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战场上的兄弟们少流血不牺牲

　　在零下40℃的寒冷条件下,李曙光研究员带病坚持测试装甲救护车内的医疗救护设备。

李曙光研究员(左一)在广西某边防部队爆炸实验场。

身着李曙光研制的扫雷防护装具的非洲厄立特里亚士兵在排雷现场。

李曙光研究员(左)在审核医疗救护设备装配尺寸。

　　李曙光:一位半生耕耘于军事医学科技的“老兵”,40年孜孜钻研战场救护装备。他研制的全身扫雷防护装具被列为联合国指定装备,创下世界军事史上阶段性扫雷零牺牲的奇迹。他研制的系列装甲救护车填补了我军战场救护装备空白。而这一切只为一个执着的梦想——

　　人物档案

　　李曙光,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第九研究室主任,多项技术成果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将中国军队的战场卫生救护技术推进到了国际前沿。本人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二等奖4项,国家发明专利3项,外观设计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连获“八五”“九五”“十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

　　57岁的李曙光,有着人们想象中的标准军人形象:1米85的个头,身板笔挺,硬朗的脸庞上,眼角嘴角布满野外工作留下的痕迹,目光专注而锐利。

　　他不爱聊天,不愿多谈自己的荣誉。在他的办公室里,几张装着镜框的获奖证书搁在书柜一侧墙角,旁边放着试验场穿的专用鞋,鞋帮上沾满了泥点。办公桌上各种资料摞得老高,鼠标旁有个塑料袋,装着熬夜吃剩的花生米。惟有书柜里整齐摆放的三个装甲救护车车模,特别引人注目。

　　这些车模正是李曙光多年潜心研究的系列装甲救护车模型。救护车上安装有北斗卫星定位和创伤急救辅助诊断系统,能将伤员的血型、武器致伤情况、伤情分类等情况随时传给后勤,为后方医院接诊救治提供准确数据,同时也能为指挥员随时掌握前方减员情况提供具体准确的数字。几台车合起来,就是一个战场救护所。

　　目前,系列装甲救护车的试验车已通过海上盐雾和风浪、高原地带、沙漠地区以及极寒区域等多项实地考核,“十二五”前期将定型生产。

　　“我常年在部队,战士们给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李教授,打仗牺牲我们都不怕,就怕受伤致残,可遭罪了’。”抚摸着车模,李曙光的目光投向远方:“所以我就想,无论如何得把战场救护装备搞好,让战场上的兄弟们少流血、不牺牲。”

　　采访话题由此打开,带着我们回溯过去的点点滴滴。

　　1、面对杀机四伏的雷区,李曙光第一个穿上防雷装具,对战士们说:“兄弟们,你们不要担心,今天扫雷我先上!”

　　1997年12月上旬,位于云南边陲的老山偏马地区,密林里散发着阴湿的寒意。这是令人为之色变的雷区,一平方公里有上万枚地雷。

　　应扫雷部队指挥长李智伦邀请前去调查的李曙光,至今忘不了目睹的惨状:“那里几乎遇不到四肢完好的村民。有的村子里人腿加起来没有人头多。很多战士在扫雷中受伤致残,那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啊!”

　　当时扫雷部队的护具很简陋,衣服就是加块钢板,防雷鞋是又宽又长的气囊,对爆炸防护能力极其有限。李智伦希望,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能研制出性能可靠的防雷鞋。

　　做完调查返回后,李曙光一头钻进实验室。他把设计标准定为能防住当量50克TNT的地雷,穿着时能爬50度的山坡。

　　别小看小小的防雷鞋,涉及到生物医学、力学、材料学、结构学等多门学科,李曙光在实验室一呆就是28天。28天后,他带着2.5公斤重的鞋子直奔边境做防雷试验。

　　一声沉闷的爆炸后,鞋子完好,模拟人腿安然无恙。战士们沸腾了,将他高高地抛在空中:“我们有真正的防雷鞋了!”很快,这种防雷鞋在扫雷部队中推广开来。

　　1998年端午节前一天,李曙光接到李智伦电话,对方语气沉重:“老李啊,有个坏消息,上级要求‘扫雷不能残不能伤’的指标怕是完不成啦!”

