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见证近现代中国传奇

　　1972年,北京,费正清(左二)、费慰梅(右一)和周恩来、乔冠华副外长(左一)在一起。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 (美)费正清 著 闫亚婷 熊文霞 译 中信出版社 2013年8月版

　　在这本书里,费正清回顾了自己长达50年的中国情缘,讲述了他半个多世纪与中国有关的生活与工作,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

　　比如,蒋介石为什么会丢掉中国大陆?为什么“延安访问团”没能扭转美国对中共的政策?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变革将会走向何方?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风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将自己的经历和观察娓娓道来。对读者而言,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简单的个人传记,也是一本帮助你读懂近现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著作。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他取名“费正清”

　　1932年,费正清初赴中国调查学习。

　　到北平不久,他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学术界的领袖,如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北平社会调查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创立者丁文江等人。

　　1932年7月,费正清在北平与相恋多年的费慰梅结婚。婚后不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结识了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中国(或者说在世界任何地方),我们最亲密的朋友是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在我们的中国之行中,梁思成夫妇带给我们很大影响。”费正清夫妇二人的中文名正是梁思成所取。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一书的责编张益表示,费、梁两家住同一条胡同,经常结伴外出旅行考察。上世纪30年代初,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北总布胡同二十四号院,吸引了一批知识界的精英,成为当时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费正清、费慰梅夫妇经常出入时人所称的“太太的客厅”,并在此与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成为好友。

　　对“战时首都”深感失望

　　珍珠港事件之前,费正清便作为远东专家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在华盛顿工作。随后,他被派往重庆,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2-1943年)。

　　费正清是乘坐飞机抵达“战时首都”重庆的。从空中俯瞰,这座城市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书中,他写道:“此地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没有平坦的陆地。人们简直成了力图找到安身之地的山羊。”在这个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半岛上,只有“少数几条沿半山腰新修的盘山路供运输使用”。除了崎岖不平,潮湿的气候也让初来乍到的他不太适应。“每逢晴朗天气,日本的轰炸机便迫使重庆衣衫褴褛的市民们不得不躲到防空洞里避难。重庆所处的山区常常处于阴云密布之下,所以,较之轰炸我们日常遇到的问题更多的是潮湿。”

　　在费正清眼中,这时的重庆还充满着幻灭和失意的空气。经济的恶化、猖獗的贪污现象尤为让人反感,独裁的统治更把许多自由主义者推上了激进化的道路。有一次,病中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从距离江对岸半英里的此处观看,重庆就像由破旧的盒子堆积而成的垃圾堆。”

　　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1942年时的重庆人民是充满自信的,他坚信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获胜。

　　积极接触重庆的左翼人士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费正清开始主动地和重庆的左翼人士接触。1943年夏天,白修德向费正清介绍了《大公报》记者杨刚、中共的新闻联络员龚澎,他由此进而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高层。

　　在回忆录里,费正清说:“在周公馆里,臭虫或许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会漏湿床铺。但虔诚的信仰依然如故,使人感到它能将这个沉睡的国家唤醒。”虽然对陕甘宁边区的中共的情况不甚了解,但他对重庆的中共人员却满怀善意。通过与左翼人士的交往,费正清觉得左派集团是沉闷的山城中一股清新的空气。

　　在离开重庆之前,费正清基于亲身的经历判断:1943年底,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与中心,蒋介石已经失去中国知识界的信任和忠诚,也失去了民心,连国民党的上层人士对这样严重的局势也感到力不从心。

　　因此,费正清积极建议:美国应该尽快与中共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中国研究的“开国皇帝”

　　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大学后,开始自觉地扩展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私下里,他开始被称呼为“中国研究的‘开国皇帝’”。

　　除了著述,费正清还在哈佛大学培养了几千名学生,建立起一支由众多本科生、研究生、研究员和教授构成的力量雄厚的研究队伍。从1936年至1977年退休,这四十年间,费正清推动了数以百计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个人学术研究项目,使中国问题研究在哈佛和全美范围内获得广泛支持。哈佛大学不仅成为美国的东亚研究基地,而且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

　　1973年,傅高义接替费正清成为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据史载,他曾玩笑地说:“我发现自己想知道,当有权威的开国皇帝尚健在而且充满活力,中国王朝的第二任帝王掌权之后,他会怎么想呢?”他高度评价费正清在推动学术发展方面的贡献:“在哈佛的中国研究领域中,费正清是伟大的奠基者和机构缔造者。他的继任者不是某个个人,而是一群学者。……如果没有一位自信的不懈的斗士,开垦拓荒并创建我们的‘东亚王朝’,我们无法像今天这样欣欣向荣。”

　　“如今,国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价值越来越受到普通读者的关注,这不能不归功于费正清,”张益说,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史景迁的《大汗之国》、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能成为畅销图书,或多或少地与费正清有关,“这些作者要不是他的学生就是他的同事。他的影响至今还在。”

(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