代工业生产能力相当于全世界的40%—50%，人均工业化水平是中国的15倍。这么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GDP总量约为英国7倍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会被打败。

GDP不能准确反映社会分配和民生改善。

全球GDP总量已超过70万亿美元，而英国慈善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85人，掌握着全球将近一半的财富，相当于底层35亿人财产相加的总和。“GDP只能大致反映社会财富的蛋糕‘有多大’，不能反映蛋糕‘怎么分’、人们‘吃得好不好’”，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说。

GDP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砍伐树木时，GDP在增加；排放废气时，GDP也在增加——GDP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林兆木认为，如今，一些地方以GDP增速论英雄、一味追求过快的速度，实际上是把GDP增长简单等同于发展。从GDP指标的缺陷中可以看出，GDP计算的是经济增长，而发展除了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质量效益的提升、社会福利的改善等。增长是量的概念，发展是质的概念。有发展一定要有增长，但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既然GDP不能衡量一切，我们就不能为了GDP不顾一切。”

从现实中看

搞GDP崇拜不仅害莫大焉，而且不可持续

搞GDP崇拜在现实生活中害莫大焉。

不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怎么把GDP搞上去？消费是千千万万消费者行为的总和，很难调控；而扩大投资，见效快，政府也驾轻就熟。于是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争抢项目，土地出让‘零地价’，税收减免‘无底线’，污染排放‘看不见’”，王一鸣说，这么做既人为压低了工业投资成本，助长产能过度扩张，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又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使其习惯于低水平、低技术、低效率的重复投入，还把本应用于改善民生的财政收入变相用于补贴企业。“一句话，严重扰乱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

“一些地方官员看重GDP，是因为它能‘一年一变样’，又代表政绩，政绩光鲜自然能步步高升。而转方式、调结构是慢功夫，这一届费力气，收效的是下一届，谁会去干这种‘傻事’呢？”范剑平说。

不利于改善民生。

“有些地区有这么一种现象：漂亮的高速公路和简陋的学校并存。建一公里高速公路，山区要花1亿元，平原地区也要5000万元左右，少建一公里高速，能建多少学校？但由于建高速GDP效应更明显，一些地方还是选择了建高速”，王一鸣说，过于重视GDP，必然会忽视改善民生，结果经济蛋糕做大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却降低了，以至于一些地方的群众调侃干部“你们天天讲GDP，我们关心的是人民币”。

不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资料显示，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高达36.2亿吨标煤，消耗了全球20%的能源；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大城市，有7个在中国。频频造访的雾霾、时有发生的矿难，都对GDP至上的观念重重敲响了警钟。

进而言之，搞GDP崇拜不仅有害，而且不可持续。

“这是因为损害资源环境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王一鸣坦言，“拿后者来说， 一方面，投资的高速增长造成产能不断扩张，消费能力却跟不上，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失衡，导致产能过剩的局面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投资也存在边际报酬递减，即一开始随着投资规模扩大，单位投入的产出相应增加，到一定阶段后投资规模再扩大，单位投入的产出就会减少。这表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动力正在减弱，要加快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

从未来考量

潜在增长率下降势成必然，再去刻意追求高速度不切实际

如果说盲目追求GDP增长，从理论上“不应做”，在现实中“不能做”，那么从未来考量，由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这种行为将“做不到”。

经济潜在增长率是一国（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GDP增速往往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成为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形下，再去追求过去那样的高速度是不切实际的”，王一鸣说。

经济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决定。从劳动投入看，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意味着全社会劳动投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资本投入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另一面，是被抚养人口增加，抚养支出上升，过去我国人口负担轻，可以维持高储蓄率，从而带来高投资，今后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增长也将放缓。

“全要素生产率也难以大幅提高。一是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有所减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再配置带来的整体生产率上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来源，但我国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数量已出现下降趋势。二是短期内技术水平难有大的突破和提高。三是改革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改革受到既有利益的制约，通过增量利益调整带动存量利益调整需要一个过程”，王一鸣说。

“从世界范围看，潜在增长率下降是普遍规律”，范剑平说，去年我国GDP仅一年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也超过名列世界第十七位的土耳其一国的经济总量。当一个经济体成长起来后，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其绝对值要比过去大很多，所以维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根据当前世界通用的方法测算，‘十二五’期间，我国潜在增长率将下降为7.7%，‘十三五’期间则降至7.4%左右”，李雪松说。

如果单纯追求GDP高速增长，过多偏离潜在增长率，将带来严重的后果。林兆木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增速出现过三次“大起”，每次都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第一次是1984年增速冲到15.2%，造成投资信贷增长过快，结构失调，通胀率上升，最终导致1989年和1990年经济增速大幅回落到4.1%和3.8%；第二次是1992年冲到14.2%，紧接着就出现了严重通胀，CPI升至20%，被迫进行多年的治理通货膨胀；第三次是经历了2003年—2005年连续三年10%的高增长后，2006年和2007年又上扬至12.7%和14.2%，同样引发了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并带来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等问题。

专家认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速将“换挡”，与其刻意追求GDP高速增长，不如提高每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的就业容量、科技含量和投入产出效益，并降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成本。

GDP不是万能的。我们要重视GDP，但不能唯GDP；我们不能告别GDP，但要告别GDP崇拜。

延伸阅读

谁能取代GDP？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林兆木介绍，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对于GDP存在的各种缺陷逐渐有了深入的认识，不断有学者和机构提出了正确衡量发展状况的新指标。

“净经济福利指标”：1972年，美国学者詹姆斯·托宾和威廉·诺德豪斯共同提出该指标。他们主张把城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掉；同时加入传统上被忽略的经济活动，例如休闲、家政、社会义工等。

“国内生产净值”：1989年，以美国学者罗伯特·卢佩托为首的研究人员提出。他们主张将自然资源损耗成本从GDP中扣除。

“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1989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利与科布共同提出。这套指数包含一些过去没有的内容。例如，它计算财富分配的状况，如果分配超出不公平的标准，必须被扣分；它还计算社会成本，如失业率、犯罪率；医疗支出等社会成本，也不能算成对经济有贡献。

“人类发展指数”：1990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这项指数最重要的突破是认为，国民所得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主张从人本观点出发，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的目标，这项指数除了调整国民所得之外，还加了三项指标，即人口平均寿命、成人文盲比例、学龄儿童就学率。

“可持续发展指数”：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这套指标包含四大类：一是社会，二是经济，三是环境，四是政府组织、民间机构。综合这几个方面得出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状况。

“绿色GDP”：1997年，德国学者厄恩斯特·冯魏茨察克和美国学者艾默里·B·洛文斯及L·亨特·洛文斯共同提出了“在财富成倍增加的同时使资源消耗减半”的新理念，还提出了绿色经济和绿色GDP的新概念。

尽管目前对GDP指标的科学性存在广泛争议，但世界主要国家仍普遍习惯以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情况的主要指标。

《 人民日报 》（ 2014年02月10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