　　李曙光心头一沉:“咋了?没防住?炸坏战士了?”

　　李智伦停顿两秒,忽然笑了:“不要担心,有个孩子是踩上雷了,但他穿着你设计的鞋,就大脚趾有点撕裂,别的都没事。”

　　乍惊乍喜下,李曙光还有点不放心:“赶紧把那孩子送来看看。”

　　这名叫侯伟杰的小战士很快被送到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李曙光反复检查,确证他安然无恙,1米80的小侯成为世界上首个在实战中着防雷鞋触雷无恙的幸运儿。

　　但是,防住TNT当量的50克地雷并非终点。扫雷专家告诉李曙光,TNT当量210克的地雷才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防步兵地雷:“爆炸后可炸翻一辆小轿车,TNT当量50克的地雷在它面前,还没一个屁响。”

　　李曙光开始钻研针对TNT当量210克地雷的防雷鞋。然而第一双样鞋送到广西雷场作实爆检验时,模拟人腿被炸得稀烂。

　　“当时真是眼前一黑。”李曙光说,那几天他就在排雷场边转悠,脑子里不断回放着各种参数、材料、制作工序:“反复想问题出在哪儿。”

　　一位战士因戴手表扫雷被训斥,给了李曙光灵感:“按照规定,扫雷不能携带金属器械,因为磁性雷会感应到金属而爆炸。防步兵地雷有500多种,对人体的杀伤部位各不相同,仅依靠防雷鞋防不住全身,防雷装具必须对战士从头到脚进行防护才行。”

　　反复论证后,李曙光重新确立设计方案,最终研制出全身扫雷防护装具。

　　又一次防雷试验中,面对杀机四伏的雷区,战士们有些犹豫。李曙光二话不说,第一个穿上防护护具,对战士们说:“兄弟们,今天扫雷我先上!”

　　“李教授!”战士们拥上去抱住他:“你为我们费了这么多心血,我们信得过你!”

　　多次试验证明,这套装具的头盔防护级别达到了64级,面罩和防护服能防止0.72克钢球650米/秒的撞击,防雷鞋防TNT当量50克的地雷不造成损伤、防TNT当量100克地雷只致轻伤、防TNT当量210克地雷不出现外伤性截肢,防护能力可覆盖目前大多数塑制防步兵地雷、中小型诡雷和未爆子母弹,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第一次云南边境大扫雷时,我军致伤、残、亡达数百人。而采用全身扫雷防护装具后,第二次扫雷行动无一人致残和死亡,军事效益达到1个亿。

　　2000年,总装备部、总后勤部防护装具定型鉴定会将该防护装具列为全军作战装备,这也是我军后勤卫生系统第一项列入作战装备序列的卫生装备。之后,这套防护装具又被列为联合国人道主义扫雷指定装备,20多个国家至今仍在使用。

　　2、为了获取两栖装甲救护车性能试验结果,李曙光冒着危险亲上演习场;为解决装甲车内降噪问题,他在50℃高温密闭空间里体验了90分钟。他告诫团队成员:“搞军事卫生装备必须不怕苦。今天我们吃点苦,明天打仗少流血。”

　　2001年夏,浩淼广阔的南海,一场军事演习大战犹酣。

　　战机掠海呼啸,炮声震耳欲聋,铁甲劈波斩浪。两辆涂着红十字标志的两栖装甲救护车紧随登陆部队泛水推进,第一时间搜救伤员。浓浓硝烟中,一个模糊的身影紧随装甲救护车记录着什么,距他不过十余米处,一颗炸弹轰然炸响。

