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仁
我这辈子有幸和党校结缘。1979年春天我在孝感地委工作时上省委党校学习，后来又有幸四次上中央党校学习。中央党校的学习生活使我受益终身，一生难忘。
优美的环境 学习的殿堂
中央党校位于北京西郊颐和园北边，与颐和园只一路之隔。校园环境优美，人称马列公园。中央党校校园内风光秀丽，苍松翠柏、茂林修竹，小桥流水、湖光山色。能在这样一个风景秀丽、人文荟萃的马列公园学习深造，乃人生之大幸也！
1980年9月我第一次进中央党校，从基层来到首都这样优美的环境学习，兴奋不已。课余时间我到校园内各处走走，尽享这马列公园的风光。经过中央党校四次学习，校内各个景区，校外附近各个名胜古迹和著名大学我都走到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不过，对中央党校学习环境我最称赞的除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以外，还有两条，一是一人一间住房，二是图书馆、陈列馆。一人一间住房，使学习不受干扰，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和思考。中央党校图书馆藏书百万余册，陈列馆有国内上千种报纸杂志和国外一些著名的报刊，如美国的《纽约时报》、苏联的《真理报》等。陈列馆陈列有党中央、国务院、各省市、各部委的文件，还有中央一些主要报刊的内参资料，当时没有互联网，获取信息全靠文字材料，到了这里真可谓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我在中央党校四次学习都非常认真，也很刻苦。我有两套笔记：一套是课堂笔记，用于听课记录，共用了40多个笔记本；一套是整理后的文稿。很多领导和专家来讲课，很少照本宣科，都放得很开。如胡乔木讲毛泽东思想，邓力群讲“陈云经济思想”，还有周扬讲文艺问题，他连续讲了8个小时，一张纸也没拿，娓娓道来，逻辑非常严密。郑必坚讲邓小平理论，王珏讲《资本论》，钱其琛讲国际形势，钱学森讲科技，等等，我觉得很难得，很宝贵。当时比较年轻，记得快，加上一些速记符号基本都记下来了，课后我又认真整理成文稿。现在还保留着这些文稿。学习期间我很少外出，不是在房间看书学习、整理文稿，就是在陈列馆看资料，专心致志，接受丰富的知识和信息，真是其乐无穷。
一次胡耀邦校长给我们讲读书的问题。他当时已65岁了，但是精力充沛。他讲课手舞足蹈、幽默风趣、生动活泼，大家最喜欢听他讲课。他在讲课中向我们推荐了日本首相吉田茂（1878—1967）写的《激荡的百年史》。他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短短100年，经历了两个改变国家命运的“热血年代”——一个是“明治维新”，一个是“战后重建”，两次都是在一片废墟中崛起。二战后，日本国家经济已经崩溃，百废待兴。当时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要求日本普及9年义务教育，实现教育兴国，连日本文部省思想都不通，认为没有条件。但麦克阿瑟强制推行，短短数十年日本就发展起来了。胡耀邦校长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要振兴中华民族，必须发展教育，要读书，提高人的素质。我们这样做了就可以赶超日本。
党校除白天正课学习外，晚上还安排一些知识讲座。第二次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每周五晚上安排文史讲座。有一段时间由教育长宋振庭给我们讲《红楼梦》，他不拿讲稿，娓娓道来，大段大段背诵《红楼梦》里的精彩段落和诗词，使人如痴如醉。他说：《红楼梦》他读了四十多遍，如果说《红楼梦》能全部背下来，有点夸张，但《红楼梦》里的所有诗词都能背下来确是事实。《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大量的抒情、写景、咏史、状物的诗词，丰富多彩，他都能背下来，这使我大为吃惊！宋振庭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干部，曾任吉林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读书读到这种程度真使我佩服不已，与他相比我也感到惭愧。
良好的校风 党性的熔炉
中央党校有良好的校风，对学员的要求是很严格的。1982年9月我第二次上中央党校，王震任校长，蒋南翔任第一副校长，党校教育实现正规化。开学不到一周，党校就对全体学员进行了一次摸底考试。一百道题，闭卷考试，内容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社会科学又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组成部分，还有历史、文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有一道小题问DNA是什么，我当时就没有答出来。通过这次考试，学员们都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从而增强了学习的自觉性和紧迫感。
党校把学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坚持从严治校，严肃校风校纪。一到党校组建学员党支部后，党校派来的组织员就要求我们做到三个转变：从领导干部转变为普通学员，从紧张工作转变为安心学习，从家庭生活转变为集体生活。凡是到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都是学员，所有学员都没有等级、没有特权，住一样的房，吃一样的饭，不能让人代学、代写、陪读，更不能拉关系、搞小圈子，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把精力放在学习上，
真正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学有所成。中央党校课程安排很紧，基本上是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自习或讨论，晚上也学习。除星期日（当时没有双休日，只休星期日）可以外出外，其他时间都不能外出，有事外出要请假。一天以上要经学部批准。为了方便学员星期日到市里去看看，党校安排二十多台大交通车在礼堂前广场上，要去的同志就坐大交通车，党校的车把学员送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东侧，下午4点从那儿坐车回校，没有学员坐小车的，更没有人带车去学习。
