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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心态的深刻揭示
贪风炽盛之处，必定吏治败坏，贿赂公行，公理荡然，民怨沸腾。《聊斋志异》在涉及官府事务时，通过贿赂以枉法谋私的情节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例如：“以具（巨）金贿上下”，本拟死罪者“得不死”（《姚安》）。大盗落网，可“以重贿脱之”（《刘夫人》）。官吏治狱不公，遭上司追究，“纳数千金”，即可“营脱”（《成仙》）。官员获罪，“罚赎万金”，即可免刑（《青梅》）。一人涉嫌“讼诬”，拟严办，“啗以重贿，始得免”（《陈锡九》）。一“狂生”因与某刺史为酒友，“凡有小讼求直者，辄受薄贿，为之缓颊，刺史每可其请”（《狂生》）。官员欲谋“迁擢”，需“赉银如干数赴京”钻营打点（《遵化署狐》）。夺人妻女，以“货产行赇”，官府反将本夫“拘质”（《霍女》）。有的本属冤枉，也需要“醵钱贿役”，以免遭凌虐（《陈锡九》）。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甚至有的人通过贿赂，妄攀无辜，祸及良善，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人于死地（《云梦公主》、《陈锡九》）。几乎整个社会风气都变了，形成了“生死曲直，不断之以法，而断之以贿”的怪现象。将以上种种联系到一起，就使读者有充分理由相信，在那样一种政治生态下，公正敛迹，正义不伸，法律已经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仆。
贪赃枉法需要冒巨大的风险，上则国法难容，官德不齿；下则千夫所指，万人唾骂。一旦事情败露，难免声名扫地、身败名裂。为什么许多官员还是如飞蛾扑火，甘冒不韪呢？他们究竟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来看看《聊斋志异》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续黄粱》描写了一个醉心功名利禄、渴求高居人上的青年士子，在梦中经历了“一言之合，荣膺圣眷”，在天子的恩宠下，大富大贵，权势煊赫，由于擅作威福、百计聚敛、纵情声色、作恶多端，最终一朝失势，沦为狱囚，甚至难逃天谴，坠入“九幽十八狱”的故事。虽然鲁迅认为此篇事迹，“颇有从唐人传奇转化而出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但不论从内容之丰富，抑或文采之华美，都决不是《枕中记》或《邯郸梦》的简单复制和演绎，而是真正的艺术再创作，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主人公的短短一梦中，浓缩了当时宦海凶险、仕途龌龊的众生相。当主人公高居于权力颠峰时，“撚髯微呼，则应诺雷动”，“公卿增海物，伛偻足恭者，叠出其门”，“公卿将士，尽奔走于门下，估计夤缘，俨如负贩，仰息望尘，不可算数。”甚至“奴仆一到，则守、令承颜；书函一投，则司、院枉法”。如果“有杰士贤臣，不肯阿附，轻则置之闲散，重则褫以编氓。甚且一臂不袒，辄迕鹿马之奸；片语方干，远竄豺狼之地”，真可以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一旦失宠，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则“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门墙、称假父者，亦反颜相向”，终于众叛亲离，成为影单形只的孤家寡人。
这位黄粱一梦的主人公，在手握重权、身居高位之际，叱咤风云，颐指气使，却又毫无奉公尽职、为国为民的观念，“不思捐躯摩顶，以报万一”，“国计民生，罔存念虑”，当然就经不起金钱美女的种种诱惑，利用权势，大肆搜刮，“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不是“仗势凌人”，卖官鬻爵，就是“声色狗马，昼夜荒淫”。“接第连仟者，皆畏势献沃产，自此富可敌国。”（《续黄梁》）
他们难道不怕人们的抗拒、愤怒和揭露吗？对此，贪官们自有一套奇特的逻辑。《梦狼》中弟兄俩的一段对话，极为典型地吐露了大多数贪官的心声，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事情的缘起要从直隶一位姓白的老人说起。老人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南方做官。一日，老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到了儿子的衙署，看到堂上、堂下都是恶狼，台阶上则白骨如山。儿子竟然用巨狼衔来的死人“聊充庖厨”。老人正惊疑间，忽见两个“金甲猛士”将其子锁住，其子“扑地化为虎”，“虎大吼，声振山岳。翁大惧，忽醒，乃知其梦。”这个梦让老人很不放心，便派次子往探究竟。“弟居数日，见其蠹役满堂，纳贿关说者，中夜不绝，流涕谏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关窍耳。黜陟之权，在上台不在百姓。上台喜，便是好官；爱百姓，何术能令上台喜也？’弟知不可劝止，遂归。”（《梦狼》）为什么对待百姓可以如狼似虎，作威作福呢？因为“黜陟之权”，“不在百姓”。所以，人民群众的生死存亡、哀痛疾苦，自然是不必放在心上的，只要把“上台”伺候好了，“便是好官”。能够得到上司的喜好与信任，不管贪赃枉法也好，草菅人命也好，都可以在仕途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在那个时候，没有群众监督，没有舆论监督，也没有健全的制度监督，上面这样的思想自然更是为许多无耻之徒奉为圭臬，使自己的贪渎行为有恃而无恐了。
我们把《聊斋志异》关于贪官心态的揭示作一个简单的概括，就可以看出，主要是他们无力抵御和抗拒权力与金钱的诱惑。在掌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时候，他们不能自制，恣情妄为，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擅权枉法。在雕梁画栋、锦衣玉食的巨大物质利益面前，他们目眩神迷，穷奢极欲，声色犬马，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这双重诱惑，使得他们不惜以身试法，铤而走险。这样，官吏贪贿的现象就成为社会的毒瘤，不但长久存在，而且不断蔓延扩散，以致于在那个时代，“求一真正清廉之吏，几等于麟角凤毛”了。
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清初顺治、康熙年间。到他的晚年，开始进入“康乾盛世”。总的来说，这时清朝统治渐趋稳定，国家的统一得以实现，版图有所扩大，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也有了一定的繁荣，人口有了迅速的增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的黑暗和残暴，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老百姓的头上，人民照样遭受着各种各样难以挣脱的苦难。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的“盛世”，决不是老百姓的极乐世界和幸福天堂，人民不过是像鲁迅所说，生活在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已（《坟·灯下漫笔》）。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可以把《聊斋志异》看作是一曲“盛世悲歌”。毛泽东同志把《聊斋志异》同《红楼梦》、《金瓶梅》相并列，称这是中国小说中写社会历史的难得的三部书。细读《聊斋志异》对官场百态的描写，有助于我们对清代社会历史的进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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