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们，上海现在的几个爆炸性问题都是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交通问题、住房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都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群众骂我们还得骂上几年，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菜篮子”问题可以解决吧？上海的气候条件、工业基础难道不如天津、北京？只要我们使一把劲，努一把力，完全可以把它搞上去。只有把这项工作做好了，才能够动员起上海人民的劲头。因为这个“菜篮子”是天天要买的啊，他一感到价格涨了、买不到了，他就骂啊。
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突破口。这件事情，江泽民同志和我委托裴先白[10]同志，带领市财贸办和市农委的人在春节前考察了北京、天津的经验，之后花了两个月时间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市财贸办、农委的同志一起制定了一个发展郊区副业生产和改革购销体制的办法。市委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副食品生产和供应，要我当组长，叶公琦同志是副组长。我跟叶公琦同志讲，不管你以后干什么，这件事情没有完成不能卸任。另外请裴先白同志当顾问，他搞财贸工作几十年，他这两个月的工作如果让我来做，我一年也做不出来。现在制订了一个初步听起来是非常好的计划，肉、禽、蛋、菜一条龙，都找市农委负责，从生产一直到批发管起来，将来上海没有菜吃，你就找市农委主任，搞责任制。实际上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在做了，市农委的同志还是抓得很紧的。当然，这要求我们市农委和市财贸办很好地合作，不依靠这两个部门共同努力，这个工作还是做不好的，但同志们也不要期望过高。我向同志们保证，今年下半年主要的精力是抓副食品生产。
第五，狠抓科技同生产的结合，发挥科技的优势。刚才陈沂[11]同志写了个条子，要我表态把上海已经失去的优势给夺回来。科技优势还没失去，还在上海，现在是怎么样把它发挥出来。江泽民同志和我委托一位老同志顾训方[12]，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市“赶超办”[13]的，我们就用那一套办法来搞这个事情。现在经过他召集各路科技大军，开了好多次座谈会，写了好几稿，最后确定要抓23个重点科技项目，通过各路科技大军把它们拿下来，这样的话，就把整个上海的科技和生产带动起来了。我的初步意见，不要23项，太多了，市政府抓10项就够了，其他可以由各委办局、各区县自己抓。比如说，把“桑塔纳”的国产化搞出来，1990年达到年产6万辆，过几年达到年产l5万辆，这个就不得了啦。再比如，36万台程控电话，上海贝尔公司的国产化全部实现了，我们集成电路的技术也掌握了，上海整个水平就提高一步了。还比如，我们把30万吨合成氨、30万吨乙烯成套设备，60万千瓦的发电设备攻关出来以后，那一年就是很大的产值和利润。市政府就集中力量把这10项攻出来。我建议组织10个领导小组，请10位老同志出来分别负责这10个领导小组。
第六，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江泽民同志已经讲了，这也是党的十三大的精神，我们要贯彻。我想根据代表们的意见讲一讲。一是大家要求增加经费，江泽民同志已经做了原则性的表态，我们一定根据这个原则去做。但是也有代表提出怕我们说话不算，这次市长候选人就要承诺加1500万元，否则的话，对你投弃权票。这一点请同志们谅解，我们暂时还不能承诺，因为困难很大，谁也难以预言生产、出口能不能搞上去，财政收入能不能完成包干任务。我现在就许诺的话，等于是说空话。我能够保证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完成得好，首先增加教育经费；如果我们完成得不好，我们首先砍行政经费、基本建设经费，也绝不砍教育经费。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了，同志们是不是能谅解啊？二是应该加强中小学教育，这是基础性的东西。根据我的体会，中小学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学的东西印象最深、记得最牢的是中学的时候。现在回忆我在中学学的代数，比我在大学学的微积分印象深刻得多，上大学以后很多东西都记不住了。所以我对中学的老师怀着深深的敬意，中学老师、小学老师的形象始终是难以忘记的。我觉得上海最重要的是加强中小学教育，提高这方面的水平，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职业培训，这样上海的振兴指日可待。我并不是说不要加强大学教育，没有这个意思。大学主要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对中小学教育应该给予更大的关注。职业培训是非常重要的。前段时间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领导人谈话，他们说德国振兴的秘密很简单，就是职业教育。我专门去德国考察过职业培训，到过好几个州，确实了不起，每个工厂都有职业学校，拿最好的设备培训学徒工，而学徒工并不一定在他的工厂工作，可以到别的工厂去，私营企业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他有这么强大的培训网，所以能做出世界上质量最高的产品。我们现在这些学徒工未经培训就上岗，好多设备不搞坏才怪！现在急需加强中小学教育，然后搞职业培训，不要大家都往大学跑，这样上海才能真正振兴起来。三是要加强管理教育。最近有些外国人到上海考察，写了个报告，说他们跟一些厂长谈话以后非常失望，中国搞大进大出、搞商品经济的人才都不够水平。确实，对我们的厂长、经理的培训非常重要，上海好多厂长还不够外国的一个车间主任的水平。有些厂长说，你不给我原材料，我就没法生产啊，产品没有销路，那我也不管啊，亏损你来补啊，你给我免税、优惠啊。这样的厂长、经理根本不够格，要对他们进行现代化管理教育。我想上海有这么多的管理学院，应该把上海市的厂长、经理培训系统地抓起来，特别是搞大进大出，现在能说外语，又懂技术、懂法律、懂业务，能跟外国人谈判的人才不是很多，要抓紧培训。如果我们没有上万个这样的人，整个国家怎么大进大出啊？怎么能够把上海搞好啊？这个庞大队伍的准备工作现在就要开始。