　　“他是谁?不要命啦!”指挥员火了。

　　“他就是研制两栖装甲救护车的李曙光研究员,正在采集装备技术参数。”一位了解情况的参谋回答。

　　演习结束后,指挥员找到李曙光,首先感谢他为部队所做的努力,然后严肃地批评他不应该把自己置于危险环境下。

　　对于这样的批评,李曙光虚心接受,却坚决不改。只要有合适的试验机会,他仍然冲在最前面。

　　2011年夏季的一天,经过完善的两栖装甲救护车再次进行试验。突然间狂风大作,乌云四合,扎在岸边的帐篷都快给风卷走了。

　　“赶紧找人抱住帐篷杆,新型两栖装甲救护车随时待命下海!”试验队参谋长即刻下命令。

　　按照试验要求,除救护车驾驶员外,还必须安排2个人随行,一人坐在车顶观察前部海况,一人在舱内观察液压油情况。

　　“我去车顶观察!”一个高大的身影站起来,参谋长定睛一看,连连摇头:“老李你不能去。你是主要科研人员,出了事我负不起那责任。”

　　李曙光一边拿救生衣一边说道:“这里面谁也没我有经验,再说我水性不错,你就放心吧!”

　　装甲救护车缓缓驶入海中,所有试验队员都在岸边屏息观看。助理研究员张平心有余悸地回忆,咆哮的大海显示出惊人的力量:“装甲车在海里成了一叶扁舟。”

　　突然一个巨浪扑来,整个车体差点被掀翻。坐在车顶的李曙光身形一个趔趄,众人齐声惊呼。

　　“万幸李教授反应敏捷,一把紧拽住救生绳,才没被海浪卷走。”张平说,李曙光顶着浪头,不停用对讲机通报着海里各种试验参数。

　　“等他们平安返回,每个人都激动得快哭了。”张平说,全身湿透的李曙光却笑着表扬驾驶员小郭,说幸亏他及时减速,否则车真可能被拍翻了。

　　总部如此评价两栖装甲救护车,该车填补了中国军队战场救护有编无装的空白,各项性能均达到国际同型装备领先水平,可以随时根据战斗伤员情况进行两栖伴随救护及滩头定点救护,解决了战士在战斗中冲得上去、受伤后救得下来的问题。

　　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精神,已经融入了李曙光的血液。他常常告诫团队成员:“搞军事卫生装备必须不怕苦。今天我们吃点苦,明天打仗少流血。”

　　2009年7月初,重庆已经进入了高温“桑拿天”。为了降低救护装甲车内部噪声,为伤病员创造舒适救治环境,李曙光带着学生做起了试验。

　　装甲舱室没有经过装饰、没有隔音措施、没有空调和通风措施,是一个闷热无比且十分颠簸的“桑拿室”。

　　学生张平自告奋勇先上,结果2.5km的跑道只坐了6圈,就被强烈振动和刺耳噪声折腾得够呛,一下车便吐了。

　　李曙光一个人钻进舱内继续试验,足足跑了90分钟、25圈才停下。小张看得目瞪口呆。

　　李曙光下车时还面带微笑,但明显走路有点晃,有脱水症状。小张测试舱内温度,发现最高温竟达到了50℃,噪声值最高达到120分贝,超过人体正常承受值。

　　张平连忙把李曙光送去耳科检查,确诊他耳朵已出现轻微失聪。检查一完,李曙光跳起来直奔研究室:“我一个正常人都受到伤害,伤病员怎么办?我们要把噪声作为救护舱改进的第一目标努力攻关,把噪声值降下来。”

　　这是国内首次把装甲车内部装饰融入到装甲车整体设计,李曙光对比了百余种隔音材料,反复调整救护舱内装饰方案,还多次到车间指导,改进装修工艺,加强较大噪声点的隔音手段。经过研究改良,救护装甲车舱内平均噪声值明显降低,达到使用要求。

　　3、从“掺沙子”进研究所成长为军事医学研究专家,李曙光从未放弃自己的坚持:“我所有的科研,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都是为了战士的生命。”

