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代价：滥用“环境红利”，只能让我们付出一份不对称的“账单”
“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２００多年前的清代诗人孙髯翁曾挥笔写就一首闻名天下的长联咏叹“五百里滇池”。
倘在今日，孙髯翁恐怕再无雅兴，昔日的长联也只能换来一声长叹——
滇池自上世纪７０年代遭受破坏和污染，虽治理几十年，投入资金高达数百亿元，如今水质等级仍为重度污染。
有人感叹，滇池好似一个“资金无底洞”，发展与污染之间的成本该如何核算？
对应着过去支撑中国高增长的“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中认为中国发展同样有着“环境红利”——
历时四年研究，马中教授牵头的一项课题研究发现：按照现行水价体系，从取水到污水处理，企业只需支付极低的费用，远低于它对环境的破坏。
统计显示，全国每年排放的废污水量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的３５０亿吨左右上升到去年的６８４亿吨，这相当于全国１３亿人每人排放５３吨。
过度的“环境红利”所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和资源退化，这是我们无法挽回的巨大环境成本！
看看这样一份“账单”吧：
世界银行曾估算，中国每年大气污染引发的损失高达４０００多亿元；
全国每年因土壤污染而减产粮食损失超过２００亿元；
去年全国财政环保投入２９３２亿元；
治理太湖污染至今投入８００亿元；
……
在不断恶化的环境面前，我们付出的代价不仅是金钱，而且是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这又岂能用钱来衡量！？
马克思说过，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
“巨大自然资产损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和抵消了我们所创造的国民财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说，“前者是看不见的生态损失，后者才是看得见的经济统计。”
失衡的天平：环保与掠夺资源式发展抉择的背后，是“绿色和黑色”两者间长期的纠结与争锋
“一种奇怪的寂静笼罩了整个小镇。鸟儿消失了，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正玩耍的孩子也出现突然倒地死亡的现象……”
１９６２年，美国人路易斯·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揭示了农药“滴滴涕”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轰动全球。
卡逊的这本小书因此成为世界环保意识觉醒过程中“里程碑式”著作。但现在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书面世时世界上众多农药商们甚至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曾竭力诋毁卡逊的论断，并对这个弱女子进行人身攻击。
由于观念和利益因素，历史的天平常常在发展和环保之间失衡，更加偏重前者——
作为中国环保领域的开拓者，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曾感慨：谁都赞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可许多地方在制定具体政策时，还是宁可牺牲环境保护经济！
在雾霾现象最为严重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仅占我国国土面积的８％左右，却消耗全国４２％的煤炭、５２％的汽柴油，单位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区的５倍以上。
目前，全国逾半数的重化工业还分布在长江、黄河等水系周围。在各地“十二五”规划中，依然有２０多个省份把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来发展。
忽视环保、掠夺资源的发展道路已越来越走不通，也走不起。中国支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严重不足，中国ＧＤＰ占世界的比重不到１０％，能源消费却占２０％左右。
曲格平认为，中国目前还没做到有效避免很多发达国家曾经历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这位８３岁的“环保老人”疾呼：我们已到了抉择转变的关键时刻！