当时所有的学员都在学员食堂就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央党校没有互相吃请的现象，也没有外出应酬吃喝，从省部级干部、厅级干部到普通理论班学员，大家一日三餐都在几个学员食堂排队买饭吃，感到很自然，很惬意。1989年12月我参加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学员大多都是省部级领导干部，我那个小组就有中央组织部老部长陈野平、辽宁省委书记全树仁、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等领导同志，大家住一样的单间房子，一样在学员食堂排队买饭吃。12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第三次来参加班上座谈讨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吃饭时也和我们学员一样排队吃份饭。
党校学习也不组织学员外出考察。为了让学员了解国家经济建设的情况，只安排到北京市一些企业参观。记得1982年11月党校组织学员到房山东方红炼油厂参观，当时在炼油厂任副厂长的吴仪（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志给我们介绍情况。她穿着一双黑色高统胶鞋，从生产车间过来，显得很干练。
理论的武装 认识的升华
党校的学习，“就是要贯彻理论武装，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的宗旨。回忆在中央党校的四次学习，每一次在理论上都有新的认识、新的收获。
我第一次到中央党校学习，是1980年9月至1981年1月。当时，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人们的思想大解放，空前活跃，同时也出现了思想混乱。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后党的历史作一个决议，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决议》第三稿写出来后，中央在党内组织了4000人的大讨论，我作为中央党校的学员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大讨论。经过参加两周的讨论修改，听了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报告，结合回忆建党、建国后我们党的历史，我理论上有很大的提高，认识上有了升华。
第二次到中央党校学习，是 1982年 9月至1983年7月，是一年制的培训班。进校时，正在开十二大。我们首先学习的就是邓小平在十二大的《开幕词》和胡耀邦的政治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当时感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个新概念，体现了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后来我们又重点学习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现在看来，邓小平当时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述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纲领，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们取得一切成就的根本保证，可以说邓小平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第三次到中央党校学习，是1989年下半年，参加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当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发生演变，苏联共产党面临解体，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面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党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有党内高级干部和理论专家参加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组部部长宋平同志亲自主持。在研究班上，大家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重要指示，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形势，敞开思想 ，畅所欲言。党中央对研究班很重视，江泽民总书记三次到研究班参加研讨，在1989年12月29日的座谈中还发表了《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的重要讲话。这次研究班的学习研讨对稳定和统一全党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四次到中央党校学习，是1994年春，参加“全国党校校长研讨班”。这次研讨班重点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们听了邓力群、郑必坚等专家的报告，认真研讨了如何把邓小平理论学习引向深入的问题。1994年3月7日江泽民总书记与我们研讨班的学员进行了座谈，我向江泽民总书记汇报了我们组织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打算和想法。江泽民总书记最后发表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重要讲话，提出：“我们要抓好全党的学习，希望从领导干部做起，来一个脚踏实地、讲求实效的学习竞赛，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收获更大一点。”这次学习为全党兴起学习邓小平理论新高潮作了充分准备。
（作者系湖北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