　　李曙光走上科研这条路,有些阴差阳错。他的祖父兄弟5人,有3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向往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祖辈一样驰骋疆场,是李曙光从小的梦想。

　　16岁那年,李曙光入伍当兵,新兵训练三个月后,被分配到我军某研究所当战士实验员,为专家们提供服务保障。

　　“我当时是‘掺沙子’进去的。”李曙光向我们解释,上世纪七十年代,专家集中的机构往往会安排进一些“工农”,这就叫“掺沙子”。

　　一开始,李曙光很有情绪,找到领导要求重新分配到作战部队。研究所老主任鼓励他:“军人不是个个都上战场,但不论干什么都是为了打仗,科研能出战斗力啊……”

　　领导的开导让年轻的李曙光陷入沉思。他发现,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各个部队广泛应用,深受官兵欢迎:“我慢慢明白,搞科研同样能为打得赢做贡献。”

　　梦想种子落到心里,就深深扎下了根。李曙光从专家那里借来专业书籍,不分昼夜充电学习。一年后,他被保送到南京理工大学学习。

　　之后几年,李曙光因编制调整单位被撤编,被分配到汽车管理学院任教员,课余时间仍不断学习科研知识。1986年,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向李曙光伸出橄榄枝。

　　当时不少人劝他,你又不学医,在医科大学没有竞争力,何况,搞军事医学科研危险大、见效慢、不实惠,不要为此耽误了前程。

　　李曙光却对自己的选择有着独特理解:“战场上士兵的生命,就是我军坚不可摧的战斗力。如果用科技手段让战场上的兄弟少流血、不牺牲,我愿为此全力以赴!”

　　这是一次巨大挑战——李曙光此前学工科,从事的是武器装备研究,是“攻”;现在研究军事医学防护,是“防”。180度大转弯,让李曙光遇到了“致命伤”。

　　怎么办?从头来!已过而立之年的李曙光一边插班和比自己小10多岁的学员一起学习,一边协助专家教授做实验。

　　同班同学郑辉昌说,李曙光坐公交车都要背好几页英文单词:“我们都叫他‘tall li’(意为大李),一是因为他年纪大、个子高,二来就因为他最刻苦。”

　　3年下来,李曙光顺利完成8门医学基础课程学习,各科成绩名列前茅,为研制野战防护装备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上世纪90年代,军事医学被视为冷门,不少人试图从研究室调到临床工作,李曙光依然埋头潜心研究。在第五届国际生物力学大会上,李曙光的论文《强扰动条件下血液动力学的变化研究》得到美国生物医学工程执行主席李仁师高度评价,李曙光获得了一个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留学深造的机会,对方承诺提供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

　　然而李曙光谢绝了:“我的事业在中国,祖国需要是我的最高选择。”

　　多年来,李曙光的日程表中没有节假日,就连春节也大都在基层部队和工厂中度过。他自嘲说“我是五一节生的,注定一生是劳动受累的命。”

　　高强度工作让他常掉头发,同事们很是心疼,他却说:“掉点头发算什么,只要没掉脑袋,我就继续干下去。”

　　曾经在他门下攻读博士的关长勇记得,一次在实验室里,他和李曙光讨论做什么课题,提到没有论文发表就很难毕业。李曙光当即变了脸色:“你不要成天老琢磨论文,你是军人,军人是干啥的?是要打仗的,做我的学生,就要踏踏实实做点有用的东西。”

　　关长勇有点不服气,但没说什么。

　　几天后,关长勇送实验报告到李曙光办公室,见他正在整理陈列柜里的防雷鞋、防护服。看着学生好奇的目光,李曙光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为扫雷官兵研制的防护装备。我所有的科研,一切都是为了人。记住,做军事医学可能一辈子也发表不了多少论文,但是,你的每项研究都连着战士的生命。”

　　“这句话,我会记一辈子。”如今也在军队医院任医生的关长勇说。

　　本版图片均由第三军医大学提供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