教育问题不是增加经费就能解决的。现在有个问题，对人才的重视没有引起注意。人才外流在上海非常严重，我发表了三条意见，上海的报纸没有登，但是北京的报纸登了。怎么保住上海的人才？我想，第一，我们的科研人员要到大中型企业里面去，要消除门户之见，你跟他结合了，你的价值才能体现出来，在外国都是这样的。我到日本、美国去的时候看到，他们那里科研人员也是要到企业里面去。我们的大中型企业有困难，搞不活，自己没多少钱，但是这个情况即将改变，上海财政包干、企业承包以后，他的钱会越来越多。另外，竞争也逼迫企业要越来越重视科学技术。现在重视不够，老产品可以销，将来就不行了，有远见的厂长现在就应该重视人才、重视技术。我想把两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够把科技和生产搞好，又可以逐步提高知识分子的收入。第二，科技人才可以到“三资”企业里面去，“三资”企业的工资总是高一点。第三，你至少还能去乡镇企业，郊区有很多乡镇企业，他们的体制可以搞得更活点，这样可以改善一下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是也不光是一个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我们应该尊敬他们，以各种形式提高他们的地位。我想这也是我们留住人才的一个办法，采取各种灵活的形式，比如说更加重视教师节，虽然物质条件一时难以改善，但是精神上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温暖。当然要做这件事情也不容易，在目前这个阶段、在很多措施没有见效以前，我希望各级领导同志能够对要外流的技术人员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请他们照顾一下全局。我相信他们也是想振兴上海的，希望他们暂时克服一点困难，不要再往外流了，存在的问题我们会逐步加以解决的。
第七，城市交通建设和住房问题。这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期望也是最高的，我收到的人民来信大量的都是讲这个问题，确实做不到有求必应，这个问题我想哪一届市政府都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这里面是不是有个先后次序的问题？首先是把上海的交通搞上去，交通不改善，房子往哪里盖？目前我们的希望是开发浦东，黄浦江上面多建几座大桥，把工厂、人口向浦东疏散，这样旧市区才便于改造。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所以对开发浦东，江泽民同志很重视，最近要主持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不可能在短期实现，但是我们总是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当前最主要的是加强现有基础设施管理，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比如人车分流，不能大改变，总可以改善。市环境卫生局被我批评两次后，把垃圾问题解决了，我很高兴。我想只要我们大家努力，环境卫生问题大家齐动手，包干，各区、县长负责，这个事情是可以搞好的。另外还有环境污染，希望工业方面的同志特别是厂长要注意，我们现在治理很困难，你至少不要增加新的污染。现在好多工厂的厂长不顾大局，在水源上游盖工厂，什么东西都往里面排，对这些厂长要进行警告，再这样对上海制造污染，我想在座的人民代表是不会答应的。在环境的污染方面一定要严格，一定要预防，不能继续污染下去。
今天我只能讲到这里。简报我已经看到了，对我的信任我很感动，同志们对我的支持，我是非常感谢的，但是同志们的期望确实使我感到任务艰巨。我今后一定在党中央、国务院、上海市委和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依靠在座的人大代表和全市1200多万人民，兢兢业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马洪，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2]安志文，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3]马洪，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4]工作报告，指江泽民在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5]“陈情表”，指朱基同志于1988年2月28日就“桑塔纳”轿车增产问题致李鹏、姚依林同志的信。[6]中外记者招待会，1988年3月30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记者招待会，邀请上海市、福建省代表团负责人回答中外记者提问。[7]报告，指黄菊在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上海市198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8]“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9]“双增双节”，指增产节约、增收节支。[10]裴先白，当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1]陈沂，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2]顾训方，曾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生产技术局局长等职，当时任中共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3]市“赶超办”，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立的上海市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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