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海拾贝  昨日远行

王运熙近影。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彭德倩

　　“我于20年代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的一个小镇，那里靠近杭州湾，平时海湾中涨潮时的声音，常常听得很清楚。记得小时候母亲有时带着我到海滨游览。我在海边沙滩上很高兴地拾取贝壳，看着海水慢慢涌上来，发出冲击的声音…… ”6年前出版的《望海楼笔记》中，记录着我国文史学家王运熙先生对童年的追忆。

　　文海拾贝一生，这位88岁的老人，昨日凌晨，离世远行。

　　汉魏乐府，文心雕龙

　　王运熙，这三个字或许并不广为传扬。然而30多年来，许多文科大学生案头那套《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封面上，印的就是这个名字。

　　他早年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成名，23岁时出版的相关论文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后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六十多年，专于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尤长于六朝、唐代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著有《六朝乐府与民歌》、《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文心雕龙探索》等，还担任《辞海》中国古代文学部分主编。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王运熙先生参与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工作，并在1979年刘先生病故后，与顾易生等合作继续编写，到1983年完成。这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后即被列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随后，王运熙、顾易生又耗时十年，编写七卷本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1996年出齐。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六十余年求索，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学术研究的里程碑。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史记·五帝本纪赞》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礼记·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老先生生平最服膺这两句话。他说，“把它们当作平时治学的座右铭。但这只是追求的目标，并不能完全做到。”

　　许多同事、学生都知道，老先生的高度近视是年轻时看书看出来的。20多岁时，他由于眼疾，晚上灯光下即不能做文字工作，后来随着年龄增长，白内障加重，视力更趋衰退，白天能读写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他总觉得，如果自己的视力正常，研究工作应该能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吴兆路20多年前跟着他读博士，记得当时自己每每写好论文，就跑到老先生家里。先生靠在桌边闭目颔首，学生站在桌前轻声缓读，从头到尾一遍念下来，静了些许时候，王老开口指点，概念是否准确，论证可有偏废，引文何处不妥，娓娓道来。“那时候我们都惊叹这一份功底深厚，”吴兆路说，“现在回想，都是源于心静。”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允吉对老师上课记忆犹新，“王先生喜欢幽静，很喜欢清新自然。这种心情往往在他上课的时候，朗诵诗歌有所表现。他念东西比较慢，抑扬顿挫感觉不一样，还常伴有动作手势。我很喜欢他的朗诵，古代的诗词小赋经过他的朗诵，那种宁静、安适之意自然流露。”

　　博学慎思，明辨笃行

　　“研究工作必须实实在在，来不得半点虚假。我始终认为，求真是任何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目标！”王老先生不争名利，为学治学，却“争”得大声。

　　对于当前将外国文艺理论概念套用到中国文论研究中的“潮流做法”，他曾直言“华而不实”，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他认为，由于种种因素，现在扎实用功的学者在学界不占主流地位，浮华不实的现象相当普遍。以古代文学研究为例，有些文章，对研究对象本身的了解不确切，在文字方面的理解就有错误，可想而知，以此为据的分析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有这种情况。根源在于学风不正，急于求成，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

　　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最想说的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搞科学研究的人获得最大利益的唯一正确途径，也是对社会整体利益贡献最大的唯一正确途径。教育学术界的种种不良现象和问题，无非是起因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这本无可厚非；但离开了正确的途径，结果对社会和个人都没有好处，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情。对那些浮躁不实的学者来说，受到伤害的首先就是他们自己。”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