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米德与《被遗忘的盟国》

周勇(左)与米德(右)在牛津大学交谈。周昌文 摄

　　“这是一段与中国、与重庆有关的重要历史。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中国读者,尤其是重庆读者阅读的书。”

　　“这也是第一次由西方著名学者,第一次在西方主流媒体,第一次发出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作用的呼吁”。

　　“书中公允的评价,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意义重大。”

　　近日,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被遗忘的盟国》书评人周勇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1 米德教授与重庆历史学界的友好交往

　　重庆日报:你和该书作者米德教授是非常好的朋友,而米德可以说是西方世界新一代中国抗战史研究专家,据悉,他为了该书的写作,也曾多次和你交流,你们也在共同推进“抗战重庆”这个研究课题,可以讲讲你们之间的合作与友谊吗?

　　周勇:我和米德教授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认识的,因为研究领域相近,后来成为好朋友。他于2007年创办了牛津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中心;2009年9月,他参加了在重庆举行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2012年1月,他邀请我以及其他三位重庆学者参加了在牛津大学举办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新途径与新方法国际学术讨论会”;12月他的中心代表牛津大学与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重庆图书馆就合作开展“西方视域中的抗战重庆(1937-1945)”研究项目签订了协议;今年9月,他代表牛津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西南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日本日中关系史研究会一道,在重庆联合召开了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五次会议,主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中日战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演讲。

　　我最初接触到《被遗忘的盟国》,那是2012年在牛津大学和米德的会晤上,今年9月他来重庆时,送了我一部英国版,最近又送来一部美国版。目前国内中文版尚未出版。去年在牛津时,米德教授就告诉我,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正进入“新抗战史研究”阶段,所谓“新”,就在于研究上有两个新方向,即“抗战大后方”和“战时沦陷区”。今天,重庆已经是全世界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的中心。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仍然非常激动。一个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乃至重庆抗战研究之细,思考之深,让人震撼,更令人佩服。

　　2 “中国是第一个面临轴心国侵略的国家”是基本事实

　　重庆日报:在书中,米德提出“中国是第一个面临轴心国侵略的国家”,这个概念的提出非常大胆,你认为这样的提法是否准确?

　　周勇:目前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有不同的观点。欧洲各国以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为起点;在亚洲,中国、朝鲜和韩国等国都以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中国卢沟桥为起点;而非洲国家认为二战开始时间是1935年10月3日,即意大利突然进攻埃塞俄比亚;前苏联认为应从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算起;美国则以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开始。

　　纵观二战历史,1937年7月7日,日本在中国北平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它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两大战场之一的东方战场的开辟,极大地改变了东亚与世界的政治格局。

　　以“卢沟桥事变”为开端的中国全民族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主力军,它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打破了日本“北进”的迷梦,拖住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为苏美英等盟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卢沟桥事变”不仅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起点,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开端。

　　米德提出“中国是第一个面临轴心国侵略的国家”的论点,这是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准确判断,是以全球视野来研究中国抗战的科学结论。其实,他只是道出了二战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这就可以给中国战场以公允的评价。

　　3 《被遗忘的盟国》的出版是“名”至而“实”归

　　重庆日报:米德的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虽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还相当不够。你怎么看?

　　周勇:米德比较注重对中国抗日战争新途径与新方法的研究和运用。他认为,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还影响到世界各个国家,其中的很多重要问题都需要各国学者参与进来,共同研究;华侨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国际组织在中国的活动和作用,以及抗日战争期间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问题,这些都是抗战史研究的新领域。米德还十分注重中国与欧洲历史经历的对比,注重借鉴社会学中的性别、阶级和种族理论,开展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极其巨大的民族牺牲,也对战争的胜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历史事实。

　　70年后,米德教授提醒世界,中国在二战中的牺牲不容“遗忘”,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不容“遗忘”。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被遗忘的盟国》的出版是“名”至而“实”归。

　　4 中国过去就是“负责任大国”,现在仍然是

　　重庆日报:米德在书中提出,“二战时期中国就是‘负责任大国’,与其他世界大国并肩战斗,共同抗击法西斯主义”,这样的评价对中国与西方的外交上,有什么特殊含义?

　　周勇:今天,中国正尽力向国际社会展示其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中国的盟国地位作用不应被“遗忘”,中国当年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更有益于世界,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挑战。所以,米德认为“现在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国家应该重新认可中国的贡献与作用。”

　　重庆日报:从这本书看得出来,重庆似乎正成为世界范围内研究中国抗战史的新方向。这种方向的转变,你认为意味着什么?

　　周勇:这意味着中国抗战史研究呈现出越来越全球化和常态化,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正逐渐突破中国的国家范畴,而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得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的关注。

　　这得益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学界不懈的努力,同时也与新一代西方学者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从而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有关。

　　重庆日报:在今天这个和平时代,西方人重新解读中国抗战这段史实,对中国,甚至世界究竟有何意义?

　　周勇:我们常常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用米德的话说,“弄明白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才能展望中国在21世纪将会有怎样的发展。”

　　当前,日益复杂的东亚局势使世界更加清晰地看到,二战末期所确定的战后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安排仍然是我们今天处理亚太及全球国际关系的基石,开罗会议、联合国创立等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基础。所以,这场战争更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塑造了中国对自身及邻国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影响着今天亚太地区国家间关系及今天的世界格局。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