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社会的问题，用社会的办法解决
想办法激活社会自己动的能力
记者：该如何理解“用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的问题”？
马伊里：上海这几年在旧区改造中采用了“两次征询制度”，让居民全程参与动迁方案制定，收到了良好效果。这就是上海市委市政府尝试用社会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方面非常好的一项举措。
又如，近年来我们在信访工作中引入了社会工作的方法。过往的信访常常是一个“把问题遏止住”、“能用钱来买单就用钱”的简单思维。如此处理，社会是有反馈的。只要你买单了，少数人就一直依赖你，形成恶性循环。
现在我们的社工去做信访，就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办法。从某种角度看，他干预的是当事人对这件事的态度，而非问题解决本身。让当事人知晓自己怎样来面对自己的处境和危机，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哪些是面对公共利益需要妥协的。这个办法试下来的效果也很不错。
为什么这些办法会管用？因为，这些做法都一改以往过于强硬的做法，以平等对话替代居高临下，不再将自己简单默认成应该为老百姓做主、替老百姓决定他们何去何从的“救世主”。取而代之的，是通过社会工作方法和第三方组织的介入，为老百姓自主解决问题提供帮助和服务，决定权则交给老百姓自己。等他们有了选择、形成共识后，政府再将相关事情往前推。
在此过程中，老百姓既得到了尊重，又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政府则在推进的过程中收获了信任，提高了社会治理的能力，也增加了自己的社会资本。
记者：提出“社会治理”后，政府的整个架构会否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马伊里：答案是肯定的，只是这个变化会通过时间和实践的积累逐步发生。正如过去30多年我们一直在学习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一般通过契约来解决问题。契约精神注重的是对话、协同、互利。那么，未来政府如何和社会来合作？如何想办法激活这个社会本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它自己动起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课题。
比如现在农村的环保补贴，钱其实已经花得不少。我们最近接触到一个案例。当地化工厂污染发生后，居民竟然浑然不觉。也就是说，社会连自己发现问题的机制都失灵了。当然，这背后可能有当地政府的干预。未来，类似环保补贴这样的事，我们都应去思考：发放补贴如何不再简单等同于把钱落实到人？如何通过补贴，让老百姓增强环保意识、养成环保习惯？显然，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社会工作，才能真正启动社会的力量。
面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尖锐性、不确定性，我们整个社会管理的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都要想办法与上述这些新问题、外部环境的新变化匹配、适应起来。这给当前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提出了两大核心课题，即如何重建基层社会的基础秩序、如何建构新型的社会管理体制。
做强社会有助于政府归位
记者：如何面对这两大核心课题的挑战，上海这些年来是否已有一些探索？
马伊里：社工、社区和社会组织，是近年来推动上海改进社会治理模式的三大支点。在重建基层社会的基础秩序上，重新认识“社区”是关键。在建构新型的社会管理体制上，社工和社会组织则大有可为。
上海大规模的旧区改造及数百万里弄居民迁往新的住宅区生活，改变了上海基层社会的基础秩序。原有的邻里解体了。在单元结构的新城里、在科层制下现代都市文明生态中，到处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多年来，在社区工作中，市委市政府提出了社区共治与小区自治相结合的理念，这是我们在全国比较早开始尝试的。2010年以来，我们已经做成了21个自治家园。很多专家看了后都说没想到在我们如此行政化的社区，竟然可以有这么丰富的自治资源。由于激活了老百姓的自治能力，很多行政难以解决的问题都给解决了。
延吉新村街道有个健康干预项目，号召大家每天要坚持运动。社区健身房是卖卡的。但是，如果你能自觉自愿完成运动任务，就可以免去一些费用。又比如，在一些社区钢琴房，打扫本来必须靠雇人。但现在都交给使用者自己维护。按照社区的制度设计，如果他们能保持场地整洁，就能长期免费使用相关设施。这些做法都启示我们，社区的本意正在于人与人之间亲密的伙伴关系。所谓制度创新应该着力的，正是如何通过社会工作方法的介入，把政府的资金支持真正用到刀口上。如果相关资金的使用，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亲密，社区工作就找到了激活社会活力的不二法门。
记者：您很强调，社会组织要姓“社”。
马伊里：没错。政府培育社会组织应注意不要养成它们的行政习惯。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组织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最好的助手。只要他们有能力、有办法，又能将“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原则一以贯之，政府完全可以通过类似创投这样的方式来鼓励和支持他们的成长。相信在充分的竞争中，社会组织会越做越强，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赢得公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也更好地为释放社会活力起到正面且积极的作用。
对于社会组织来讲，政府怎么去扶持也会有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扶持不当，社会组织的社会性也会被削弱，反而丢失了它们的长处。当社会的力量强大了，又可以推动政府回归到它本应做好的事情上。（记者 柳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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